中国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贵了,这是白领们的错觉吗?(组图)

作者｜ 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

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元！年轻人入行装修月入4万元！电工师傅月收入高达10万元！……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类关于带有宣传性的报道越来越多。

有人还在网上发起了投票，“月入轻松过万的蓝领，与月薪只有3、4千元的小白领，谁是真正的‘社会新底层’？”当然，投票结果不言而喻。

确实，“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贵了”，是很多人都有的感受。

在许多发达国家，普通办公室职员的工资收入往往不如蓝领工人，而且蓝领工人本身也是“中产”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现在似乎也在朝着这个“蓝领中产化”的方向发展。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如果中国的“蓝领”和“小白领”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非常大了，那么“小白领”们为什么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呢？毕竟，工作是人们自己选择的；或者换句话说，工作好不好，人们用自己的选择作出的“投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因此，对于“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贵了”这种现象，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要比较的是时薪

“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贵了”这种表述是不清晰的。

很多鼓吹“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贵了”的人，既不讲体力劳动者的技能和经验、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和工作环境，也不讲他们的工作时间。

不妨先从最简单的工作时间说起。假设有两个人条件完全一样，一个人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另一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前者工资收入比后者高出一倍，难道不应该吗？事实上，考虑到工作时间与工作收入之间通常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即便前者的收入比后者高出两倍、三倍甚至更多，也没有太多可以指责的地方。

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平均来说肯定比“小白领”要多很多。因此如果要进行对比，一个相对来说更加恰当的基准是比较两者在单位时间内可以赚得的收入，即时薪。

平心而论，如果按时薪来计算，一个月收入8000元的体力劳动者，未必能比一个月薪4000元的办公室底层小白领高出多少。想一想在制造业工厂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的情况，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对“体力劳动者”和“小白领”的收入的这种简单化的直接比较，还忽视了许多其他因素。

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简单地将拥有专业技能和经验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与没有多少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刚入职的底层白领相比。

高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往往是在特定领域（例如装修行业）具有专业技能和经验的从业者，通过了长时间的技能培训和实践考验。



这些拥有专业技能和经验的体力劳动者当然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一方面，市场对他们的需求更大，雇主需要付出更高的薪酬来吸引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性质意味着他们往往需要承担某些责任和风险，比如说完成高难度的设计任务、进行现场施工指挥，或者完成高精度的操作，等等，需要给予更有力的激励。

此外，在工作强度、工作环境的舒适度和危险性，以及工作的稳定性和长期发展前景等方面存在的区别，也都意味着可能需要对“体力劳动者”在收入方面给予一定的“补偿”。

因此，在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贵”的收入中，包括了太多其他因素带来的溢价。纯粹意义上的体力劳动是不是真的变贵了？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显。

纯粹意义上的体力劳动是不是真的变贵了、变贵了多少，不能只凭主观印象，可能需要更多的统计数据不过，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在相对意义上，“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贵”应该是一个趋势。这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分两个层面来看。



体力劳动 ≠ 低技能劳动者，关键看供需关系

从根本上说，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取决于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和供给。在传统的静态分析中，人们往往将体力劳动者等同于低技能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等同于高技能劳动者，同时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则主要用受教育程度来衡量。

但是，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情况却不一样，过于笼统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的区分不再合适。

对此，可以借用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蒂娅·戈尔丁提出的“教育与技术的赛跑”框架，以美国的汽车等行业的演变为例来说明。

戈尔丁指出，在技术进步和教育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赛跑，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都是这场赛跑带来的结果。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技能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劳动力能够快速地进行调整，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就能够得到提高，同时又不会过分加剧经济结果的不平等。

相反，如果技术发展所要求的那些技能的供给增长缓慢，如果劳动力的技能组合本身又不能灵活地适应变化，那么经济增长就会放缓，收入不平等就会扩大。那些能够迅速做出调整的人、那些获得了新技能的人，会得到奖励，而其他人则会被甩在后面。

汽车生产始于一些大型手工作坊。汽车在刚开始出现时，是由拥有高技能的工匠们先以手工方式打磨好各种零部件，然后装配成整车的。后来，出现了标准化且可互换的汽车零部件，于是汽车就变成了在工厂的流水线里用各种零部件组装起来的了（就像在1913年福特的汽车厂中那样）。

随着这种技术进步而来的是对技能需求的转变：在流水线里组装汽车的工作，可以由大量只拥有相对较少的专业汽车工匠技能的操作工来完成，因而对原来的拥有很高的专业技能的工匠的需求大幅减少了。

再过很久之后，另一场技术进步，即自动化汽车装配线出现了（大体上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于是对低技能的操作工的需求减少了，而对高技能的机械师的需求则增加了。

不难看出，上面描述的汽车生产方法的第一次技术进步降低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而第二次技术进步则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在供给方面，美国汽车行业这两次技术进步发生的时期，大体上是与“高中运动”和“大学运动”相匹配的。在第一次技术进步后，上过高中、拥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尽管其技能低于专业工匠，就可以胜任作为一名操作工的工作任务。

第二次技术进步后，企业平均而言雇用了更多的高技能的生产工人（蓝领），同时也雇用了更多的非生产工人（白领）。所谓的“蓝领中产化”在这个时期也大体上完成了。

在这两次技术进步中，新技术带来的需求增长，“奖励”的是一般性技能，如计算能力、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阅读能力和解读蓝图的能力，等等。这就是说，在这两个阶段，拥有中学或大学毕业文凭，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称为“不可或缺”的人才了。

大多数制造业都经历了类似的技术进步过程，但是也有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手工生产方式。在这些行业，如雕刻业和珠宝业，可能没有经历过明显的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先下降、然后又回升的变化过程，它们对高技能的工匠的需求一般来说比其他行业要高。



但是，进入21世纪初之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美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对拥有很高的分析-综合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非常大，这些人能够进行抽象思考，并且对本行业、整体经济，以及包括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前沿都有着深入的、非常规的理解。另一方面，对那些能够提供高质量“面对面”服务的劳动者的需求也大大增加。

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需求情况出现了进一步的变化。任何一种传统的“高技能”，如果能够通过外包或离岸外包的形式输出或获得，那么无论多么复杂，都可能是非常脆弱的（比如说解读CT片技能），因为只要可以外包，就可能面临需求增长停滞甚至需求下降的危险。

到这个阶段，大学毕业文凭不再是成功之路的通行证了，受教育程度也可能不是衡量技能水平的最适当的指标了。相反，特定专业学科的学位和特定工作领域的培训和经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同时人际交往能力也变得非常重要。

另外更加重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可以用计算机程序替代的许多传统的“高技能”也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说机器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代“蓝领”的工作，那么人工智能则将在一定意义上更多地取代“白领”的工作。显然，处理非例行事务的、需要面对面人际交往的工作将不那么容易受到影响。

因此，随着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对只能由个人亲身提供的“体力劳动”的相对需求将会呈上升趋势。

中国的具体情况当然与美国有所不同，但是上述观察结论基本上也是适用的。



鲍默尔“成本病”导致“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贵”

上面的分析，说到底其实只涉及了第一个层面：高技能体力劳动者有越来越贵的趋势。本节将简要说明第二个层面：低技能体力劳动者，也有可能会呈现出“越来越贵”的趋势。

这可以借用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的“成本病”概念来说明。

成本病是一种“增长中的烦恼”。全社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在各个部门之间必然存在不平衡。鲍莫尔将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技术进步快、生产率持续增长的“进步部门”，另一个是技术进步慢，生产率增长停滞的“停滞部门”。

进步部门生产率提高得快是因为可以用机器替代劳动，而停滞部门生产率无法提高是因为无法用机器替代劳动（比如餐厅服务员）。很显然，那些通过无法规模化、无法用机器替代的体力劳动提供的行业或服务，也属此列——可以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不属此列。

主要依赖体力劳动投入的行业的雇主，也必须使工资水平与制造业保持同步增长（不然无法吸引劳动者进入）。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的不断上涨与停滞的生产率结合到一起，将导致服务的生产成本相对于制造业上升，这种成本逐渐传递到价格上面，会使服务的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产品价格上升，即体力劳动越来越贵。

以许多人经常提到的收入很高的“装修师傅”来举例。他们从事的装修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无法大规模地以机器替代劳动的、生产率提高缓慢的行业。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无法用生产率的提高来抵消，所以自然会通过“越来越贵”的体力劳动表现出来。



体力劳动者可能还不够贵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如果中国的“蓝领”和“小白领”之间的收入差距真的已经是非常大了，那么那些“小白领”为什么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呢？

这个问题涉及了劳动供给调整的黏性。曾几何时，在中国，劳动供给是一个比劳动需求更“快”的变量，一有需求，马上就会完全填上，有时甚至显得劳动供给是无限似的。



现在则不一样了。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2）》显示，我国蓝领劳动者群体规模超过了4亿，近年来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超过1.5，即每150个岗位只有100位求职者，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超过了2。

供给的调整为什么这么慢？一个原因是很多年轻人上了大学，好几年不会进入就业市场；而且大学毕业后也容易受困于沉没成本，不愿意改行从事体力劳动。更何况，要学会一门体力劳动技能，也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现象本身也许意味着，就其真实水平而不是网络上流传的那几个特例而言，（高技能）体力劳动可能还不够贵，不然不会吸引不到足够多的进入者。何以如此，背后的制度和文化原因，也许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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