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阮春福接棒阮富仲 越共效仿中共顶层设计(组图)

在2021年3、4月之间，越南第十四届国会（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按期召开。此次全程12天的大会将审议越共十三大第二次会议的讨论结果，进而选举决定包括越南下一届国家主席、总理及国会主席在内的25名高级别领导人。

对越共来说，这一切早有定数。越南现任总理阮春福已在3月23日被宣布提名参选越南国家主席，在4月2日获正式提名，并将于5日当选。越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范明政提名参选总理，现任河内市委书记王廷惠提名参选国会主席，两人的职务也因此确定。加之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此前已连任。在越共高层座次已定之际，越南权利最高层的安排也基本尘埃落定。

越共已选出新一届18名政治局委员，其权力机构的顶层也已确立

















现年67岁的阮春福与阮富仲一同超期服役，并接棒国家主席一职并非偶然，这种格局的形成与越共在2021年最终喊出“全面深化改革”口号，并在此前数年间效仿中共类似机制，确立高层分工有很大关系，它不仅决定了阮春福在越南行政体系近年来扮演的角色，可能也宣示了中共顶层设计对越共的影响。

越南版深改委

就目前河内的政治风气来说，阮富仲自2016年开始的大规模反腐进程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其麾下的“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这一机构目前已查办了21名越共中央委员（含两名政治局委员）、22名高级军官。

随着阮富仲先后对岘港、胡志明市、海防市以及首都河内等地的地方实力派官员采取措施，查办了包括阮春英、阮青海、丁罗升、必成冈、阮德忠在内的一批高官，外界以为其解决上届班子遗留问题的态度更为坚决。加之越共还在此期间全面推进党的组织建设，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越来越重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对敌斗争。这使得外界开始认为阮富仲是河内的“核心”。



图中为胡志明市前市委书记丁罗升（右）2016年会见中国副总理韩正时的留影，丁罗升此后先后因石油帮、岘港案等牵连入狱，两案并罚，至2021年需入狱24年。（新华社）

必须承认，以阮富仲在河内扮演的角色来说，他的核心地位不容置疑。但整党、整治意识形态并不是河内工作的全部。环顾2016年以来的河内主流媒体，政治、经济并行的两条主线无时无刻提醒外界。它意味着以阮富仲领导的反腐运动以及由阮春福领导的行政改革两条路线同样重要。

阮富仲从2016年开始的“烧热火炉、烘干木柴”的反腐整党活动约束和监督了越共高层约2,000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管理的干部”。此举通过整顿官场、净化风气、查办专案、整训干部等手段，尝试提高越南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战斗力和工作效率。它与越南经济、政治体系在2017年后寻求“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有很大关系。越共中央经济部已在2017年提出类似建议，计划以“精简高效、符合新形势的方向研究完善组织结构”。



从2018年以来，越南总理阮春福逐渐扮演起“救火队长”的角色，他身后的随行人员经常包含一支由各部部长、副部长、学者和专业官僚组成的团队，这与他组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型国家指导委员会有很大关系。（新华社）

到2017年10月，越南政府也通过1688号决定，责成阮春福、王廷惠会同越南计划投资部建立“经济结构重组国家指导委员会”，该部门以越南政府办公室领衔，下辖工贸部、农村部、经济部、科技部等15个部级单位，涵盖了越南主要政府部门，还包括了河内、胡志明市、岘港三个直辖市。这一机构的架构与中共在2013年建立，2017年改组，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衔，统管经济体制、生态文明、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委员会”机制颇有相似之处，但其背后也有基于越南国情的无奈。

越南如何借鉴

越共希望在净化风气、加强党建和纪律建设时，发挥其“先锋队”的作用。中共的党建经验对河内而言是可以部分借鉴的。但越南“省级政府制度”的客观国情为其改革带来了困难。

在潘文凯、阮晋勇政府时期，越共高层为了解决全国5到10个主要省份负担全国56个省的财政支出问题，在2006年后将财政、土地、资源等管理问题从中央下放到地方。还允许各个省份可自行发放投资项目许可证，为招商引资自行制定政策，导致越南最多时出现33个省份为争夺外国直接投资（FDI），竞相以低于国家关税税率的超低税率吸引外商办厂投资。



对华文世界来说，越南前总理阮晋勇（左）似乎承担了太多超乎其身份的角色，他利用美、日、韩、中等国资本大搞改革，客观上在2006年到2016年的10年间给越南带来了经济增长，但他也同样造成了越南全国范围内的乱相。（新华社）

这种地方制度法规的混乱直到2017年仍是困扰各国投资者的难题：他们既要依据越南中央规定的《外国投资法》和具体的实施细则，又要考虑各地不同的规避政策。一旦中央对地方进行约束，政府违约的风险就大大增加，损失最大的仍是投资企业。

此外，潘文凯政府末期签订的2004年第8号政府令在下放行政权力给地方政府之余，也给了越南省级政府机构的“绝对权力”。各地省级人民委员会主席（即省长）在任命、替换和免除其下属的行政和专门机构领导时具有全权，无须经上级相关部门或者中央机构的同意。这导致越南“全家当官”现象在多个省份极为常见，虽然阮晋勇时期试图以“从其他省份招募官员填充某些重要职位”，以避免地方主义和裙带主义，但空降干部也很容易被架空。

很显然，越南中央到地方的机制重叠以及分权导致其很难照搬中方行政体系改革精简编制之后的实践，这使得越方不得不将其“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度拆分运转。



2018年7月，席卷越南北部河江、谅山、山萝、和平四省的高考舞弊案爆发，次年，越南教育部开始彻查，到2019年10月17日，此前主持调查的越南教育部副部长黎海安突然坠楼身亡。此案引发越南知识界不满。黎氏也是阮春福亲自擢升的官员。（越南《年轻人报》截图）

在阮富仲狠抓党务，确保纪律，重建越共信誉与风气的时候，阮春福作为专业官僚，利用阮晋勇时期建立的跨政府部门“政府行政改革指导委员会”，以行政改革为突破口，通过精简警察、政府冗余机构，建立公共政务中心，加速建立电子政务系统等手段，设法改善投资营商环境、提高经济增长率，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型”的进程。

这种清理余毒和机构体制改革并行的进程，让越南的基层怠政、懒政在2017年后被逐级放大了，其中影响最为恶劣的莫过于胡志明市号称“越南浦东”的守添新区不仅建设停滞，还发生15,000户被征地居民无家可归的事件，随着阮春福带领整训干部与专业官僚组成的团队，在6个月内尽力解决了这一问题，并未使之与同期发生的大规模示威形成共鸣，其在越南深化体制改革中的领导地位也由此奠定并确立。

目前，随着河内等地在2020年后，由阮春福出面指挥，逐渐加大力度解决河内轻轨2A线（越南称“吉灵—河东线”）、苏沥江清污项目、南山垃圾场以及黎直8B大厦违建等积压问题，并在对抗新冠疫情的斗争中以“武汉封城经验”处置岘港、胡志明市、河内等地疫情，越共的威望正在从十二大前的低谷上升到最高点，阮春福也和阮富仲一样，得到了民间“伯伯”的称呼。这种大环境也有利于越共继续在未来五到十年间开展其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