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中文项目迁台 因“中华文化在台湾”?(图)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创办的暑期中文学习项目——“哈佛北京书院”宣布，将从2022年起改为与台湾大学合作、迁往台北，并改名成“哈佛台北书院”。

该项目负责人声称，由于参加该项目的哈佛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到“不友善”的对待，所以才要把文化合作项目移往海峡对岸的台湾。

对此，台湾绿营见猎心喜，不仅借机污蔑大陆进行言论审查，更大肆颂扬乃是因为台湾拥有“政治民主自由、社会多元蓬勃”等环境，有利于美国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中文世界。

何以两岸在争取非中文世界学生时呈现出零和博弈的架势？美国突然于文化合作领域在两岸之间“选边站”，真的是基于台湾有更加优质的中文学习环境吗？



《泰晤士报》报道截图

冷战的台湾：欧美学中文的窗口

冷战时期，台湾作为美国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以及在东亚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由于拥有与中国大陆同根同源的人文历史环境，在美苏剑拔弩张的极端年代，派遣留学生赴台湾学习中文与中华文化，以期掌握中文世界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及其语境，成为当时欧美国家了解中国的少数渠道之一。

尤其当大陆推行简体字、发动文革“破四旧”时，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恰与海外汉学研究需求不谋而合，亦符合欧洲中心观对遥远东方的“想象”，因缘际会之下，小小的台湾岛成为面向西方的传统中华文化研究重镇。

时过境迁，当中苏关系转坏，中美两国借“乒乓外交”等文化体育领域交流使双方政治关系迈向正常化，民间交流也渐趋热络。特别是大陆宣示改革开放与苏联解体之后，中美之间的政治对抗态势大幅下降，经贸与人员往来更是呈现井喷式成长，欧美国家已有直接接触中华文化与踏查神州大陆的机会，自然不愿舍近求远。

就在大陆将资源大量投入到各重点高校、设置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时，正值1990年代台湾本土化浪潮，台湾对中华文化的重视程度大不如前，两岸在吸引外籍人士学习中文与传统文化的条件与环境上此消彼涨，曾在中华文化输出领域领先的台湾已逐渐被大陆所赶超。

文化的中国：美国人赴台多习传统文化

如今的台湾地区，以“华语文教学”为名的教学单位为数不少。

查询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大专院校一览表”或“台湾华语教育资源中心”网站可以发现，目前全台共有16所大学设有“华语文学系”、研究所和硕博士学位学程，63所大学设立了“华语文教学中心”或“语言中心华语课程”。

前者为授予本科、硕士、博士等学位的学位点，后者乃吸引来自非华语地区外籍生学习汉语的教学单位，多属短期研修性质，不授予学位，此次事件中的“哈佛北京书院”，正是这样的形态。

而这些从美国来台湾的研修生，在为期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又学习了什么呢？

以笔者曾就读的台湾政治大学为例，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从2012年起皆和美国国防部下辖的教育、研究机构——“国防语言学院”（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有着交流项目。

在网上仍可搜索到的“2016年美国防语言学院学生访台湾政治大学课程表”显示，学员来台后，每天上午进行课程学习，内容包括：台湾社会、国民党历史、两岸关系、美台关系及美中关系、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中国传统科技、中国传统艺术、中国哲学思想、台美福利制度对比、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华民俗文化、台湾原住民文化与历史、台湾地理、饮食文化、中国文字历史与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深蓝战略在经济市场的运用、从文学作品到电影艺术；下午则安排参访行程，诸如国民党党史馆、台湾海基会、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与士林官邸、台北孔庙、佛教团体法鼓山、艋舺龙山寺、顺益原住民博物馆、台北故宫等位于台北的文化场所，以及周末前往台南进行两天的参访。

由此得知，上述研习课题多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主，且主旨绝大多数是体现“中华文化在台湾”，对于政治、经济领域则涉略不多，对当代中国大陆发展与社会现况的介绍更是少之又少。

可以说，这所台湾高校在对美交流上依旧将自己定位成“文化中国”的传播者；然而，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绝不可能只停留在1949年，其后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在中华大地上的冲突、调适与融合，不仅是14亿中国人数十年来所共同经历、面对的重要课题，更是中华文化仍历久弥新的动力来源。

倘若学员们想要一窥中华文化的全貌，并将其活学活用于当代社会里，例如大陆时下当红的线上考古现场直播、古文物题材电视剧热播，以及线下开发、贩售文创商品的“三结合”，使传统文化更加立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仅在台湾一隅学习不免犹如以管窥天，缺乏与实体对象与文化氛围的亲身体验交流，这也是在台湾学习中华文化的局限所在。



中文班的实情：非常规系所的推广课程

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教授夏学理认为，无须过度吹捧“哈佛北京书院”的重要性，因为该书院不过是哈佛大学“教育推广部”（Harvard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之下的“哈佛夏日学院”（Harvard Summer School）所提供的一个暑期专班而已，根本不是哈佛大学开设的常规性课程，也没有将参加资格限定在哈佛大学学生内部，而是欢迎全球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有志学习者报名参与。

既然该书院课程不那么重要，又没有设定许多严格的门坎，何以要从北京转移到台北举办呢？

就读台湾政治大学国发所的博士生、中文教师季宇琦指出，这是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后，中美文化教育合作的规模被迫缩减，过去“哈佛北京书院”号称能提供学员在中国大陆各地进行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如今只能改成线上进行；而已逐步开放边境管制、又拥有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台湾，自然成为理想的替代方案。

季宇琦继而表示，“哈佛北京书院”的教材向来由哈佛大学自行编写，师资由哈佛培训，中文课程也与哈佛大学本校衔接，完全由哈佛大学自主、不受干预，与绿营声称的“政治自由、社会多元”毫不相干，一旦未来美国疫情控制得当，书院活动迁回北京举办也不无可能。

综上所述，台湾曾经在冷战期间扮演西方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尤其特别侧重于历史文化领域，在后疫情时代台美重新加强往来互动，自然也会是回复到冷战时期着重“文化中国”的范畴上。

美国青年通过课程活动在台学习了中文和中华传统文化，却有可能强化了自清末以降白人对东方的既定“想象”；台湾青年则是在增进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之外，再次强化了“美国代表世界秩序”的迷思。

而课程中要是缺乏对现当代中国大陆走出“一穷二白”的经验介绍，或不去理解大陆社会如何调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间的矛盾，台美青年恐怕也会因信息不对称产生误判，终究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认识、误解大陆。对中美关系而言，长远来说都不是件好事。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