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靠警察,解封也要靠警察,法国是警察国家吗?(图)

2020年5月7日 星期四 晴

解封倒计时第四天！

随着解封时间的临近，我不但没有感到放松，反而更感到紧张。法国已经经历了疫情前的毫无准备，疫情爆发后的慌乱，进退失据，现在即将进入解封第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令人失望，第三个阶段也无法让人充满期待。其实整个法国何尝不是这样想啊。对政府抗疫完全有信心的只有7%。

今天欧洲死亡人数继续大幅上升，突破15万。这氛围怎么也和解封的放松联系不起来。

和欧美相反，解封后的中国水波不惊，输入型病例也得到有效控制。尤其令法国媒体眼热的是中国的经济复苏：四月份的出口已经出现正增长，而且是8.2%的高速度，贸易顺差增长了2.5倍。《费加罗》报的标题是：尽管有疫情，但中国的出口丝毫不受影响。

继打赢疫情之后，中国正在打赢经济复苏战，战略优势日积月累。欧盟正期待最晚9月份和中国达成国外投资保护协定。这份协定双方已经谈判了七年，事移时移，最终还是实力决定一切。

昨天素来以神通广大爆料政治丑闻而著称的《鸭鸣报》披露早在去年12月，法驻华大使罗梁（Laurent Bili）就向法国总统和外交部长发出疫情报警，但均被漠视。事件已经过去四个多月，法国也即将解封，何以在这个时候泄露出去呢？

《鸭鸣报》在法国一向被视为讽刺幽默的小报，但其能量却远远超出想象。2017年，法国大选如火如荼，一路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萨科奇总统时代的总理菲永突遭《鸭鸣报》毁灭性重击：

先是曝光他聘用夫人担任自己的国会议员助理，期间领高达近50万欧元的干薪（即不干活，吃空饷）——很快又升级为100万，并在《两个世界杂志》担任虚职，获10万欧元薪酬。菲永又被指在2005-2007年期间，以法律助手的名义，给他两个学法律但尚未获得相关资格的子女，支付了8.4万欧元税前工资。随后菲永选情急转直下，第一轮就被淘汰。马克龙和他刚成立半年的政党笑到最后。

曾竞选法国总统的菲永（资料图/中国新闻网）

这起事件显示了《鸭鸣报》非同寻常的政治人脉：试想，谁能把一个担任过总理而且正在竞选总统的政治人物几十年前从政的黑材料这么详细地挖出来？谁都知道放料人的目的是改变选举结果，让自己支持的人获胜，绝非为了正义。否则，为什么不几十年前就曝光？为什么不在菲永当总理时抛出来，非要等他选总统时？只是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收集如此之多政治人物的黑材料，进而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我以前在日记里说到西方制度选不出优秀的人才，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来，西方这种选举制度是希望通过公开的竞争，选出优秀能胜任的领导人。但在实践中，这种方法却变成了丑陋、残酷、无底线的政治恶斗。竞争各方不再进行政策比拼，也不是展示各自的能力，相反却从道德上抹黑、政治上消灭对手。前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曾是2012年声望最高的政治人物卡恩，能力出众。假如没有发生在纽约的离奇强奸门事件，法国在他的领导之下，绝不会是奥朗德浪费和倒退的五年。

或许为这种制度辩护的人会认为，这种选举时出现的扒粪现象是一种净化和监督机制，可以给政治人物以警告，对之进行有效的约束。但事实上，年年选举花相似，粪永远扒不完。

1971年11月，媒体揭发竞选总统的沙邦·戴尔马从1967年至1970年间少交税或不交税。

1979年10月10日，《鸭鸣报》刊出新闻说，想再当选总统的德斯坦6年前曾经收过中非总统博卡萨30克拉的大钻石。

1995年，前总理阿兰·朱佩（曾和菲永一起参加党内初选）被曝自己和儿子都住在巴黎市政府福利房中；前农业和经济部长艾尔维·盖马尔被媒体爆出财政部给他们家支付1.44万欧元的房费，而他自己的一幢巴黎公寓却在出租，每月可得2300欧元房租。

2011年2月，正值阿拉伯之春的首发国突尼斯风云四起之际，媒体爆料称，曾经先后任国防、内政、司法和外交部长的阿利奥·玛丽和丈夫不久前乘一个商人的飞机私访突尼斯。她与丈夫和这名商人还有房产关系。这名商人正是被民众推下台的本·阿里总统的密友。

虽然一旦曝光，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就被终结，但却可谓前赴后继，一浪高过一浪。其警示意义何在？监督效用何在？不过，这种“监督”在当事人菲永眼里是这样的：“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接受民主体制中的糟粕。”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人无完人，是人都有人性弱点，而且每一个从政之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够确立未来要选总统的目标，为此在从政之初就以总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一些类似于聘用亲属而又未必真正工作的灰色地带往往会出现。更何况，还有候选人来自如商界、艺术界等其他领域，其道德标准、私生活规范更和政治人物不同。一旦他们参与竞选，就会被扒得体无完肤。



关于“扒粪”的讽刺漫画

事实上，这种扒粪现象只有两种效果：

一是令有能力的人望而却步，放弃参选，结果出现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法国能够出现奥朗德如此平庸的领导人的原因。

二是丑陋的选举严重毒害民众对政治的信心，也严重毒化社会风气。根据巴黎政治学院2016年的政治分析报告（Cevipof），近九成（89%）的民众认为政治人物不代表民众，认为政治人物诚实的只有23%，认为他们腐败的则高达75%。对政治人物不信任、厌恶、烦感的高达78%。

这一次《鸭鸣报》再一次“替天行道”，根据经验，又不知哪一路法力无边的势力不满马克龙的表现，要再度掀起一场政治大战。

按说，民众饱受疫情煎熬，素来热爱自由的法国人民也已经禁足50多天，不满和愤怒也日益升高。此时的爆料直指疫情爆发原因，应该引爆法国社会。但至少从目前看，恰恰相反，非常平静，无人关注。所有的媒体、反对党也都保持沉默，民众也没有跟进。

做一合理推测，一是政府强有力的护航，就如同前卫生部长比赞女士的爆料一样，不允许任何人再讨论。二是爆料者只是要给马克龙一个严重的警告，并非真的要打倒他。

法国政治不透明，我们也就只能猜测或静观后续演变了。不管怎么样，西方媒体的监督能力和功效在下降，这是一个证据。如果说美国是因为互联网和社会交媒体的原因——特朗普一个推特胜过《纽约时报》和CNN，欧洲则是因为政府的强有力管控。这点在这次疫情期间表现得十分突出。

像大家都十分关心的法国病毒源头问题，参加武汉军运会的队员爆料也同样未能引起各界足够的重视。政府和医学界都没有人采取行动，唯一出面表态的是军方，完全否认了这位队员的说法。事实上，这位队员的声明很难证明也很难证伪，因为当时没有检测试剂，也无法做检测，样本也都没有保留。现在几个月过去了，再测试也没有用了。但何以军方就一口否定呢？

今天法国最重要的事，是下午4时菲利普总理发布解封详细方案，涉及到卫生、学校、经济、交通出行、工作几个方面。基本上和此前讨论的区别不大。我就谈一下和中国解封的不同。

第一，法国不分疫情轻重，全都解封。而中国是根据疫情的实际程度一步步解封，像武汉是最后一个解封的城市。

第二，中国只是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班学生去上学，因为有中考和高考的需要，其他还都没有开学。像山东小学也没有开学，大学也没有开学，还是要减少人的聚集。法国则是先让小学和托儿所开学，涉及约100万名学生和13万老师。

法国这种做法的原因主要是未成年人不能自已呆在家里，上一辈老人也不承担照看孩子的责任。小学和托儿所不开学，父母就不能出去上班，社会也无法复工。其次，他们认为未成年人感染新冠的概率比较低，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和制定办法的。

第三就是解封之后，有症状的人都可以接受检测了，如果是阳性就要在家隔离。这和中国的区别也很大，我们在一开始就要求和鼓励有症状的人都要做检测，是阳性就全部隔离，包括密切接触者也都要隔离。从这点来说，法国自疫情以来公布的数据都是不准确的，是重症为主的数据。所以我就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法国媒体还觉得自己有资格质疑中国的数据不准确呢？

第四，就是中国的解封基本还是靠自律，法国必须要动用警察。比如乘公交要强制性戴口罩，法国的办法又是运用警察和罚款：２万名警察在地铁等场所进行检查 ，违规者罚款135欧。



报道截自：欧洲周闻

西方总是自夸自己有公民社会，并一直指责中国没有公民社会。我不认为西方的指责有错，中国确实没有西方那样的公民社会，但西方把公民社会的功能讲错了。

西方的公民社会在疫情期间除了助长病毒传播（比如宗教聚会）、反对政府的隔离令（组织游行抗议），没有发挥过什么正面作用。他们的所谓自治功能、自我管理功能也根本看不到，相反是西方各国不得不动用警察去执行政府的措施。

武汉解封，公交系统不过是增加了安全员（也是自己的员工），其作用就是在车厢内宣传引导乘客下车、换乘时扫码，全程佩戴好口罩，如发现同乘人员聚集、交谈等情况，及时劝阻。更没有罚款一说。事实上民众违反规定的事情极少，表现出很强的自律性和责任感。

简而言之，中国没有西方的公民社会，但有自律和责任，有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更识大体、顾大局。

国内不少学者，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荣休教授王绍光，对西方所谓的公民社会早就有清醒的认识：

“公民社会是黑白好坏混在一块的大杂烩，与民主并没有必然的等号。”

“公民社会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编造的粗糙神话，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未必存在。”

这一次，新冠疫情就把西方公民社会“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粉碎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当代中国成功崛起的最后一个因素：运气。

中国素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以中国的历史来看，国运和自然是有巧合的。像赤壁之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当年西夏顽强地抵抗成吉思汗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而且史书上据信也击伤了这位传世英雄，并成为他的一个死因。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却摧毁了军民的士气，出降国灭。当然从根本上讲，以西夏的国力是不可能抵挡得住蒙古铁骑的，根本的还是靠自己，运气只是锦上添花，加速历史进程，而不能逆转。

中国运气主要有四：

一是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不仅大幅提升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和地位，更对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中国及时提了醒。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所总结的：

“这次的东南亚危机，相当于我们的一次‘免费授课’——我们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却受到了几乎与我们自己遭遇金融危机一样的深刻教训。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次的东南亚危机，我们没有对我们所存在的诸如国有企业、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等问题的危害性及其严重后果的较深刻的认识，不存在现在开始有的那种‘危机意识’，而是相反，沿着过去的路子走下去，甚至进一步将日本、韩国的一些有问题的做法当作经验来学习，到头来我们的问题可能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发生的危机可能更加惨重，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事实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进而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也有类似的效果。不过那时中国经济相对而言已经非常强大，抗冲击力和承受犯错的能力大大提升，和1997年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2001年恐怖主义成为全球特别是西方的头号挑战，中国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期。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一方面由于冷战结束，中国和西方结盟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中国反成为遏制对象。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包括前苏东集团在内的转型国家中表现最为成功的，其发展势头引发了西方的高度担忧。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政府一建立，就把主要力量放到遏制中国身上。恰在此时9·11恐怖袭击发生，美国再度和中国结盟共同反恐。

自由派学者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这样评论此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这实在是太幸运了”。事实上，美国的重大战略失误不仅给中国创造了机遇，更严重损害了它的软硬实力。

三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政治效应。

阿拉伯之春迅速演变成残酷、混乱的阿拉伯之冬，震惊了世界，也震醒了世界。它以军事政变、内战、无政府状态、“伊斯兰国”崛起和难民惨剧的活生生现实否定了西方民主的普世性，更印证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合法性。

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因此迅速缩小，倾向西方的群体日益边缘化，其挑战国家发展道路的能力几乎完全丧失。其实这个效应在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也令2008年年底他们发起的最大规模向西方政治学习的举动成为历史闹剧。

第四个运气则是号称西方最大黑天鹅事件的特朗普当选。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中国专家凯利·布朗（Kerry Brown）就认为，美国选出一个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空间施展影响力的特朗普总统，是中国的运气。他写道：

“美国选了一个每天都证明这个国家的信心和政治影响力都在走下坡的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软实力的贡献，胜过中国花了亿计金钱以及600家孔子学院所发挥的政治宣传。特朗普对自由贸易、环保、多边外交的态度，为中国敞开了几年前所难以想像的空间，方便施展它的影响力。”



事实上布朗的点评并不到位，特朗普最大的贡献是令全球质疑和反思为什么西方的制度会有这样的结果。类似的质疑还有：为什么英国的公投是如此荒唐、既害人也害已的结果？

综上观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和奇迹，固有偶然因素，但根本的还是自身雄厚积淀的文明与时代激发的结果。在竞争如此激烈、时机瞬息万变的苛刻历史条件下，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仍然绽放出其强大、潜能难测的生命力。

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虽然“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行百里路半九十，曾经的参照都成为历史，中国即将进入无人区。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中国的信心和前行的步伐。

作为挑战的回应，中国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曾有法国朋友请教，希望我能用通俗易懂的一句话向他解释，这是什么思想？为什么伟大？我微微笑道：“中国是伟大国家，民族复兴是伟大事业，能让伟大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的思想就是伟大思想。”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