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6年拍下真人纪录片 撕开阶层固化残酷一面(组图)

今天，#五一后9省份高校陆续开学#的话题登上热搜榜，想不到这不知不觉地，2020年竟已经过去三分之一。时下最焦虑的人群之一应该是参加今年高考的人，因为疫情影响，开学时间一再推迟，尽管2020年高考时间整体比往年延后一个月，但留给学子们奋战的时间，确实不多，距离高考只剩下66天了。

中国古人信奉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到了21世纪的当代，人生的选择性多了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高考仍旧成为很多普通人打破阶级固化、改变命运的出路。每年的高考季，关于阶层流动的话题就会引发讨论，最近，一部纪录片《出·路》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导演郑琼足足花了6年时间，跟拍3个不同阶层孩子，三个故事，三种人生，像是处于平行世界的不同空间里的存在，没有交集。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们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这也是为何这部片子放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看，依旧有许多值得思考的空间。

出·路 A Way Out

每个人一辈子都要经历各种坎儿。



2009年，郑琼导演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了来自中国的三个孩子，而几位主角们，也正经历着人生重要的转折。

马百娟，生长在甘肃大山里的12岁小姑娘，让人印象很深的是她捧着书本，念着自己对未来人生的憧憬：“我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

 

徐佳，湖北咸宁一个城镇的小青年，19岁的他高考连续落榜两年后选择继续高考，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考上一所好大学。



袁晗寒，学艺术的北京女孩，17岁辍学在家，家境优渥让她不用为物质层面的事情发愁，也有很多试错的机会，在对抗“无聊”这个最大敌人的过程中，她想要为“自己真正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寻一个答案。



谈起为何要拍这样一部纪录片，作为一个和传媒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导演，郑琼始终觉得，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是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当她决心跟拍几个不同的孩子的人生之后，就义无反顾地去做了，尽管拍人生第一部纪录片时她的年龄已经过了40周岁；尽管这部片子一分钱预算都没有，全是自己掏钱。

“但这件事如果不去做，心里会一直不舒服。”



纪录片《出·路》导演 拍《出·路》深层次的动机是，她发现，三个不同的孩子，生长在不同的环境里，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像在一个平行世界里永不相交的三条线，

“很多人并不了解另外一群人是在如何生活的，我不认为这个片子是想表达一种社会隔阂，相反是想达到一种融合，会让我们对自己不了解的一段生活有些了解，有些理解。” 在我们周围，关于“阶级固化”的讨论其实一直存在，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固化有着深刻的背景，社会和所在圈层里关于成功的固有定义、权力掌控者们施加的压力和枷锁……让人和人之间的隔阂产生。



这部真实记录三个不同阶层孩子的纪录片的意义就在于，让那些还没有能力与那些枷锁抗争的人，至少能看到枷锁的存在，产生跳出藩篱的认知—— “唯一的出路就是你去打破那些成功学、社会权力文化带给你的所有枷锁。” 郑琼无心成为上帝，整个拍摄有一个标尺横亘着，那就是“尊重生活的逻辑，尊重命运”。





当真实的命运缩影被展示出来时，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山沟沟小女孩马百娟、小镇复读青年徐佳、北京艺术生袁晗寒，他们在每个阶段的抗争、选择不同，结局也不相同。



 从左至右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

马百娟念书的地方是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小学，这是村子里唯一的学校，学生和老师加起来就7个人。



12岁才上小学二年级的马百娟，在不上学的时间里，多半干农活做家务，打井水、喂猪、做饭、跟父母去田里收谷子…… 

全家一年开销不超过50块，冷水泡馍就是早餐，大山里的日子是真穷，在蜿蜒的山道里讨生活的人渺小得如蚂蚁一般。



在这样的地方，活着是第一位的，先前，家里父亲不支持马百娟读书，

“念书没用，念完考不上还不是回来种田吗？”最后是学校的老师做工作，父亲才勉强答应了让闺女读小学，马百娟当时已经10岁了。

家里的小哥哥大概是受家里大人的影响，总是埋汰马百娟：“你光费钱，给钱你，就知道花花花。”



梳着马尾辫，穿着红色衣服的马百娟因为有书读，眼睛里总是闪着光，她喜欢读书，憧憬着有一天能够考到北京去，只要心里放着这个梦，走起路来都特别有精神。

哪怕每天上学要走30里的路，就连买作业本都要走很久山路，放学回家也是干不完的家务和农活，她还是脸上挂着笑。       

徐佳是农民工的后代，19岁的他在咸宁高中读书，复读了2年依旧落榜，而父亲去世前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能考上一所好的大学。



父辈那一代人在城里打工，受尽了生活的苦，就想着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说实话，复读也挺崩溃的，何况是复读两次，有个阶段徐佳直接手心冒汗，发抖，脑袋里一大片空白，甚至想过自杀，当然，懂事的他不会把这些压力跟母亲讲。



母亲觉得成绩已经这样了，不如再赌一年，不差这一年的时间。

考上了好大学，有个好工作，日子就都好了。 

父亲的遗愿、母亲的期望，让徐佳没空思考别的，似乎他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和自私的权利，所以只埋头学习，徐佳最终考上一所不错的学校，把大学通知书拿到父亲坟前。 成为一名大学生，跟千千万万高考里沉浮后出来的人一样，迈进象牙塔，渡过四年大学时光。



袁晗寒是北京女孩，从小衣食无忧，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念的当地最好的学校，17岁的她在美院附中上高中时辍学了。 

在艺术天赋和创造力这块，袁晗寒是不错的，但学校考试她总会有几门课不及格，她抱怨学校总有一个老师跟她较劲，她妈妈也觉得女儿的天性或许不适应学校的教育，就主动为女儿从央美附中办了休学。 对休学这件事她的情绪也比较松弛，她回忆妈妈给她打电话说办休学手续时那天，带着些不正经的语调说：

“我当时特别不愿意回去，因为我新买的小被子和小褥子，还没有睡到两天，我就要放弃它了，我觉得特别的亏。”



休学之后，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袁晗寒她除了在家画画，外出写生外，大部分时间会宅在家看电影。 她也恐慌自己会不会一直这么无所事事下去，她开始思考做一些装置艺术，排一个话剧什么的，还去了性用品商店卖东西体验生活……

最后想起妈妈经常嘴巴念叨的想开一个咖啡馆，就自己去南锣鼓巷找了个店面租下来、设计，开了个小酒吧……但总算是有一个可以忙活的事情了。

 袁晗寒说自己没想过以后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没有人会被饿死，除非你想被饿死，而想被饿死怎么都能被饿死。” 



当郑琼第二次带着摄制组来到三个孩子的生活中时，三年已过，他们也经历了各自的人生转折。

 马百娟曾经有个让自己骄傲的愿望：想要考上北京的大学，然后给别人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钱，给家里买油买面。 此时的姑娘已经15岁了，马百娟全家都搬到了宁夏，而这次搬迁花掉了她爷爷一生的积蓄。



但总归生活条件是好一点了，住的地方也从以前没有灯的窑洞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安上了透明的玻璃窗。 马百娟却辍学了，换了新地方上学，15岁才读四年级的她即使再认真，成绩也跟不上，本来就有些灰心了，父亲觉得书读了也没啥用，小哥哥还经常泼冷水，“学不好还浪费钱你读书干啥……”

她只好不读了，想着去打工挣钱，给家里减轻点负担。



其实，这期间有个小插曲，三年前把马百娟的故事做成了一个小短片在BBC播出，曾有一位加拿大的观众写信，表示愿意资助马百娟和她的小哥哥读到大学。

但马百娟的小哥哥和父亲一样觉得读书没用，只想早点打工赚钱，主动退学了，马百娟后来也退学了，这场来自海外的教育资助也没了下文。 儿时去北京上大学的梦是碎了，去给别人打工挣1000块的工资，这个愿望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马百娟去了城里，壮着胆子去了一家店想应聘前台，大堂经理说她太小了，前台还得会用电脑，大多是需要学历的。



她怯生生地说：“那洗碗、扫地呢？”对方摇了摇头。



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石桥，她在桥墩子上坐着，摇头。

相比三年前，马百娟的面貌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眼睛里没了从前的光亮，人总喜欢低着个头。



2012年，摄制组找到徐佳时，他恰逢大四毕业找工作，他在网上投了很多简历，但是许多都没有回应。



奔走在街头，在各大招聘会穿梭寻找机会，混进人群里的徐佳，和同龄人一样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



后来，好不容易才跟一家中电技术公司签了合约。 在签合同那天，他感觉把自己“卖”出去了，心里空落落的，因为他所在的学校不是211、985，所以也没什么太多选择。 

当初复读高考更多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如今毕业找工作也是为了能尽快拿到不错的薪水，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让她少为自己操心。 在整个人生关键节点的选择上，似乎都是为了父母，然后被推着往前走。 社会环境里流行的成功学，洗脑了许多年轻人，他们被一种社会范式裹挟着往前走，按部就班地过。就像工具人，很少会想想自己内心真正喜欢和追求的是什么样子的。



 袁晗寒早已不必为物质发愁，所以她的选择“自我”感强烈很多，她的小酒吧如期开张了，但是没多久就倒闭了。

即便2万块打了水漂，她也不会有多少心理负担，因为她妈妈早就对她说，“如果失败了，就当交学费了。”



2012年袁晗寒去了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

读艺术硕士学位，她说自己情绪总是不太稳定，有时没来由的快乐，有时又陷入悲伤的情绪里。



为了稍稍消解一点她内心的不安，她还学会了抽烟，并且自己会做烟卷。 

 

时间再往前推移，来到2014年，当摄制组来到马百娟家里时，被她的父亲拒绝了，“给2万块就继续拍，给不了就不要纠缠。”

他始终觉得“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书多少念一点，够用就行了，以后有了孩子拖累即使有工作，有娃拖累，干也干不成。” 在他脑海里，闺女的出路就是嫁个男人，生几个娃，过日子。 

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表哥，后去了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工作。 镜头里马百娟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里，是她和几个跟自己年纪一样大的孕妇站在村口，说着家常，关于打工和读书的愿望，成为了天上最遥远的存在。



徐佳再次出现在镜头里时，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婚姻状态变成了已婚。

找到工作后不久他就结婚了，“因为想给女朋友一个交代。”



上大学、找工作、买房买车、结婚……徐佳的每一步似乎都是设定好的，他明白作为农民工的第二代，能够在大城市站住脚多么不容易，而在徐佳们的父辈看来，买房买车跨入中产阶层后，在村里也算扬眉吐气了。



徐佳似乎很早就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而细细想一下，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回想大学毕业时，徐佳说很想去西藏骑行，但是拿不出路费，后来有了钱，那个愿望也没有去完成。

就像是，他的每一次人生目标都是为了别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反而没有花心思去达成，但相比10年前的那个自己，他的确是通过上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袁晗寒在国外期间周游了整个欧洲，她眼前的机会太多，反而陷进迷茫里去。2015年回国，她说，“德国呆着挺无聊。”

为了回国后不无聊，她离开北京，去上海找了个美术馆实习。



后来袁晗寒回到北京注册了公司，成了艺术品投资公司的CEO。 但是很多时候，她仍旧会陷入彷徨之中。





从2009年开始拍摄，到2017年最终上映，这部纪录片《出·路》的诞生可以说非常曲折，拍摄就花费6年多，时间跨度大，中途还多次被马百娟家拒绝录制，从片名到过审的过程，也并非十分顺利。

但最终它还是在一百多个城市点映，导演郑琼并被当做“中国纪录片领域最重要的一个女人”，被邀请到国外参加各种纪录片电影节的评委。



 海外版海报

国内看过片子的观众也纷纷留言： “真的特别现实，我也觉得我们真的是就根据社会那套成功学来定义，需要找准自身的价值，并不是什么都按普通的社会标准来看，这样就变得畸形”“命运难以改变，哪怕是看似被高考改变了命运的徐佳，其实也算是注定好了的人生。”“导演对男孩所处的环境有很大批判，依着父母愿望考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为别人活着过一生的样子，像极了极大多数人。”



网友评论

 导演郑琼评价这部影片：“是一部‘孤独’、‘寂寞’的影片，其实我所拍摄的，就是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

 嫁给表哥的马百娟、农民工阶层的小伙子复读上大学的徐佳、17岁辍学后留学德国成为艺术品投资公司CEO的袁晗寒，三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而他们却像这个世界里没有交集的平行线…… 有人一辈子都在寻找罗马的路上摸爬滚打，有人出生那一刻就在罗马，而对有的人来说，罗马这辈子也只能存在于童年的憧憬里。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