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新冠肺炎一线记者:爸爸还在ICU,我们等他回家

健康时报 1

  “除了狗,我全家都被感染了。”首位感染新冠病毒的新闻工作者、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敖慕麟的经历让不少人都很揪心,担心他和家人的情况。

  3月6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联系到敖慕麟,他为记者介绍了自己的近况以及他在抗疫报道中经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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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汉街头报道的敖慕麟 敖慕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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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慕麟家的小狗,一直在家中陪伴他 敖慕麟供图

  爸爸已经用上了血浆,但人还在ICU

  2月19日,敖慕麟在微博发表了求助信息:求助,本人敖慕麟,父亲敖醒吾在封城初期陪同我在前线采访,报道武汉应对疫情相关情况。父亲不幸罹患新冠肺炎,目前病情危重,在金银潭医院ICU抢救,现急需新冠肺炎病愈者O型RH阳性 血浆,恳请爱心人士捐血。

  微博发出后,很多媒体和微博大v进行了转发,演员姚晨也在自己的微博进行了转发。

  2月20日,敖慕麟在微博写道,血浆已解决,叩谢各位帮助。

  “现在爸爸还在ICU继续治疗。”敖慕麟对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说,他也是后来才知道,血浆还是需要医护人员来协调调配,爸爸已经用上了康复患者的血浆,不过还没有出ICU,需要继续治疗。现在他和妈妈已经康复了,在家中继续修养,等待爸爸康复。

  敖慕麟的爸爸在感染新冠病毒前,是在敖慕麟的报道小分队中帮助他开车。

  疫情爆发时,敖慕麟正在家乡武汉,在他的一篇自述报道中他说:“其实我在2016年已经离开凤凰卫视了,这次武汉封城以后,是前同事联系我,希望我可以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协助他们做一些武汉市面的现场报道。武汉封城后的前两天,都是我自己拿着自拍杆、手机,一个人在街上完成报道。之后几经周折,我联络到一位摄影师刘亦农,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报道小分队:我负责采访出镜,阿农负责摄影,我爸帮我开车。”

  就这样,父亲陪着敖慕麟一起,记录了武汉封城之初的市面交通和生活的状况。

  在特约记者这个身份之外,敖慕麟只是个普通的武汉市民,仅有的外出防护装备就只有口罩,他在选定采访地点时非常谨慎,不去医院,尽量选择人流不太密集、比较通风的地方,工作回家后第一时间进行全身消毒。然而即便是这样,没想到还是感染了。

  1月26日,他感觉身体特别冷,也感觉有点累。当晚,母亲有一点发热,体温计测体温发现超过了37度。他马上警觉起来,让母亲先服用了一些退烧药,回房间进行休息。1月27日晚上,敖慕麟也出现了发烧症状。

  当时武汉市的前线医疗资源非常紧张,任何一间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处于爆满状态,所以他们不敢贸然去医院,打算先自我在家隔离,一日三餐由父亲负责。

  可是1月28号左右,敖慕麟的父亲也开始发热,并伴有肌肉酸痛和全身乏力等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这时的他开始非常担心,也无法判断,接下来的病情会如何发展?一家人会怎么样?

  对于如何感染、在哪里感染,敖慕麟没有任何头绪,他试图回想走过的地方、见过的人,“但始终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哪,它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不完全清楚它的传播途径。”

  艰难住院路,多方求助终于确诊

  父亲的情况比较严重,敖慕麟想做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诊,他想起之前采访中曾经报道过,为了缓解前线的医疗压力,武汉发动社区卫生院对发热市民进行筛查,如发现有新冠肺炎疑似或严重病例,才会转诊到上一级的定点医院进行收治。

  1月29日早上,敖慕麟一家开车到了街道的卫生院做检查。不过由于街道卫生院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们在这里只拍了X光,做了血常规的检测,不到半个小时就拿到了结果,显示三人血常规的指标存在异常,他和母亲的问题稍微轻一点,医生要求父亲必须作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按照标准的流程,父亲应该由街道卫生院安排,统一组织转送到定点医院接受诊治。但医生说,医院转运的交通工具是120,因为运力不足,如果要等,起码4小时。

  敖慕麟在社区开了点药又到药店买了一些药,先和家人一起回家了,在不断打听下,他了解到,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可以做CT,人也不多。当天晚上他们开车从汉口赶到武昌区做检查。

  在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CT的结果显示,他们一家三口肺部都有感染,父母是双肺感染,敖慕麟是单肺感染。但这里没有床位,没办法收治。一家人只能按照医生开的处方去买药、去吃药,按照医嘱三天后复诊。

  三天后也就是2月1日,他们到医院复诊时,显示他和父亲的感染面积仍在扩大,医生还是要求父亲马上住院,但仍然没有床位,最后只能够接受输液治疗。

  眼看父亲身体越来越虚弱,敖慕麟只能尝试找原来的同事和朋友,讲自己的经历和情况,看能不能找到相关资源可以让父亲住进医院。

  “从2月1日当晚8点开始一直到半夜,我的求助信息一直被不同的人在朋友圈转发:有朋友、有老同学,还有网络上的大V账号,很多媒体同行把我的求助信息转发到微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港台媒体机构如《明报》、《HK01》、《中时电子报》在第二天的报刊中也转载了我的经历。”敖慕麟在采访他的一篇文章中讲到。

  后来他收到了很多热心朋友们发来的消息,不少人告诉他蔡甸区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刚刚完成新改造,有600-700张床位,专门收治肺炎病人,那边也可以做到核酸检测,还附上了联络电话。根据信息,他拨打了医院那边的座机,但没人接听。

  2月2日早上10点,敖慕麟一家到了蔡甸区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此时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走道上密密麻麻全部是人,很多患者只能在室外进行输液,也有人在露天的环境下等待入院。

  那天武汉的气温大概8度左右,风很大。可是在医院折腾了一天,敖慕麟连号都没挂上,也没有得到确诊,更谈不上什么治疗。那时的他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当时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筋疲力尽。”

  无奈之下,他只有再一次向认识的人寻求帮助。可是当晚新一轮信息涌来时,敖慕麟已经累得接不动电话,后来他的大学同学帮他做的对接。好在最后终于联系到比较明确的核酸检测和入院信息。

  2月3日,一家人去医院做了检测。当时父亲的检测结果是阳性,直接被收入院,他和母亲是轻症,只需回家自我隔离,按时服药治疗。

  他和母亲恢复得比较快,现在已经在家里正常饮食起居,但父亲因为病情严重,后来被收进了重症监护室,“到今天,父亲已经在ICU待了大概20天了。”敖慕麟对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说,现在家人对父亲的情况还是非常的担心,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对父亲病情的改善有所帮助,同时非常感谢照顾父亲的医护人员,他们非常辛苦。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父亲能够早日康复回家。

  有害怕但不后悔,记录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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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慕麟在报道 敖慕麟供图

  “1月23日封城后,武汉天气冻得厉害。白天气温跌至接近零度,而且还不时下雨,这种湿冷下,体感的温度可能比零度还要低。”这是敖慕麟在封城之后的一段记录。这一天,他开始作为香港凤凰卫视的特约记者做疫情报道。

  “确诊后,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问敖慕麟。

  “没有。”他毫不犹豫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确实很怕,但不后悔。“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或者说是传媒人,就像医生的责任是救治病人一样,报道就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你所能做的就是在我控制的风险范围之内,尽量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此前敖慕麟曾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差不多10年,在凤凰卫视工作期间,参与过很多新闻节目的统筹和策划,见证了许多历史时刻,如2011年本·拉登之死、2014年马航MH370失踪事件、2015年的巴黎连环恐袭等。

  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他也不希望缺席记录。

  封城初期,很多人想要了解捐献物资的运输渠道,他做了梳理和介绍,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到如何能将物资运输进来,便于医院顺利获得医疗物资。他还记录了当时的交通状况以及居民的生活变化。包括后来在诊疗的过程中,前线医护人员的辛苦和付出,敖慕麟也没有忘记用手机记录。

  在报道的过程中,敖慕麟也记录了自己收获的感动。

  他在药店采访,当时口罩很紧俏,他问老板,口罩什么价格,老板说50个一盒的外科口罩,一块钱一个,价钱跟平时一样,他不能发国难财。

  他在医院排队等待时,看到医生的盒饭被运送了进来,但是忙碌了半天的医生们却没有吃,而是现场根据患者病情的轻重,把自己的盒饭包括面包等都发给了患者吃。

  他还在医院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拿着自己的检测报告问医生,阴性是什么意思?医生告诉她阴性就是正常的。然后小女孩又向医生确认,意思是我没有被感染是吗?医生说是的。当时小女孩高兴的在检验科跳了起来。孩子跳起来的那一刻让他至今难忘,他说:“虽然当时也知道核酸检测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小女孩这种情绪在当时人们到处求助的情况下,真的很令人鼓舞。”

  怀念武汉的烟火气,未来希望陪伴这座城

  在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敖慕麟一直生活在武汉,大学毕业,敖慕麟去香港、去上海工作,但武汉一直是他的家,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他眼中的武汉,是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不精致,但是多元、包容,武汉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大大大咧咧,“用武汉话说叫很讲胃口,他会很照顾人,然后答应的事情也会有一份责任感尽力去做。”敖慕麟说,从这些烟火中能体会到一种人性的美,感受到它的可爱之处。

  “这个城市冬天很冷,夏天很热,但也让武汉人很坚毅,疫情爆发到现在,大家都是在用生命抵抗。”

  敖慕麟说,武汉封城已经40天了,市民们在没有紧急情况时还是不能出门,生活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不便,物资采购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像我们这边的社区都是居民自发组织,团购去解决问题。物资方面其实各方面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了,每个社区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在顶部维持基本的运转,不让疫情产生更坏的影响,警察、环卫工人、快递员也非常辛苦,物资方面已经比封城前期有了改善。”

  不过他说,作为武汉市民,他也想提出一点建议。随着疫情发展,是不是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安排物流和人力,“比如信息统计方面,我自己每天重复接到很多电话,问我的情况和我父亲的情况,但后续没有跟进,这些是不是可以科学合理的调配。”另外他提出,物流企业是不是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加大运力和投入生产,来解决居民日常生活的困难。

  “武汉还有6000多的重症患者,他们都是比较危险的。”敖慕麟说,这些重症患者背后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市民做出的牺牲和努力,也非常令人关注,他们需要帮助。

  “疫情过后,希望大家都能抚平这些伤痛,武汉能再次恢复它的烟火气和活力。”敖慕麟说,过去他的大部分从业经历是在香港和上海,现在更加希望,未来可以在武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想要陪伴他的家乡,一直好好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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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倍可亲 查看原文
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20/03/07/6757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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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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