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正面临国家紧急事态。为解决这个问题,该党希望更多女性生育更多孩子。
政府给她们提供了一些甜头,比如更便宜的住房、税收优惠和现金。它还用上了爱国主义,呼吁她们做“贤妻良母”。
这些努力没有奏效。中国女性一直在以迅猛的速度逃避婚姻和孩子,以至于2023年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这加剧了政府对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和经济前景的危机感。
中国周三表示,2023年出生人口为902万,低于2022年的956万,这是该数字连续第七年下降。加上去年死亡的1110万人,中国的老年人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人口为14.0967亿人。
人口萎缩和老龄化令中国政府忧心忡忡,因为这使得中国失去了经济发展所需的适龄劳动人口。人口危机的到来比几乎所有人预期的都要早,给本就薄弱且资金不足的医疗和养老金体系带来了压力。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这一问题,它将出生率压低了30年。该政策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独生女,她们获得了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这个人群已经成为有能力的女性,现在,她们认为中国政府的努力是在把她们逼回家庭。
长期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直在谈论女性回归家庭更传统角色的必要性。他最近敦促政府官员提倡“婚育文化”,影响年轻人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
但专家表示,这些努力没有试图解决影响女性育儿观的一个现实问题: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那些旨在保护女性及其财产,确保她们得到平等对待的法律令她们失望。
“我们国家没有让很多女性安心生育的条件,”来自南方省份广东的社交媒体专业人士拉谢尔·陈(音)说。33岁的拉谢尔·陈已经结婚五年,她说自己没有要孩子的打算。
“生育政策好像只是针对传宗接代,完全没有保护生育的那个人,”她说。“没有保护女性自身的权益。”
宣传活动和国家主办的相亲活动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子。在中国,未婚夫妇或单身人士生孩子并不多见。官方媒体上有大量呼吁年轻人在“民族复兴”中发挥作用的言论。
父母们已经接受了这一信息,他们当中许多人本来就持有传统的婚姻观。拉谢尔·陈的父母有时会对她不要孩子的决定感到生气,他们会在电话里哭闹。“我们断绝关系,”他们告诉她。
由于反对性骚扰和职场歧视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女性对自己的权利有了更好的认识。当局试图压制中国的女权运动,但女权运动关于平等的思想仍然广泛传播。
“过去十年里,通过互联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女权主义社区,”中国女权活动人士郑楚然说,她曾在2015年国际妇女节前夕与其他四名活动人士一起被捕。“今天的女性更有力量了,”郑楚然说。
审查制度压制了很多围绕女性问题的辩论,有时还压制了关于性别歧视、骚扰或性别暴力的公开讨论。然而,郑楚然说,女性可以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并为受害者提供支持。
从纸面上看,中国有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例如,基于性别、种族或民族的就业歧视是非法的。郭晶是一名活动人士,曾帮助为在职场面临歧视和性骚扰的女性提供法律支持。她说,在实践中,公司会招聘男性求职者,歧视女性员工。
“在某种程度上,女性更加意识到生活各个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郭晶说。“女性仍然很难得到公正,即使是在法庭上。”2014年,她起诉了国有企业东方烹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因为她被告知学校只招聘男性。她胜诉了,但只获得了2000元的赔偿。
近期,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上关于暴力侵害女性的令人震惊的内容有所增加,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比如唐山一家餐馆里,几名女性遭野蛮殴打,以及一位八个孩子的母亲被发现用铁链锁在棚屋墙上的事。
女性在讨论为什么不想结婚时,经常提到这种暴力行为。政策和法规的变化也是一个原因,比如,新规定要求民事离婚必须有30天的冷静期才能最终裁定。结婚率已经连续九年下降。政府统计数据显示,这一趋势曾经主要局限于城市,现在也蔓延到了农村地区。
女性说她们不想结婚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发生争议,在法庭上获得离婚裁决变得越来越困难。
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伊森·迈克尔森分析了近15万份法院对离婚案件的裁决,发现40%的女性离婚申请被法官驳回,而且往往是在有家庭暴力证据的情况下。
“从最高层,从习近平本人的口中,已经发出了非常强烈的信号——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石,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迈克尔森说。“毫无疑问,这些信号强化了法官的倾向,”他说。
网上流行的说法——比如“结婚证成打人证了”,乃至更糟糕的形容——被新闻报道所强化。在许多类似案件中,有这样一例:去年夏天,尽管有遭受家暴的证据,西北省份甘肃一名女性的离婚诉讼还是被驳回;一名法官表示,为了孩子,这对夫妇应该在一起。在南方城市广州,一名女性在30天的离婚冷静期内被丈夫杀害。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离婚时家庭房产不再分割,而是由房产证标明的业主所有,这一裁决有利于男性。
“这个裁决真的吓坏了很多中国女性,”《剩女时代》(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一书的作者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说。
这种恐慌并没有消失。
“不仅没有拥有更多社会关怀,反而是更加容易被虐待、被束之高阁的一个对象,”24岁的上海记者埃尔加·杨(音)说。
她还说,政府旨在吸引女性结婚的政策,“甚至让我觉得它是一个trap(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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