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对于这位百岁老人的离世，我们注意到中方第一时间向美方发去了吊唁。应该说这可以看做中美近期外交关系缓和的一个积极信号。
提到基辛格，很多中国人可能会想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字眼，以及他生前来过一百多次中国的记录。但事实上，基辛格在美国战后整个外交史上的地位其实不止于此。
很少虽然在二战以后美国的地位随着其国力如日中天，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世界的发展历程，一直是脱离之前美国计划的。带领美国人打赢二战的小罗斯福总统，原本对战后世界的构想，是“四大国际警察”——美国、英国、苏联、中国，这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大国以类似理事会的模式一起维持世界秩序。这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初衷。
但问题是，这个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践就破产了，由于二战之后美苏迅速开始走向对抗，冷战大幕拉开。美国与苏联一道，其实卷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漫长战争战争当中。而至少在冷战的前中期，美国的表现是缺乏章法的，这导致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虽然国力持续占优，但却居然逐渐陷入到了劣势当中。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方面是美国深陷越战的战略泥潭，另一方面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前期开始达到鼎盛，冷战进入了“苏攻美守”的时期。
很显然，杜鲁门、丘吉尔、乔治凯南这些人，虽然用他们的主义、演讲和来信宣告了冷战时代的到来，但他们并没有告诉美国人该怎样去赢下这场战争。
这个时候基辛格来了，他在1969年被当选总统的尼克松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四年后又升迁至国务卿，再之后又历经了福特总统的任职，在这段时间内长期把控了美国的外交战略走向。
而也就是这段时期内，基辛格悄悄为美国制定了日后其赖以走出冷战的策略。
这个策略可以总结为四条：
第一，不惜以事实上战败的方式，立刻结束越南战争，让美国从这个泥潭中拔出退来，给国内以休养生息的空间和时间。
第二，之后插手干预的国际事务中，美国都力求以快进快出、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施加其影响力，比如对智利左翼阿连德政府的颠覆并支持皮诺切特上台。这使得之后直到海湾战争的十多年中，美国再没有陷入越战那样的被动当中。而把这种困局甩给了苏联。
第三，实现了对中国的外交破冰，使得冷战格局中呈现了美国与中国形成准盟友，共同对抗扩张期的苏联的战略态势。
第四，重新调整对中东的战略规划，结好沙特等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形成“石油-美元”体系，让美苏的中东博弈和整个能源经济体系格局发生深远变化。
你可以看到，这四个方针深远的影响了美国在冷战后期、甚至直到今天的战略，时至今日，对华外交和中东外交依然是美国外交中的重头戏和两大着力点。而这个态势是从基辛格时代抵定的。如果说乔治·凯南的电报宣告了冷战的开始，那么基辛格则是第一个思考怎样结束冷战，并为之给出具体可行方案的人。冷战的格局在他之后真正进入下半场，并最终以美国的胜利终结。
所以基辛格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绝非一个简单的对华友好的前国务卿可以概括。说他是战后乃至整个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任国务卿，其实也不为过。
而也正因他影响过于深远，他执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这个人其实对于今天的美国左右翼来说其实都不那么讨好。左派痛骂他插手干预并颠覆了智利阿连德这样的民选政权，而右派则要清算他说服尼克松转变对华态度、“开闸放龙”的历史责任。
你说基辛格这个人，是左翼还是右翼？好像都不是，他是也只是一个做成了很多事、影响了很多人的外交实干家。
以私德而论，基辛格的人生似乎也让人有些琢磨不透。
你看他本来是一个德国人，后来却加入了美国国籍，在二战中参军，痛击了自己的母国。
战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在毕业后成为洛克菲勒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1968年的大选中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竞选幕僚，但后来纳尔逊被尼克松所击败，基辛格就丝滑的转投了尼克松的麾下，欣然出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抛弃”了他服务多年的洛克菲勒家族。
可是虽然是尼克松麾下最为重要的幕僚，基辛格与尼克松的私交却远远称不上有多好。他在水门事件中旗帜鲜明的不支持尼克松，并敦促他辞职。
尼克松下台后，基辛格又继续“辅佐”了福特总统后才最终卸任。
此后，入住白宫的总统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邀请基辛格去喝喝茶、聊聊天，给国际事务参赞一下，他都欣然前往。
在国际上，他也是中国、日本、欧洲、俄罗斯的到处跑，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老友。
而俄乌战争爆发后，他还基于自己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主张西方应该将克里米亚等地区“让”给俄罗斯以换取和平，为此，其名誉在西方多少有些“晚节不保”。
纵览基辛格的这一辈子，他好像真的有点像中国五代十国时期那个“五代十朝不倒翁”冯道，和谁他都能做朋友，但好像又和谁的关系都没有那么“铁”。他的政治理想既不忠于左翼，也不忠于右翼，既不服务于尼克松这样的政客，也不讨好美国平民。
那么基辛格究竟是谁的朋友？或者说，他这辈子的从政，究竟忠于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当你读了基辛格的回忆录就会知道——在那本书中，基辛格回忆了自己在德国的童年和移民美国之后的感受。他说他当时最大的快乐，是再也不用为上街而发愁了——在纳粹治下的德国，基辛格这样的犹太人孩子每次上街都要面对被打的危险，甚至有性命之忧，而移民美国后，“我想念我必须离开的亲戚和朋友，但想到我能自由的穿过街道，头不弯，不害怕，还有能力为自己创造未来，我很乐于加入这个社会。因为稳定，是创新的基石。”
是的，通观基辛格这一辈子，如果有哪一位朋友能让他对其保持永远的忠诚。那么这个朋友，其实就是他的生活——那种安宁的、稳定的、自由穿过街道而不担惊受怕的生活。为且只为了维护这种生活，让其更长久，基辛格纵横捭阖、倾尽一生。
所以从骨子里讲，我觉得基辛格老爷子其实是个“日子人”，童年的遭遇让他对现实中寻常、触手可及的安宁与自由的日子的热爱，超过了任何人或任何大词。他的政见很柔软、他的手腕很多变。但他这一辈子，都在对抗混乱，维护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这样的“日子人”也许称不上有多正义，但至少是可爱的。
如果每一个人都如此热爱自己安宁、自由而稳定的日子、忠于它、愿意为它奔走，并也尊重他人过上同样生活的权利。这个世界，一定会好上很多。
基辛格有许多朋友，但他最忠于、并为之服务终生的朋友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童年时邂逅、能在大街小巷中自由穿梭、不被侮辱、不受损害的生活。
没有这种生活，他也许与他的无数的犹太人同胞一样，早就成了奥斯维辛的一块肥皂，而无法如今一般荣誉等身、寿终正寝。
所以，他抓住了那种生活，与它成为莫逆老友，至死也没松手。
深愿，我们也能成为这样的“日子人”，也能在忠于任何个人、概念、实体与大词之前，首先忠于自己的生活。
秩序和自由有时被说成是人类体验的两个极端。其实二者应被视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假如一定要在正义的混乱与非正义的秩序之间作出选择，我会选择后者。
——亨利·基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