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产业崛起，诞生了很多新兴职业，成为大众身边熟悉的“陌生人”，比如说外卖骑手和网络主播。在很多人眼中，外卖骑手几乎成了“社会底层”的象征，而直播主播则是光鲜亮丽的“明星职业”。直到最近“九成直播的收入不如外卖骑手”的话题上了热搜，很多人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职业鄙视链”是臆想出来的刻板印象。

这说明，全社会高度关注就业问题的当下，我们急需改变陈旧落后、与现实脱节的就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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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光环”带来的职业认知盲区

做主播还是做外卖骑手，体现了不同的职业偏好。并不是营销号的“创作”，而是有权威数据支持的可靠结论。

今年10月《文化纵横》发表的《九成主播收入不如外卖员?一个新职业的真相浮出水面》中引用了一组数据：

《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指出，94.3%的主播月入5000元以下，月收入超过10万元的主播仅占全行业的0.4%；

而2020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资保障研究》显示，基于6.3万名骑手的调研数据，外卖骑手工资水平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正态分布，均值水平在6000元左右。



其实，“九成主播的收入不如外卖骑手”的原因并不难解。直播行业是娱乐和销售的“缝合职业”，这两种“行业基因”都是典型的“赢家通吃”——起薪很低，但收入上限很高。两者叠加，主播是高风险高回报职业（“高风险”指收入风险）。主播的取酬方式和传统的销售员相似，主要收入是销售提成性质的风险性收入，稳定的底薪是很低，甚至根本没有底薪。今天忙活一天提成几百，明天可能颗粒无收。

外卖骑手正好相反，计件取酬、多劳多得，收入预期很稳定。赚多赚少取决于劳动强度和工作经验，门槛不高，相应的是收入增长的天花板高度也有限。天天死磕再加一定的从业经验的“跑单王”，月入三四万基本上就是上限了。月入一万左右是中上水平。

“九成直播的收入不如外卖骑手”，倒也不是说选择主播职业就是错的，更不是两种职业有高下之分。劳动力市场和所有的市场一样，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偏好做出选择。有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偏好，所以有高风险高回报的职业。传统职业中也有很多“富贵险中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选择。

最典型的莫过于影视业。时薪十几块的横店20万群演才是演艺圈的劳动力大军。遇到伯乐、一夜成名的“王宝强奇迹”支撑了他们的就业信念。相似的还有艺术行业，不管是画家还是诗人，功成名就的“头部”吸引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大众注意力，百分九十九的从业者默默无闻。

大众看待这类“赢家通吃”的高风险职业时，往往会被“头部光环”遮蔽了视线，因此无意中高估了主播的收入。对外卖骑手收入的“底层想象”，则是因为自由职业不能提供稳定收入的职业观念认识误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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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对外卖骑手的“底层印象”

职业观念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社会今天普遍的职业观念深受时代影响。“人人有单位”的铁饭碗观念、“学历-职位-收入”的铁三角，这些陈旧的观念与市场现实的脱节。毕竟在很多人看来，个体户、私营企业就业都是低等的就业，遑论外卖骑手这样自由职业性质的体力劳动者？外卖骑手就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社会底层”的典型，这是一种“同情之歧视”。

实际上，外卖骑手的收入水平并不是经济意义的“底层”。今年，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体验外卖员生活一个月，轰动一时。他对外卖员的工作时间、工作环境提出了诸多批评，但也承认临沂的专职外卖骑手平均月收入为6000元左右，而有些能跑的众包骑手每个月能达到7000元的收入。临沂官方数据显示，临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44457元。显然，外卖骑手的收入在临沂肯定不算“底层”，保守估计也应该在中位以上水平。



在经济更发达的大城市里，外卖骑手的收入在城镇居民中也处于中位左右。比如上海的单量、单价和人口密度都很高，单价7-10元，日均50单计，月收入可达8000元到10000万元。收入水平大致与普通白领相当——月收入6000元的“小白领”，在上海比比皆是。专职外卖骑手在上海肯定算不上高收入，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偏下还是有的。

当然，外卖骑手工作时间长、体力消耗大，赚的是辛苦钱，和白领们的工作条件相比确实更为艰苦。但是，入职门槛如此低、包容性如此强的就业机会，还指望轻轻松松赚钱吗?更何况写字楼工作也有职场压力、人际关系复杂的“心累”，也不见得多轻松。

无论如何，外卖骑手在大众心目中的“底层印象”并不是职业收入造成的，而是职业绑定的社会身份所致。外卖骑手的主要是来源农村户籍的外来人口，也就是所谓的“新农民工”，占比在八成左右。但是，与户籍捆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他们拒之门外。因此，即便外卖骑手的收入达到或接近市民中位水平，社会身份依然是“城市边缘人”。外卖骑手面对的主要困境不是职业身份，而是社会身份。

无论是职业观念，还是就业环境，中国社会还没有为自由职业的主流化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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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有得的“确定性”择业观更值得鼓励

“九成主播的收入不如外卖骑手”上热搜，让大众了解了外卖骑手的真实收入状况，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自由职业的成见。

外卖骑手的真实收入水平，绝非想象中的“社会底层”。有劳有得的“确定性”选择，并不因为自由职业属性而贬值。外卖骑手的真实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和千百万普通打工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传统就业渠道的普通打工人，又有几个大富大贵的？又有多少普通打工人能“干活不累，工资不低”地轻松过活？仅仅因为外卖骑手的自由职业身份，想当然地给他们贴上“社会底层”，是“同情之歧视”——温情脉脉、善意满满包装之下，充斥着对自由职业的身份偏见。

那些天天把“同情”挂在嘴边的没有意识到，在新的技术条件、市场环境下，自由职业再也不是“小众就业”的边缘属性，而是和传统主流就业一样，遵循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规律。既有“赢家通吃”的高风险职业，也有预期稳定、有劳有得的确定性就业。选择权在个人，无所谓对错。但是，和传统就一样，“赢家通吃”的高风险职业并不适合大多数人。横店群演能够成为王宝强的微乎其微，也没几个主播能够成为李佳琦。有劳有得、多劳多得的确定性择业观，本应是自由职业者群体的主流择业观。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臆想的职业鄙视链、夸大外卖骑手“悲惨处境”的底层叙事，带偏了择业观，放大了择业风险。

害怕“沦为底层”，不顾自身条件入错行，是人生的弯路。害怕“沦为底层”，宁可家里蹲啃老，也不肯送外卖，是家庭的不幸。乱贴“底层”标签的乱抒情，是真的会害人的。

总之，“九成主播的收入不如外卖骑手”，让更多人意识到外卖骑手群体并非想象中的低收入人群、社会底层。真实的外卖骑手和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一样，体面、安稳地赚着辛苦钱。他们有劳有得的“确定性”择业观值得鼓励。乱贴“低收入人群”、“社会底层”的标签，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