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之后，许多年轻人纷纷涌入一线城市，导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都异常拥挤。特别是广州，今年的拥挤程度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水平。无论是地铁站还是火车站，从滴滴司机到外卖小哥，都处于满员状态。然而，到了六月底，北京取代了广州，成为全国迁入人口最多的城市，占据了全国迁入人口总量的2.6%。上海的地铁更是比以往更加拥堵，可谓热闹非凡。而深圳的人口数量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导致城中村房租暴涨。



人口流动的减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今年的情况确实非常不寻常。火车站和高铁站到处都是人群，这种拥挤并不能说明经济繁荣，相反，大家都在努力找到谋生之道。经济的衰退似乎使核心城市的人口越发拥挤，这是否意味着一线城市的房价下降、生活成本降低，以及内卷现象得到缓解呢？



实际上，原因是很多人留在老家根本没有好的工作机会。像烟草、电力、教育和电信等行业，更多地被垄断或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普通小镇居民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获得这些岗位，只能远离家乡前往一线城市谋求生计。这导致了一线城市的人口涌入，而非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低廉或房价下降。

有句古话说得好：“家贫走他乡”。然而与此相反的是，那些早年在一线城市打拼并拥有房车的中产阶级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他们不惜卖掉房产，手握巨额现金，纷纷奔向二线城市逃离。过去，我们常会说“房子越换越贵”，追求从郊区到市区、从两居室到三四居室的持续升级，以改善生活水平。但如今，置换思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这群人是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而崭露头角的精英中产阶级，他们享受了中国发展的红利。然而，随着红利期的结束和中年危机的凸显，他们决定出售一线城市的房产，带着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现金，前往二线城市安定下来。剩下的钱省着花，再找份轻松的工作，也能应付养老之需。





今年，买房向下置换的趋势非常明显，尤其在成都这一地区。成都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之所以如此巨大，主要是因为许多一线城市的人纷纷回流并购买房产。不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年轻人，无论是涌入一线城市还是离开，实际上都是经济周期中的潜在变化。40岁的中产阶级通过享受时代红利积攒了一笔首次财富，并选择了躺平生活，拒绝参与过于激烈的竞争，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躺平的条件和能力。与此同时，年轻人则大量涌入一线城市，导致外卖服务和滴滴打车费用不断下降。有人频繁在互联网上呼喊，希望中国人不要再那么勤奋了。

实际情况是，他们所剩下的唯一优势就是卷了。尽管年轻人口头上喊着要离开北京、上海和广州，但他们实际上仍然坚守原地。关于留下还是离开的核心问题在于购房。1000多年前，韩愈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始我来京师只携一束书，辛勤30年已有此乌炉。”韩愈担任了京兆伊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但由于无法贷款，在长安城拼搏了30年之后，才勉强买了一套房子，结束了北漂的生涯。长安的物价昂贵，居住条件不易获得，古往今来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