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在经济发展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中严守底线的通知》。
通知明确要求：
坚决防止违法占用耕地、破坏生态和人居环境、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等突破红线底线行为，同时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杜绝不顾农业生产实际，拔苗砍树、填坑平塘等“一刀切”行为。
同时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退耕还林预防泥石流，水稻上山终止还青山。
这也标志着，一场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水稻上山”，终于告一段落了。
水稻上山很受农民欢迎？
图/新华社
去年10月，朱有勇院士在人民大会堂发言：
“水稻上山很受农民欢迎，今年云南推广了50万亩，蒿枝坝村推广了405亩，最高亩产788公斤，最低634公斤，总产28万公斤。蒿枝坝村277人，人均产量超过1000公斤，饭碗牢牢地端在了我们自己手中。”
农科专家说出这样的消息，自然是振奋人心。
要知道，即使在正常的水田里，比较高产的也就是亩产600公斤左右，朱院士居然在山上实现了788公斤的高产，堪称创举。
一时间，多地投入大量资金退林还耕、炸山铺路，修起了水稻梯田。
然而，关于水稻上山，质疑声从未间断。
首先，0.52亩试验田能否推向全国？
朱院士等研发出的“滇禾优615”等新品种，适合种在云南海拔1700米以下、降雨量1200毫米以上雨热资源丰富的山区。
放眼全国，适合这样条件的区域真不多。
2023年《现代农村科技》上一篇名为《滇禾优615杂交水稻旱种技术》的文章，就提到：
滇禾优615杂交水稻旱种一般2周左右出苗，干旱条件下35天左右可长出4片稻叶，期间不宜浇水，培养旱生的强壮根系。4片叶子后每生长1片叶浇1次透水，连续浇3—4次。8片叶后可减少浇水次数，进入拔节期、孕穗灌浆期各需浇1—2次透水，保持土壤湿润饱和。乳熟到腊熟期视天气情况浇2—3次水，保证土壤湿润。
换言之，滇禾优615品种，在整个生长期需要浇水至少10次以上。
在灌溉条件不佳的山上，要满足这个条件，恐怕不太容易做到。
其次，水、肥、光等资源限制
没有种植水稻经历的人，可能不会知道，在水稻生长过程中，水、肥、光应该是最重要的三个条件。
要想让水上山，可比单纯搬运水稻幼苗上山难得多，特别是在水稻的孕穗期，是需要用到大量的水灌溉的。
半山腰的土地多为贫瘠的岩石和植被稀少的地带，土壤肥沃度远不及平原地区。
除了用化学肥料增肥以外，基本上就不具备种植高产水稻的条件。
另外，就是光的因素。
平原地区，大多地块都是可以被光照眷顾到，而山地梯田受角度影响，阴面光照不足，会影响水稻产量。
再次，是否考虑劳动力的成本压力？
水稻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农作物，梯田种植更是需要大量的人工投入。
在半山腰地区，由于地势复杂，机械化作业几乎不可行，必须依赖人工劳作，这无疑会给农民增加巨大的劳动力和成本负担。
在平原地区，都有大量的撂荒地无人来种，山上的梯田，开垦出来之后，又有多少人会去种植，会去维护？
最后，市场需求和商业可行性
能够“上山的水稻”自然是不同于平常的水稻，肯定是有黑科技加持的。
朱院士等研发出的抗旱“滇禾优615”。
这种水稻的口感如何？市场接受度多高？用这种高成本的方式种出的大米，能否卖出高溢价？
我暂时并没有看到，有相关的市场调研。
由此可见，在山上种植旱稻倒也不是不行，只是难度大、费功夫。
所以很多人表示，水稻上山，不过是人民币上山。
源味君也曾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则视频：有好事的网友表示，他们一行三人亲自去云南蒿枝坝实地学习，并没有看到405亩的水稻实验田，连秸秆的影子都没有。
他们问询当地村民，对广受老百姓欢迎的水稻上山项目的看法，村民们的回答是：没有参与，不清楚。
如果连当地的村民都对这个项目不熟悉，不了解，那么，朱院士的那一句“很受农民欢迎”的结论，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水稻为什么要上山？
比起水稻上山是否可行，或许我们应该多问一句：
“水稻在平原地区长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上山？”
是比平原更高产？是口感风味更佳？还是管理起来更节省人力物力？
答案或许是，专家们看到了类似云南红河山地“云上梯田”的壮丽景观，就产生了某种遐想：
如果能在山区大量开垦梯田，种上水稻，就能够把城市周边的平坦良田，大量地腾出来，做一些其他用途。
当专家们沉浸在“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快感里，一场暴雨，把突击建起来的所谓高质量农田、梯田，冲刷得荡然无存。
如此声势浩大的工程，完全经不起大自然一个小拇指的轻轻一撇。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朱启臻亦曾专门发文警告，称“水稻上山”违背农业规律，破坏生态。
水稻上山，容易导致生态失衡
毁掉山林草地等植被，弹指一挥间就能办成。
当梯田变成了光秃秃的山坡山岗，风吹黄土扬，梯田沙漠化，这样的地，让农民怎么种？
但是想要重新造林，再去恢复和治理生态，却是极其艰难的。
通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弥补。
水稻上山，会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原来的植被破坏了，山上的洪水下泄，谁能抵挡得住？
洪水泥石流填满河道后，必然泛滥。如果冲毁村庄家园，冲毁农用设施，住在山下的农民该怎么办？
事实上，“水稻上山”“水稻旱种”这种模式早已有之，不足以成为朱院士的颠覆性新创举。
早在二战刚结束时，日本为解决大米不足的问题，就开始推行水稻旱种。
日本佐贺县自1949年试行水稻干田直播，关东以南平均亩产560斤，高者达到800斤以上，最高单产达到了1250斤。
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也都采用了水稻旱种技术。
在我国，北京农科院在1973年就开始在大兴进行水稻旱种研究，1979年，北京通州和大兴的水稻旱种分别取得了亩产445公斤和362公斤的成果。
很多南方农村地区，也已经尝试过上山种旱稻，最终因为缺水、产量低等问题而作罢。
如今，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却匆匆上马，不仅浪费人力财力，对于生态环境来说，也是一种不可逆的破坏。
朱有勇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我一辈子都在跟农业打交道，通过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科学合理搭配，优化时空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收成。”
所谓优化时空配置，水稻上山可以算是朱院士的理念践行作品之一。
我们不怀疑朱院士为“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初衷。
然而，违背农业规律去做事，终于被狠狠上了一课。
如今，经过一年多的普及实践，问题凸显，被紧急叫停。
只是巨大的损失与代价，谁来背负？
如果要问谁最懂农业？
我的答案是：不是专家不是院士，是土生土长种地的农民。
那么，一项新的农业举措到底适不适合推广，我们不妨先去问问真正在种地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