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梦想出国,却再也没见过丈夫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中文网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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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遮普邦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移民的中心,莎恩迪普·考尔像那里的许多女性一样,渴望嫁给在国外工作的印度人,并跟随他在海外过上更富裕的生活。
2014年1月13日,她以为梦想成真了。那天在一座锡克教寺庙里,她嫁给了刚从意大利回来的哈金德·辛格,并搬进了和他家人在一起的住所。
然而,几天后,她的公婆开始索要大约一万美元,以便她的丈夫可以搬到加拿大生活。根据警方报案记录,由于她未能筹到钱,他们不给她饭吃,还殴打她,那次报警没有导致任何指控。
婚礼八周后,她的丈夫回到了意大利的奶牛场继续工作。考尔再也没有见过他。“几天变成了几周,然后变成了几个月,”她最近在法塔赫南加尔村的家中说。“我一直盼望见到他。”
遭受苦难的远不止考尔一个人。据政府官员和活动人士称,数万名印度女性被在国外工作的丈夫遗弃,根据当地社会习俗,许多女性被困在婆家,有的长达数十年之久。
一些被丈夫遗弃的女性是受丈夫没有兑现改变生活际遇的承诺所害。然而也有的是遭受了彻头彻尾的欺骗,她们的家人被骗取了嫁妆、蜜月费用和签证费用。
丈夫跑了,几乎没有专门的法律救济措施能帮助这些女性,如果男人在国外,根据相对一般性的法律追捕他们可能会很困难。但有八名女性已向印度最高法院提交请愿书,试图敦促政府制定政策来解决她们称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位领导了一个委员会在旁遮普调查该问题的前法官说,这样的案件仅在该邦就有3万起。
旁遮普邦是印度唯一一个锡克教徒占多数的邦,拥有该国一些最肥沃的农田,但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失业和吸毒问题的困扰。宣传英语培训中心和签证咨询公司的广告牌是人口流失国外的证据。年轻人经常强迫年长的亲戚卖掉土地,以便他们可以移民。
最近的一个下午,在稻田和甘蔗田环绕的科特利村,十几名年长男性坐在环形路口的一棵树下,讨论陷入困境的农民的问题:低收入、巨额债务,还有一些人选择自杀。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飞出旁遮普邦来实现他们的美元梦想,”65岁的退休教师萨特南·辛格说,“这些女性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愿望导致的。”
他说,有些丈夫想兑现带妻子出国的诺言,但不可预见的事件或严格的签证规定阻止了他们。
活动人士和专家描述了一种更令人不安的情况,在对12名女性的采访中也看到了这种情况。
他们说,情况通常是这样的:父母安排将女儿嫁给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印度人。他们支付嫁妆,这种做法在印度早就被禁止,但仍然普遍存在。接下来进行一场奢华的婚礼,包括提供几天的餐食和酒饮,并随着旁遮普音乐跳舞。然后是蜜月,同样由新娘的家人支付。
丈夫飞去国外,妻子住在公婆家,等待签证。婆家向妻子要钱以获取签证,但签证始终没拿到。妻子往往目不识丁,遭受婆家严密监视以对她加以控制,并且在心理上备受创伤。
对于五个月后逃离公婆家的考尔来说,那“就像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地牢里”。
还可能潜伏着其他危险。一些女性抱怨“因走投无路而被丈夫的其他家庭成员性剥削,”退休法官拉凯什·库马尔·加格说,他最近开始带领一个委员会在该邦展开调研。
在许多情况下,男人将嫁妆用来支付移民中介得费用,以便进入加拿大等富裕国家,锡克教徒约占加拿大人口的2%。
“这些小伙子来了,他们享受了,然后带着嫁妆钱离开,”加格说。“然后他们在外国为了获得公民身份再次结婚。这就是背叛。”
在旁遮普,留守女性随处可见——这表明离开的迫切愿望让她们无视了许多前车之鉴。
“有一个住在这里,”库尔温德·考尔说,她说她自己是在1999年被骗婚。她从自家露台指着房子右边的一扇门。“还有一个住在那里,”她指着房子左边一扇竹门继续说。
结婚后,考尔(与莎恩迪普·考尔没有亲戚关系)和丈夫在科特利她父母家住了九个月。他是个木匠,没有告诉她一声就动身去了加拿大。结婚24年后,她仍然和公婆住在一起,两人都因病卧床。
“我就像他家的仆人,”她说。
最近一个晴朗的早晨,留守妇女支持组织Abbnhi的负责人萨特温德·考尔·萨蒂正在卢迪亚纳的家中与来访者交谈,这时她的电话响了。
“你能帮帮我吗?”一名女子在电话里哭着问道。她说,她因为没给海外的丈夫安排汇钱,被婆婆打了一顿。
在这名女子的家中,萨蒂鼓励她向警方报案,但她想再等几个月。萨蒂还说,她是结婚骗局的受害者。“记住,你丈夫永远不会带你出去,”萨蒂告诉她。“要么报警,要么死等。”
一些妇女正在争取扣押丈夫的护照。英语教师拉尼特·胡拉尔每周都会向当局发送电子邮件提醒,要求他们取消她丈夫哈普雷特·辛格·迪曼的护照。
根据一项联邦法律,如果一再拒绝出庭,撇下妻子出国的印度人的护照就有可能被依法吊销。
胡拉尔2015年结婚后,迪曼的父母持商务签证搬到了加拿大。迪曼先是辗转于几个国家,偶尔回家看望亲戚和妻子,后于2021年到加拿大与父母一起生活。
胡拉尔说,她向公婆支付了大约8000美元的手续和签证费用。她的公公凯萨尔·辛格否认了这一说法。
“让她拿出证据来,”辛格在电话中说。他还说,儿子在离开印度前提出了离婚,因为两人相处不来。胡拉尔说,她上月底收到了一名律师关于离婚申请的通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文化和经济原因,很少有女人自己提出离婚。
胡拉尔向警方报案,指控丈夫家庭暴力——由于缺乏针对逃走的丈夫的专门法律,警方经常对此类指控展开调查——并用摄像头监视她。与印度的大多数案件一样,此案进展缓慢。
“我想给他一个教训,”她说,“这样他就会永远记住他对我所做的一切。”
与考尔结婚、在意大利工作的乳业工人哈金德·辛格说,在妻子报案后,他也面临着家庭暴力指控。在电话采访中,他拒绝提供自己这一方的说法,也拒绝为自己抛弃妻子的行为辩护。“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辛格说。
最近的一个晚上,考尔站在父母家的露台上,一名身穿白衬衫的男子从屋后麦田中央的一条小路上走过。
“我真希望是他,”她用小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但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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