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被禁文章:胃撑大了之后很难办
文章来源: 孙立平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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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胃撑大了之后很难办:谈从扩张型思维向收缩型思维的转变
原作者按:早在2018年7月5日,我就写过一篇文章《胃撑大了之后很难办:谈从扩张型思维向收缩型思维的转变》。不知何故,这篇文章发出来不久就被删除了。再发一遍试试。
鸟粪经济的启示
我的一位朋友郭学明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繁荣之后是一场灾难》。他讲了一个秘鲁鸟粪经济的故事:
在过去成千上万年的时间里,秘鲁的海边积累了很多鸟粪。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欧洲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于是,就开始大量进口鸟粪。秘鲁就从世界上雇了很多的工人,挖这个鸟粪,出口这个鸟粪。由于鸟粪就在海边,挖出来装船就可以卖,利润很高。一时之间,秘鲁的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
但问题是,有了这些收入用来干什么呢?就养越来越大的机构和越来越多的人员,养庞大的军队,上各种各样的项目,花钱也是大手大脚。但可卖的鸟粪越来越少,政府财政收入逐渐没那么多了,怎么办?机构和人员还得养,项目还得继续投,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改过来的。于是,就只能加重税负。我们知道,税负越重,经济就越没有活力。于是,在沉重的税负之下,经济和社会逐步失去活力,最后导致一场经济危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到经济增长放慢,财政支出降不下去,进而为了维持财政支出而不得不加重税负,最后到经济社会不堪重负的整个进程和逻辑。
其实仔细想想,中国过去40年经济快速发展,也具有一定鸟粪经济的特点。因为,之所以有这个快速发展,是因为很多有利于发展的条件都凑在一起了。问题是,我们在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的的时候,做了什么呢?其实和秘鲁做的差不多,也是养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人员,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项目,花钱也是大手大脚。
问题是,你不可能永远保持那样高的增长速度。现在,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速度开始降下来了,财政收入的增长也没有那么快了,但在经济扩张期膨胀起来的财政开支怎么办?养的那么大的机构和那么多的人员你让谁回家?上到半道的项目不接着投行吗?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能短时间改掉吗?此外,还要干大事,还有种种我们特有的开支项目。
于是,就形成了今天的困境:这样的财政扩张,不仅难以维持下去,而且如果考虑到债务和社会负担的话,就连维持现有的规模将来可能都难以为继。
目前的困境
首先突出出来的是债务不堪重负。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债务都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到2017年年中,中国债务已经达到了GDP的256%,这不仅超过了新兴市场国家190%的整体水平,也超过了美国的250%。有人估计,中国每年宏观形式上的利息负担(12万亿人民币左右),已经超过了每年名义GDP的增量(8-9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每年新创造出来的财富,连还利息都不够。
其中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最直接相关的是政府债务。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透露,目前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元。而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的调查,中国地方债务,名目繁多,到底有多少,很难弄清楚。从调研过的部分地方来看,有的达到公开数字的3倍。更重要的是,如贺铿所说,“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想还债的,政府信用比企业信用还差”,“现在要让他还债,他说我工资都发不出来,财政困难得很,怎么办?现在欠的这些债不说还本,还息许多地方都还不起”。
就在债务日益沉重甚至难以为继的同时,中国经济与社会开始进入收缩期。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有人预测,如果国际环境恶化,中国经济增长率降到4-5%甚至更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东北三省在人口上已经进入收缩型社会,全国也将在若干年后进入这个阶段。在收缩型社会中,由于人口结构和总量的变化,社会经济会整体上处于收缩期。在这种收缩型社会中,养老负担加重,劳动力开始短缺,很多问题会捉襟见肘。特别是,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在一个收缩型社会,无法继续支撑一个扩张型政府。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正在面临一个重要的经济转型。我这里所说的经济转型,特指从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进入提升生活品质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实质是一个消费升级的过程。这个台阶如果能上得来,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形成,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消费升级,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需求。而需求取决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有一个轻徭薄赋的时期,将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保存在民间。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前景。
真正的壮士断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思维上应当有一个根本性转变,将扩张性思维转为收缩性思维,下大决心,将在经济扩张期撑大的财政开支的胃口收缩下来。
首先是政府瘦身。由于中国特有的权力结构,广义的政府多套系统并行(由几大班子代表的几大系统)、总体性结构所含的部门繁多、行政层级多(中央、省、市、区县、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财政供养人员众多。由于吃财政饭的人过多,国家财政支出的相当一部分用在了人头费上。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社会结构收缩,卖地等非常规性收入减少,债务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必须痛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减轻社会负担。
其次,减少政府的投资与补贴。在分析东北现象时,我曾经提出政府要不干事不折腾。在经济的扩张期,特别是在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多干一些大事,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是应该的。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在经济社会收缩期,特别是在政府已经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必须大幅度压缩这方面的开支(现在很多地方在叫停PPP项目,中央和地方政府取消众多补贴项目,是对的)。在这样事情,应当将更多资源用于社会保障,用于减税。
再次,抑制从民间抽取资源的行为,藏富于民。现在很多人对举国体制的集中资源办大事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绪。不错,举国体制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是大量资源的集中,也就是将大量的资源从民间抽取出来,集中在政府手里。而如前所述,现在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是消费升级的关键期,如果过于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将过多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势必削弱民间的消费能力,从而加大经济转型升级的难度。
前些天,我曾经提出“中国会不会迎来艰难十年”的问题,把上述问题放到这个背景中,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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