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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历造假 陈春花背后的另一类群体值得注意
文章来源: 文化纵横 于
2022-08-09 19: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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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据媒体报道,近期,曾流行于各大网络平台的某知名学者,意想不到地被流量反噬,一时间学历造假风波涌起,以至于其最终辞任名校教职。人们发现,类似学者营销现象并非孤例,事实上,今天有一大批“明星学者”活跃于网络平台和公众视野之中。那么,为什么“学者明星化”会变成一种趋势,耐得住寂寞做学问的学者反而变少了?
本文指出,今天学术界正面临普遍焦虑:好好上课、发表期刊、发布成果,已经不够了,为争取更多资源,学者还要学会自我营销,让自己的研究得到更多市场关注。过去,利他的知识分子要推广自己的思想观点,会在公共领域非常活跃,对各种公共议题发声,甚至挑战主流观点,尽管这样可能损害个人前途。而今天,随着大学的企业化发展,学术界出现一种新的群体:营销型知识分子 。他们选择随波逐流,不表达与主流相斥的意见,以免把潜在的捐赠者、读者或点击量给吓跑了。在讲座和其他学术场合,他们避免与同行发生争论或冲突,而是熟悉商务礼仪,互惠互利。
作者指出,面向市场,影响了学者的自我认知,并催生一套新的世界观——教授们不再是服务于校园、专业或某一知识群体的一员,他们变成一个自我品牌。风险被内化为教授们市场思维的一部分,教职或出版上的成败,成了个人的运气或个人的问题,没有什么能再给他们保障。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学术界内部竞争激烈,“僧多粥少”突出;另一方面,学者的焦虑、传统学术伦理的走弱,也与“专业性”的破产有关。近年来一些日益扁平化的学术领域,所谓的“自由选择”,给其背书的往往就是市场的认可。
营销的重负:教授的新责任
教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研究,过去,这两项任务谁更优先是争论的焦点,合起来,则是社会对这一职业的主要期待。当然,这一工作还包含了年度评审、升等互评等等。不过现在,似乎又加了一个新任务:营销推广。教授们必须推广自己任教的班级、所属院系、所效力的专业组织,甚至直接推广自己。 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必须用自己的文章、课程、谈话、见解乃至人格吸引关注。
是不是好好上课、在业内期刊或出版社发布新成果这些传统的标准,都不够用了呢?你必须喊出声来,我的研究和我的课程很好、很重要,必须自己去争取资源。理想的
“全垒打”选手,是在Academia.edu或者自己建的网站上传最新论文,同时在社交网站上发布动向。如果不是对公众,那么至少要让学校的管理层、项目资助人、学生或是其他教授知道。例如,一旦写了新文章,出了新书,就得发邮件给旧雨新知,好言好语让他们帮忙传播起来。收到了赠书,也最好在第一时间贴出来广而告之。“友谊”在营销推广中也获得了新含义。学校的公关与宣传部门可不会帮你做这些。
当然,传播学术成果是件好事,礼尚往来也是好事。但是有时候营销推广是刚需——如果不推广自己,就会被不可预知的大浪打到沉底。在这样的情境下,学界认同的正常渠道看来是不够用了,学者们需要获得更大的存在感。 因此,卡内基梅隆大学英文系教授杰弗里·威廉姆斯(Jeffrey
J. Williams)近日在《高等教育纪事报》撰文说,现在知识界出现了一个新品种——“营销型知识分子”。
营销型知识分子是企业型大学发展的一个自然后果。 在
“硬科学”领域,从1980年代起,研究的标准就偏向强调专利和市场转化。尤其是计算机和工程科学这些实操领域的教授,长期以来都会担任企业的顾问,或者有自己的公司。他们自由出入企业界。今天,这种打造个人品牌的需求渗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如果这种营销推广的冲动更偏向利他,那么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在公共领域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肩负文化与政治使命,对各种公共议题发声,通常地,是挑战主流观点,引发不适。这么做的后果往往是以损害个人前途为代价。20世纪中叶的莱昂内尔·特里林、汉娜·阿伦特及至更晚近的爱德华·萨义德、阿兰·沃尔夫、朱迪斯·巴特勒和罗宾·凯利,都是抵抗主流的力士。
相比之下,营销型知识分子则是随波逐流,他们的学术世界没有政治与社会的一席之地。 典型的态度是,表现得稍微活跃一点,显示你不是个书呆子就挺好,不用太锋芒毕露,事事跟人意见不同,看上去特不友好——可别把潜在的捐赠者、读者或点击量给吓跑了。
威廉姆斯分享了一个他最近的观察:在讲座和其他学术场合,过去的默认操作是质疑讲演人,甚至跟他吵一顿,而现在的学界中人更倾向于避免冲突。大家互道,“谢谢你的讲演”“谢谢你的问题”,好像很有商务礼仪的样子,让人恍惚以为走进了星巴克。
另外,百舸争流似的自我推广,也与目前学术界岗位竞争日渐激烈有关。 每年都持续有人毕业,但教职越来越少。现在美国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博士毕业生能找到体面的全职工作。焦虑的研究生和菜鸟青年教师们必须四处活动,参与研讨会和酒会,吹风、打探,自我营销。这个行为模式不新鲜(例如我们古代士子也要带着自荐书),但在人人都有社交账号的今天,更显得来势汹汹。
通常被作为标杆的20世纪中叶的
“纽约知识分子群体”也无法免于自我营销。然而,他们对文化毫不掩饰地批评,尤其批判那些被商业诉求凌驾于上的文化。而今天,我们已经承认,市场是人类互动的主流形式,那些不参与的人是自甘落后。
在这里,威廉姆斯还提出一个必要的区分 :不承担那么多社会批判责任的文学知识分子。 这个传统类别囊括了一众在媒体上评点莎士比亚、济慈、梭罗或扎迪·史密斯的学者。去年的爆款书《制造简·奥斯汀》就是一个显例。这本书在英国收获了巨大的媒体关注。威廉姆斯觉得,这些文学知识分子的工作固然令人尊敬,但是通常无涉道德与政治,要么就是只包含稀薄的社会批判、承担几近于无的风险。他们的牙齿已经磨平,而不是如狼般尖利。
新的推广需求促使学者们出产更多面向市场的成果、技能和见解,同时也催生了一套新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今天席卷高等教育领域的自立门户、自我营销大潮,和生意有关,更和教授们的自我认知有关。他们已经不再是服务于校园、专业或某一知识群体的一员,他们首先是一个自我品牌。 风险被内化为教授们市场思维的一部分,他们深深认识到,自己在教职或出版上的成败完全是个人的运气或个人的问题,没有什么能再给他们保障。他们好像一个个孤立的细胞,必须为生存而不断竞争、自我更新,因而也为此持续焦虑。
实际上,教授的焦虑、传统学术伦理的走弱也和
“专业性”的破产有关。 通常是行业控制着特殊知识的分配,工作是根据行会规范和标准在开展。例如,你会强烈希望自己的医生也被其他医生认可。而在近年来一些日益扁平化的学术领域,要小心,你认为的自由选择,给其背书的可能是市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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