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海思制作的芯片2019年3月21日在福建省福州举行的华为中国经济伙伴大会上展出。

对于那些过去40年在中国市场投入大量时间、人力和资源的企业来说，美中脱钩是一个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现实。

6月22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美中尚未脱钩”（The US and China haven’t divorced just yet）的文章，文章指出，如果要说美国前后两任总统特朗普和拜登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发出了对来自中国的战略威胁的警告，并设法让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部分“脱钩”，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然而，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个不那么对立的姿态。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去年10月宣布了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战略细节。她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征收的关税，但强调美国无意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她还提出“重新挂钩”，“持久共存”的新说法。

“在中国，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下一个目标”

不过，新冠疫情对供应链的持续冲击导致美国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产品的强烈依赖；而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政策也着重于摆脱依赖外国，实现内循环。在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竞争或将导致世界分裂出两个不同的市场，跨国企业在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下将不得不做出选择。

“中国不是自动取款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要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因为目前中国存在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这些问题不会消失，这是对中国开放的一部分成本”，加州圣克拉拉大学(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桑托罗(Michael Santoro)对美国之音说。

“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是真正安全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教授迈克尔·威特(Michael Witt)告诉美国之音。

“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是下一个目标，特别是在中国”，他说。

脱钩做法 美中各有不同

《哈佛商业评论》2021年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脱钩的定义是不同的。

美国脱钩的方法基本上是限制进口，从而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使得供应链变得更有韧性，以及保证美国民用和军用设施的安全。

“脱钩对于中国来说是将重点从经济发展(economic growth) 转移到经济控制(economic control)上来”, 文章说，“这包括在重要技术和产品上摆脱对于外国企业的依赖，保护本土公司在国内的主导地位，然后利用这种主导地位提高全球竞争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为国内龙头企业的大量投资，与此同时，在基建和人才培养上也大力投入。中国在过去10年在道路上的花费超过美国和欧洲的综合。而在人才方面，过去10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从2000年的100万一跃到2019年的800万，其中500万是理工毕业生，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理工科毕业生的总和。

特朗普政府时期着重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对中国商品施加关税，使得廉价中国产品的优势开始消失。而随后新冠疫情对于供应链的冲击，更是让在疫情伊始连口罩都买不到的美国人和美国政府，认识到了供应链完全依赖中国的弊端。

与此同时，中国在习近平治理下的人权纪录进一步恶化。西方尤其关注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压迫以及其中可能出现的强迫劳动问题。就在上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生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开始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的新疆制产品进口到美国。

一些专家认为，美中脱钩将是大势所趋，国家安全和人权议题将影响消费者的决定。

“企业会聚焦消费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一些行业，消费者越来越在意国外的劳动条件是否与他们购买的产品有关”，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杰弗里·库奇克(Jeffrey Kucik)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高科技脱钩势在必行 其他产业或难断舍离

《外交政策》文章说，过去几年，美中的高科技和社交媒体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美国几个最大的社交媒体公司，包括脸书、谷歌和亚马逊，都因为北京政府的审查放弃了中国市场。

而由于中国对信息共享的严厉限制违反了美国证监会的要求，迫使包括滴滴、阿里巴巴、百度等在内的一系列中国高科技公司面临从美国退市的风险。

6月15日，来自谷歌、亚马逊、微软等100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签署联名信，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立法，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力。

然而其他产业似乎呈现不同景象。《外交政策》的文章说，从农产品到原材料和制造业的零部件，美中的经贸关系依然深厚。今年5月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本财年对中国的农业出口将达到创纪录的360亿美元，比2020财年的170亿美元增加一倍多。

加州圣克拉拉大学商学院教授桑托罗对美国之音说，三个行业的公司要特别审视与中国打交道的成本。

“高科技是一块，任何可能被用于监控的技术都是值得关注的。第二个领域是与共产党官员直接接触，即他们作为合资者或是投资者。第三个就是目前新疆维吾尔的局势。我认为这三点可能引起人权倡导者的关注”，他说。

桑托罗致力于研究商业道德，并刚刚出版了《中国商业入门：道德、文化与人际关系》(A China Business Primer: Ethics, Culture, and Relationships) 一书。

如何决定要不要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桑托罗说，中国大量的高科技人才能够赋予产品不同的用途。

他举例说，假设一家中国公司购买了一万台苹果Mac电脑，在由程序员加工后，这些苹果电脑的芯片被用于监控。

“这时候，你很难说清苹果公司在这里个问题上的责任。如果你的结论是苹果不应当将这些芯片这些电脑卖给中国，那么实际上你的结论就是，我们不应当与中国做生意。这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问题了，每家公司都需要认真考虑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市场，”他说。

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库奇克说，很多技术本身的多重用途也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以人工智能为例，“你能用这种技术来帮助医学成像，也可以用相同的技术对特定人群进行卫星监控，他们可能因此在世界某个地方遭到迫害。这当中确实有其模棱两可和令人紧张的地方”，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高科技公司是否应当同中国合作？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威特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在合作中受益。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谁获益更多？如果答案是中国，那么美国公司和其他盟国公司就不应当继续与之合作。如果答案是相反的，他们就应当继续”，威特说，“原则很简单，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进行相对准确的事前评估。”

库奇克认为，这是目前国际贸易法缺失的领域。“国际法在电子商务和信息科技方面的规范滞后严重”，他说。

桑托罗补充说，除了国际法，各国政府也需要更加明确在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让企业能够更加了解与外国，特别是与中国做生意时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