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校长离职 美国名校到底谁说了算?(组图)
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以交易的视角来看待他们对大学的投资，而不是你所以为的捐赠模式。
地球另一边的巴以冲突，如利刃一般，把美国名校切成水火不容的两半。
自2023年10月初巴以局势升级以来，抗议示威活动也席卷美国校园。学生和教授们各执己见，有些人强烈谴责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行径，也有些人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围困和持续的袭击正造成无数平民死亡。
但和世界上其他冲突略有不同，建立以色列的犹太人，本就承受过纳粹大屠杀这样的种族悲剧。如果校园里巴勒斯坦的支持者高喊“消灭犹太人”，这是否意味着大学生已成为新的“纳粹”？
对于这一关键表态和学校内出现的反犹主义趋势，美国三所名校的女校长——哈佛大学的克劳丁·盖伊，麻省理工学院的莎莉·科恩布鲁斯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莉兹·马吉尔，在去年12月初接受了美国国会听证。
2023年12月5日，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听证会上，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发言。（IC photo图）
长达5小时的听证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澄清，反而掀起更猛烈的风暴。校长们的回答强调了学校内的言论自由，以及当言论转变为行为后会构成欺凌和骚扰。
由于质疑校长们对待反犹主义的态度模棱两可，宾大校友、石岭资本创始人史蒂文斯宣布撤销1亿美元捐赠，并且威胁只要校长马吉尔还在职，他就不会再捐款。事态愈演愈烈，马吉尔随即宣布离任。
在教职工的呼吁下，哈佛大学校长盖伊暂时留任。然而进入2024年，盖伊的多篇论文又陷入抄袭风波，叠加尚未平息的“反犹”质疑，盖伊也在1月2日宣布辞职。
以犹太人为主的富有捐赠者，是这些名校赖以生存的基础。但现在，由亿万富翁和企业高管捐赠者主导的董事会，和追求学术与言论自由的大学校园，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观冲突。
校长们引发众怒的回答甚至引得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给予定性：“任何主张系统性谋杀犹太人的言论都是危险和令人反感的——我们都应该坚决反对他们。”
但在美国大学里，并不存在一锤定音。
“这也许会构成骚扰”
去年12月5日的听证会上，三位大学校长都表示不会容忍学校内的反犹主义，也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利。
但在是否要对发表种族灭绝言论的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的问题上，以马吉尔为代表的三位学者，都在试图从法律和学术自由角度给出她们认为更完善的回答。
对于许多犹太学生、校友和捐赠者来说，听到校园里巴勒斯坦的支持者高喊“灭绝犹太人”的口号后，他们非常失望地意识到，校长不打算给出更明确的，反对反犹主义的指示。
“谴责种族灭绝，无论是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还是针对其他任何人的种族灭绝，应该都不难，”宾州州长乔希·夏皮罗12月6日表示，“莉兹·马吉尔未能通过这个简单的测试。”
马吉尔在宾大的时间并不长。她来自北达科他州，是一位宪法专家，曾受雇于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后来担任过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和弗吉尼亚大学教务长，2022年7月才空降宾大成为校长。
马吉尔的回答
美国国会议员斯特凡尼克：“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这是否构成欺凌或骚扰？”
马吉尔：“如果它是有针对性的、严重的、普遍的，那就是骚扰……这取决于上下文。”
斯特凡尼克:“取决于上下文? 这就是你的证词?……你不会回答是的，对吗? 是还是不是?”
马吉尔：“如果言论变成行为，那可能就是骚扰，是的。”
斯特凡尼克：“发表演讲就不是骚扰吗？这是不能接受的，马吉尔女士。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让全世界看到你的答案。在欺凌和骚扰问题上，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行为准则？”
马吉尔：“这也许会构成骚扰。”
事实上，马吉尔与反犹主义的牵扯远早于本轮巴以冲突。今年夏天，宾大校园内举行了一场有关巴勒斯坦文学的活动，参与者包括巴勒斯坦的作家和艺术家，其中有被指控反犹太主义的演讲者。
这项活动让一些富有的犹太校友担心，他们的新校长不愿意支持犹太群体。
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现任掌门罗纳德·兰黛就是宾大沃顿商学院校友，也是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他曾亲赴费城表达对巴勒斯坦文学节的担忧，并且在10月份威胁撤销对学校的巨额捐助。
到了11月底的感恩节，宾大原本以为，富豪校友的怒气已经平息。但在马吉尔现身国会听证后，一切又急转直下。
听证会结束后，宾大最负盛名，也最有权势的沃顿商学院董事会决定逼迫马吉尔下台。面对严厉批评，马吉尔重新表态，坚决抵制反犹主义，但为时已晚。
向学校捐款 = 投资公司？
马吉尔的辞职缘由复杂，涉及反犹主义定性，言论自由尺度以及宾大董事会的权力划分。但如果要概括一条最直接的原因，说来也很简单：因为金钱。
作为大学校长，马吉尔们的职责是对内关注学校的学术研究和校园文化，对外，她们也代表着学校的形象，更要负责筹款。
2023年12月5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在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听证会上，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莉兹·马吉尔讲话。（@视觉中国 图）
美国圣约翰大学前校长迈克尔·赫梅萨斯指出：“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较大的研究机构中，大学校长的角色已显著转向对外的职责，主要就是筹款。教育成本的增长速度长期比通货膨胀快。”
2017年一项针对美国大学校长的研究发现，近60%受访者表示，筹款是他们最耗时的两项职责之一。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公立大学校长平均每月花费6.7天进行筹款，还有5.27天用于接待主要捐助者。
面对风起云涌的金融市场，富豪们往往会做出激进的投资决定。当他们成为大学的主要金主时，许多富豪也想照搬这一套，希望在学校管理层获得像上市公司董事一样大的权限。
“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以交易的视角来看待他们对大学的投资，而不是你所以为的捐赠模式，”威廉姆斯学院前校长亚当·福克表示，他在任职期间帮助学院捐赠增加了10亿美元，“科技和金融界成功人士的思维习惯与帮助大学进步的习惯之间存在某种不匹配。”
一些捐助者已经公开承认，他们会依据大学的意识形态决定是否捐 赠。
莱昂·库珀曼是一位保守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时也是来自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和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他在2023年10月底对福克斯新闻激烈批评了哥大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和教授约瑟夫·马萨德。
“我认为大学里的这些孩子脑袋里都是屎，”库珀曼打断主持人，“多年来，我已经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了大约五千万美元，但我将暂停捐赠……除非我能看到变化，（而且）我已经告诉他们应该解雇这位教授。”
在哈佛，以色列亿万富翁伊丹·奥弗和服装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创始人莱斯利·韦克斯纳也与学校切断联系，因为看到学生团体签署请愿书指责以色列应为哈马斯的袭击负责。
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也是因为大学为巨额捐赠者创造了一种期望，即投入资金就可以换来权力。
与大多数非营利组织一样，美国大学会向一些捐助者提供董事会的席位来巩固与他们的关系。这是一项具有实权的工作，董事有权力投票选择大学校长。哪怕是金额较小的捐赠者，学校也会提供诸如校友理事会的管理岗位。
印第安纳大学发表于2020年的研究显示，尽管捐款有所增加，大学捐赠者的总数在过去 30 年里却有所下降，尤其是那些捐赠金额较小的捐赠者。这意味着捐款更加集中，挥洒大笔捐赠的金主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长期以来，金主的权力尺度已成为美国名校的固有矛盾。在母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上个月去世的投资大师查理·芒格曾计划为一栋新宿舍捐赠2亿美元，但他想采用自己的设计——一栋没有窗户的新型宿舍。然而大学认为他的设计剥夺了学生获得自然光的权利，设计被搁置。目前这栋新宿舍楼仍未建起。
价值观方面，越来越倾向自由主义和进步思想的左倾大学，也与较为保守的捐赠者一直存在冲突。比如1995年，耶鲁大学一位亿万富翁校友希望插手，为他资助的西方文明专业挑选教授。而耶鲁拒绝了他，也退还了他捐赠的2000万美元。
对于宾大，尤其是沃顿商学院毕业的犹太校友来说，他们本来就已发现，由于大学持续推动学生的多元化，宾大的犹太学生占比从三分之一下滑到六分之一。而最新的巴以冲突，成为压垮他们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认为学校没有充分保护犹太学生。
但这也引发了另一层次的讨论：大学是否应该亲自站队，表达明确的立场？
自由讨论的界限
“从历史上看，大学校园一直是学生和教师培养知识，思想和表达能力的中心，”国会议员鲍比·斯科特在12月5日听证会的开幕陈词中说道，“遗憾的是，继哈马斯 10 月 7 日袭击以色列平民后，加沙冲突持续，大学校园开始两极分化。”
这些言语甚至行动上的纷争已经让围观者精疲力尽——哥大的学生开玩笑说，他们在2023年秋季学期根本没时间写作业，因为要持续阅读支持巴以双方的抗议者公布的声明与反对彼此的声明。
哈佛大学教堂。（@视觉中国 图）
事实上，学术自由原则是美国校园文化的基石，但也一直备受争议。支持者认为，教师可以不受干扰地促进关键议题的讨论和学术发展，然而也有人质疑，这会让保守派的声音被压制。
比如哈佛大学生物学女教授卡罗尔·胡文坚持认为，世上只有男女两个性别，而不是进步派秉持的，模糊可变的多种性别选项。于是她被学生贴上“跨性别者恐惧症”的标签，被迫离开哈佛。
在当下的美国校园里，犹太学生和巴勒斯坦学生都表示，他们没有感受到来自校方的支持。另一方面，抗议活动也给校方带来巨大的站队压力，以及是否限制学生发表言论或采取行动的艰难抉择。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致使大学陷入混乱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学插足公共议题。问题不在于大学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遏制仇恨言论，而是他们做得太多了。
个人权利基金会校园权利倡导项目（FIRE）主任亚历克斯·莫雷对美国媒体VOX表示，在过去十年发生的重大社会和政治纷争中，高等教育机构已偏离自己的使命：促进对话和不同思想的交流。
莫雷坚持认为，大学应该专注于创造安全的环境，允许哪怕是不和谐的、有伤害的或种族主义的观念得以讨论。
“近年来我们发现，就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声明时，大学的行为更像是公司。他们担心的是，‘我们这个品牌看起来怎么样？’或者‘如果校园里存在争议，立法者是否会生我们的气并剥夺我们的资助？’”莫雷说道。
《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M·沃尔特表示：“可以肯定的是，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造成的后果相比，这些校园争议显得苍白无力。但作为致力于年轻人追求知识以及社会和智力发展的机构，大学必须关心如何保护自己，保证在面对这些攻击时仍然能履行自己的使 命。”
1967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小哈里·卡尔文曾主持出台一份有关大学在政治社会问题上如何采取立场的《卡尔文报告》。当时的美国大学校园在越南、民权运动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也存在如今天一般巨大的分歧。
该报告强调：提出异议和批评的是个别教师或个别学生，而不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大学。大学必须“维持探究自由的非凡环境”，并始终“独立于政治风潮、热忱或压力”，成为“评论家的乐园和支持者……而不是评论家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