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诈小头目口述:因业绩不达标组员全被老板卖掉

2019年，在柬埔寨打工的“萍姐”和丈夫陈某某一起加入了当地一个电信诈骗集团。因为和团伙头目是老乡，“萍姐”成为该团伙下设3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这个小组在团伙内部以她的名字命名，叫做“萍姐组”。

今年3月，这对夫妻在老家被公安民警抓获，因有被害人居住在上海市青浦区，本案遂移送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本案正式开庭前，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到了“萍姐”，她详细讲述了在诈骗团伙中的经历，以及其中的残酷与黑暗。

以下根据“萍姐”的口述整理。

我是2018年到柬埔寨打工的，最初是正经做事，在一家老乡开的中国超市里工作。

之所以去柬埔寨，是因为我们夫妻欠了不少民间高利贷，一个月光利息就要还两三千。我和老公（陈某某）都40岁了，在老家都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他跑滴滴，我就摆摊卖衣服、打零工，赚不到几个钱，家里还有老人和两个在读书的儿子要养。如果到柬埔寨，我一个月能赚6000元人民币，是在家的两倍，所以我就去了。老公不放心我的安全，所以也跟来了。

贪图高收入加入了诈骗团伙

到柬埔寨之后，我们自然就和当地的一些老乡认识了。2019年初，一个叫“强哥”的老乡找到我，问愿不愿意去帮他忙，主要工作就是每天盯一盯他手下员工的考勤，有没有不上班，或者上班时偷懒。他给我开的工资是每个月6000-8000元人民币，比在超市打工要多，而且还许诺做成“业务”后会给我提成。

其实，我多少知道他是在搞电信诈骗的，但是想着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手机都玩不好，就是去帮忙做考勤而已，可能不会有事。加上他给的工资高，我就答应了。我老公当时还没有找到工作，所以也一起加入了，工资和我差不多。

“强哥”把我们带到了柬埔寨菩萨省西北部的一个工业园区。园区被一圈围墙围着，大概有七八栋四层小楼，一楼是餐饮，楼上就是平时的办公区。我不知道园区一共有几个老板，只知道我在的那栋楼是“强哥”的。

“强哥”手下的诈骗团伙一共有3个小组，分别是“萍姐组”“欢喜组”“二十组”，每个组的诈骗方式不同。我们组负责的是“百家乐”赌博，也就是把被害人骗到我们的线上赌场。有的组是搞“杀猪盘”，假装和被害人谈恋爱，然后骗他们到“金亿国际”“江合资本”“凯泰港投”等网络平台投资，这些平台都是我们自己搭的，钱进去肯定回不来。

有的时候，我会听到业务员兴奋地交谈，说今天“杀到猪了”。如果成功骗到钱，“强哥”就会给提成，听说有的业务员一个月可以多拿300-500美元。至于整个团伙一共骗到了多少钱，我就不清楚了。

偷渡出境时被“蛇头”殴打

2020年春节前，我和老公回了趟老家，没想到遇上疫情，在家待了半年左右。我们两口子没有收入，心里着急，于是和“强哥”联系，想再到他那里工作。这时我们的护照都已经作废了，想要再出境就只能偷渡。“强哥”说，他来安排。

2020年6月，我们按照“强哥”指示，从福建泉州辗转坐大巴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在那里和“蛇头”碰面。同行的还有几人，“蛇头”指挥我们一次次换车，连续3天都在大山里打转。有的时候没有车，需要我们自己步行过去。一次，我实在太累了，走着走着竟然一头栽倒，头朝下从山路滑到下面的小溪里，我老公赶紧下来扶我。

“蛇头”看到了，过来就给了我一巴掌，看那意思是嫌我“拖后腿”耽误了行程。我老公很生气，刚站起来就被“蛇头”的同伙按倒在地。我们不敢再反抗，只能互相搀扶着继续走。

这次去那个园区，我们继续做电信网络诈骗，直到2022年9月份。“强哥”说，我们组业绩太差，所以让我们的组员，有五六个人，都去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另一个园区接受培训，学习新的诈骗方法。但私下里，“强哥”告诉我，他其实是把这些组员卖给了另一个团伙，看在是老乡的份上，就不卖我们夫妻了。这样的买卖在诈骗团伙之间很常见，有些“业绩”好一点的人能卖十几万元人民币。

“强哥”虽然没有把我们卖掉，但组员都没了，我们俩也就没用了。因为当时中国和柬埔寨警方正在联合打击诈骗团伙，“强哥”就把大部分成员，还有他的老婆、保姆、司机转移了，我们被抛弃在当地。

我们是偷渡过去的，没有护照也没法找工作，连酒店都住不了。而且警察查护照查得严，我们只能躲在农村一户人家里。最开始，我们想再次偷渡回国，但需要十几万元。而且听说当地的“蛇头”和诈骗团伙都有联系，有时会直接把想回国的人卖到这些诈骗窝点，两头吃。

后来，我们想办法联系了老家的村委会，他们通过当地派出所把我们的信息报给云南边防。之后我们主动从口岸入境，但没有告诉民警我们是搞诈骗的，缴纳了偷越国境的罚款后就回家了。

同村人试图逃跑时被打死

在电信诈骗窝点的那些日子里，我认识了一些业务员，他们中有被骗过去的，也有和我们一样想多赚点钱的。但进了园区才知道，里面有多黑。

进了我们那个园区，你就失去了自由。个人手机要上交，给家里人打电话都要得到监工的允许，由他们在旁监督。如果有护照等身份证件，也全部收起来统一保管。更可怕的是，园区出入口都是老板雇佣的当地人24小时看着，他们不仅有电棍，还有枪。如果有人想离开园区，哪怕是一小会儿，他们都会通过视频找老板确认，否则谁也走不了。

不能离开园区，那吃住怎么办？“强哥”给我们提供了宿舍，是一片铁皮房子，每间房子里塞了六七张床，不分男女，我们夫妻和其他几个男人就这样住在里面。这么一间简陋的房子，一个月租金竟然要一两千美元。“强哥”曾抱怨说，这些房子也是中国人建的，“中国人赚中国人的钱”。园区里有超市，也有烧烤、奶茶店、沙县小吃等，不过价格比外面要贵很多。

这样的环境当然有人适应不了。有的人通知家里付了“赎金”才得以脱身，更多人就没这么幸运了。我在园区上班的时候，有时会听到办公室里传来惨叫声，那是业绩不好的业务员在挨打。我们村有个小孩，也是自己偷渡到东南亚的诈骗团伙里，后来后悔了想偷跑回来，结果被人打死了。他父亲接到电话，当场晕死过去。现在想想，我们能平安回来，真的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