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李白，我还是更喜欢高适
的确，“只要诗在，长安就在。”
但中国历史上有太多朝代，在“长安”灰飞烟灭之前，
其实早已没了那些勇敢的诗文。
前两天写《长安三万里》（《长安三万里》中，藏着盛唐由盛转衰的秘密），有朋友转给我看另一位朋友的文章，也是从这部电影展开议论，说在历史上看，他喜欢李白，多于高适。
然后，那朋友问我，小西，你什么意见。
我想了想后，说我的观点，只怕是刚好相反，无论文品还是人品，我钦佩高适都多于李白。
的确，很多人在看完《长安三万里》后都形成了一个印象，那就是李白一辈子郁郁不得志，是“体制外人员”、“卧龙岗上散淡的人”，而高适最后官拜节度使、还封了侯，似乎是在体制内混的风生水起，文艺、职位“两开花”，大唐版当年明月了属于是。
于是很多论者都是就此展开论述的，把对李高两人的褒贬代换为了理想还是现实，月亮还是六便士，甚至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问题。
但我觉得如果这样论述，其实就扭曲了两位诗人的形象，其实正如《长安三万里》所揭示的，历史上真实的李白，其实是个挺“官迷”的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个桀骜不驯的“谪仙人”人设，是他小迷弟杜甫帮他立的。
真实的李白对官场什么态度，你看看他给当朝名臣韩朝宗写的《与韩荆州书》就知道了——那不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而是苦求一张“船票”而不得。李白是后来被“赐金放还”以后才决意求仙问道的，有点自我麻醉的意思。相当于应届大学生毕业考不上公务员当驴友拍旅游视频成了网红，你说他情怀深沉可以，但你说他鄙视官场、鄙视体制，天生狂放不羁爱自由，这就夸的有点太过了。
当然你会说，李白自己也有名句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么！
可是这话你也得看李白是什么环境下说出来的。
一枝秾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李白在被唐玄宗点了翰林之后，一度在中央当帮闲词臣，写了很多吹捧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奉诏诗，当然这也没啥，当官么，干的就这活儿，不寒碜。可把杨贵妃比作了汉代宠妃赵飞燕，这个吹捧效果是有了，可是让人引发的联想就很不当。赵飞燕虽然漂亮，可是后来被失势废杀了啊。你把杨贵妃比作她啥意思？再说了，杨贵妃若是赵飞燕，唐玄宗难道是宠信妃子、外戚，最终导致汉朝中衰的汉成帝么？——虽然从后来的结局上看，还真特么有点像。
不过我相信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是绝没有心当“大预言家”的。他是真想拍杨贵妃的马屁，只不过马屁拍在马蹄子上而已。
而你通观李白这一辈子，会发现他这种明明不理解帝制下残酷诡谲的政治游戏规则，还非要往上硬凑的毛病，是一辈子都没改过来的。所以经常夸着夸着就夸翻车了。
剑阁重关蜀北门，
上皇归马若云屯。
少帝长安开紫极，
双悬日月照乾坤。
这是李白在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利用马嵬坡兵变逼唐玄宗退位而自立后写的诗作，以诗品而论，那当然是佳作。但以政治智商考察，这诗其实不及格。有唐一代，儿子把老爹扒拉开，自己抢班夺权当皇帝，让爹当太上皇的“玄武门继承法”几乎是个传统。但李白以前的诗人，从没谁咏叹过什么“双悬日月照乾坤。”——两位圣上指引我们奔向伟大前方。因为这话说得实在是太别扭了。你让唐玄宗父子自己对号入座，谁当日谁当月？咋说都别扭啊。
吹捧不了的东西不要尬吹，这是写“正能量诗歌”的一个原则。李白这一辈子就都没顾过这个原则。哪壶不开提哪壶，但你说这是像杜甫那样在讽刺吧？好像又不是他的风格，只能解依然解释为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
而事实上，李白对“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个情景有多么凶险的认知不足，与他后来差点因“谋反”被处死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唐玄宗在被迫当了太上皇以后，其实一直不甘心被儿子就这么夺了权，所以在“幸蜀”期间搞了不少小动作，试图重夺权力。比如大封自己其他儿子为权力极大的藩王，试图“以儿制儿”的反向架空肃宗。这其中就有后来李白依附永王李璘。所以《长安三万里》中提了一嘴的“永王之乱”本质上不是弟弟造哥哥的反，而是玄宗与肃宗这对“父慈子孝”之间残酷权斗。但凡能看出这一点的人，都不会受永王的征辟，到他的幕府去为官。李白连这点都看不出，一见有官做，乐呵呵的就上任了，真的白瞎了他在长安“京圈”混了那么多年。
三川北虏乱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
在后来为李白定谋逆罪的十一首《永王东巡歌》里，这是把他罪名敲得最死的一首——把安史之乱比永嘉之乱，可晋代永嘉之乱什么结果呢？司马睿跑到建康去“另立中央”，建立东晋，然后坐观北方丧乱。
好么，永王反造的八字还没一撇呢，李白上来就用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诗给他开的幕府定了这么个倒霉调调。我估计即便是永王最后“靖难”成功了，腾出手来也要谢谢李白他家八辈祖宗。
所以在真了解唐代历史之后，你会发现李白这个人也是有局限的，他写个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当然都很好。可是你若想从他的诗里品出政治、民情之类艺术以外的东西，想让他以诗为载体去刺世，去表达自己的政见、反应民间的真实疾苦，这一点上他确实远不如杜甫，甚至也不如高适。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高适的这首《燕歌行》，在《长安三万里》中也出现过，但是电影可能是为了增加戏剧效果，把高适做该诗的时间提前了，放到了他早年从军东北未得重用、失意而还的时候。这样一改，仿佛高适写这首刺世事，跟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样，是为了抒发不得志的个人愤懑，才说什么“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但实际上不是的，该作原有序言，说的很清楚，是“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开元二十六年的时候高适已经回到长安重新开始考科举了，所以他做这首诗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征戍之事”，那么诗中提到的“御史大夫张公”又是谁呢？
这人就是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他如果你不熟，他有个干儿子你估计认识——安禄山。是的，张守珪其实就是安禄山的老上司，任范阳节度使。而开元二十六年的时候，张守珪犯了个案子，他有俩手下领兵出塞作战，仗没打赢，张守珪却讳败为胜。唐玄宗派了个宦官牛仙童去范阳调查，到了地方以后张守珪重金贿赂牛仙童，牛仙童看在钱的面子上直接来了个“指鼠为鸭”，告诉皇帝张守珪就是打了个打胜仗。这个事传到长安以后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因为有识之士都看得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朝廷已经定调了，所以大家都不敢吐槽。
而就在这个时候，高适写了这首《燕歌行》——这样说，你能理解这首诗为什么能在当时轰动一时了么？因为它非常鲜明的在对这个时事发表锐利的观点。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这些句子在当时其实都不是虚笔，它们其实是在直刺当时唐朝节度使制度出现的问题——节度使和手下边将们为了军功擅开边衅、甚至不惜讳败为胜。而底层的兵士则在这种纷繁的战事当中徒耗性命与青春。
而全诗的最后一句“图穷匕见”，写的最狠——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帮边将行不行啊？不行就换人。怎么就没个李广一样的人物呢？
你如果细品的话，《燕歌行》这首诗里，其实就已经隐隐警告着动地而来的渔阳鞞鼓了。
开元二十七年，张守珪事发被贬，安禄山开始了他的急速崛起。
是的，高适胆子没有杜甫那么大，不敢直接说什么“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把矛头直接对准皇帝。可是这样直白的去批评张守珪这样一个出将入相的节度使大员，其实也风险浓重。你要知道高适这个时候也是在长安考科举想当官的，官还没当上，先讽刺了权贵，你还想不想混了？得亏转过年来张守珪就跟牛仙童一起东窗事发倒台了。不然就冲这首《燕歌行》的热度和力度，人家怎么也得料理高适一下。
所以像高适，杜甫这样的人，他们写刺世诗也是有极大勇气的。同样是得罪权贵，李白诗歌中招忌的地方基本都是“无心插柳”，而高适杜甫他们却是“有心栽花”，奔的就是批评朝政，直笔描写平民和征人的疾苦。你若问我诗的文学性谁更好，那当然是难分伯仲，或者李白却是思维更瑰丽奇绝一些。但你问我谁更继承了文以载道，路见不平的风骨和勇气。那我觉得还是高适或杜甫。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感叹一下，相比后世王朝，唐代至少在文学气氛是宽容的。没有乌台诗案，更没有明清文字狱。放在其他任何朝代，就李白这政治情商，在《资治通鉴》里都活不过一页纸，而高适、杜甫那样以诗文刺世的士人，就不可能跨越千年把他们的文气与勇气呈现给我们了。
的确，“只要诗在，长安就在。”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中国历史上的太多朝代，在“长安”灰飞烟灭之前，已经没有了诗文，以及那些敢于吟咏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诗人们。
诗歌、文胆、社会良心，这些东西在这片土地上，总是比有型的建筑的更脆弱、更先垮塌。
绣口一出就是半个盛唐、热情的歌颂盛世的李白当然很好。
但如果可以，我还是更喜欢高适、更喜欢杜甫，
更喜欢那个允许他们用天真和异见深爱着的大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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