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抑郁障碍患者,仅0.5%得到了充分治疗(组图)

昨日，李玟的姐姐李思林在微博上发文宣告：CoCo李玟已于7月5日离世，死因是抑郁症导致的自杀。

一位顶尖的华人歌手女歌手，一度以8颗牙齿的灿烂笑容为标志，却意外地选择了自杀身亡，令人不胜唏嘘。然而，外人眼中的阳光开朗，却并不是抑郁症面前的免死金牌。事实上，精神疾病已经逐渐成为了当今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突出问题。根据2010年数据，抑郁障碍已成为中国所有疾病中伤残损失寿命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排名第二的疾病。

对于中国人群中抑郁症的特征，2021年的《柳叶刀》上曾发表过一篇在中国31个省157个疾病监测点进行的中国成年人精神障碍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

根据那项调查，中国人群中的抑郁症：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失业者高于就业者；分居、丧偶或离婚者高于已婚或同居者；多数患者存在社会功能障碍，只有0.5%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

在数年前《知识分子》对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的采访中，陆林曾表示：为了避免示范效应，明星因抑郁症自杀后，媒体应关注抑郁症本身，“告诉大家抑郁症有哪些表现，如果有抑郁表现的话该怎么去寻找帮助，以及如何预防抑郁症”。

而此次，对于罹患抑郁症身亡的李玟，除了表达悲伤，我们也决定重发《知识分子》在2021年发布的那份中国成年人精神障碍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的报道，希望可以令大家更加了解这种疾病，也更知道我们应如何应对。

精神疾病已逐渐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突出问题。据2010年数据估计，抑郁障碍已成为中国所有疾病中伤残损失寿命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排名第二的疾病。

《柳叶刀-精神病学》主编 Niall Boyce 认为，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提供依赖于准确的数据，即谁需要这些医疗保障服务，这些人居住在哪里，以及将要提供的有证据支持的医疗卫生服务类型。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抑郁障碍流行病学数据，尤其是患有这些精神疾病的成年人使用医疗卫生服务的情况，有关部门只能通过数学模型估算的方式进行相关政策的规划，而这存在极大的误差与不确定性。

2012年，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hina Mental Health Survey, CMHS）正式立项并启动，通过多阶段概率抽样法，在中国31个省中抽取157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疾病监测点，完成了中国成年人（≥18岁）精神障碍横断面的流行病学调查。

CMHS重点研究我国常见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与疾病负担，描述精神障碍患者使用医疗卫生服务的相关信息，分析影响精神障碍患病率、疾病负担、服务利用等的相关因素，旨在为卫生决策部门制定精神障碍的相关防控策略以及精神卫生服务的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

最近，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团队基于CMHS数据，对国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及精神卫生服务利用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探讨，2021年9月21日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The Lancet Psychiatry）。

研究通过收集28140位完成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3.0版本（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3.0, CIDI 3.0）访谈的受访者数据，和近12个月内存在抑郁障碍受访者的具体治疗情况，以及SDS席汉残疾量表（Sheehan Disability Scale, SDS）显示的抑郁障碍症状相关各维度功能损害的评估结果，并匹配201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性别-居住分布数据，分析发现：抑郁障碍在中国的分布特征为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失业者高于就业者，分居、丧偶或离婚者高于已婚或同居者，多数患者存在社会功能障碍，治疗率低。

分析各类精神障碍患病率的分布，女性与男性的加权终生患病率分别为8.0%和5.7%，女性显著高于男性，比值比（OR）为1.44；近12月内的患病率分别为4.2%和3.0%，女性显著高于男性，OR为1.41；失业者患病率高于就业者，表现为终生患病率OR为2.38，近12月OR为2.80；分居、丧偶或离婚者患病率高于已婚或同居者，终生OR为1.87，近12月OR为1.85。

受访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在不同受教育水平（文盲或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居住地（城镇、农村）和地域（东部、中部、西部）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图1 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的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及近12月内患病率｜图源 [1]

具体到某一种特定的抑郁障碍亚型，不同亚型随着年龄、文化程度和就业情况具有不同的分布趋势。

通过抑郁症发病时年龄的 Kaplan-Meier 累积曲线可以看到，虽然不同年龄段患抑郁症的概率差异很大，但不同亚型的最早发病年龄都在14岁左右。



图2 抑郁症发病年龄的Kaplan-Meier累积曲线｜图源 [1]

就共病（comorbidity）情况而言，1947名终生罹患抑郁障碍的患者中的759人（41.1%）同时满足其他至少一种在CMHS中得到评估的CIDI或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诊断，包括焦虑障碍（29.8%）、物质使用障碍（13.1%）和冲动控制障碍（7.7%）。



图3 CIDI/DSM-IV所有抑郁障碍与CMHS其他障碍的共病情况｜图源 [1]

在近12个月内存在抑郁障碍的744名受访者中，有574人（75.9%）因为受抑郁障碍影响，存在至少一个SDS维度（家庭责任、工作、人际关系、社交生活）的社会功能缺陷，即角色损害。其中，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患者（32.8%）的角色损害最严重。



图4 与近12月内抑郁障碍相关的角色损害严重程度｜图源 [1]

抑郁障碍的卫生服务利用率低，获得充分治疗率很低。1007名近12个月内存在抑郁障碍的受访者中，84人（9.5%）接受过精神心理专科治疗、综合科室治疗、人类社会服务（如院外宗教人士、社工等提供的干预）、补充与替代治疗（CAM）中的至少一种。仅12人（0.5%）得到了充分治疗（遵医嘱使用任何抗抑郁药或心境稳定剂治疗≥30天且≥4次；或在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接受≥8次心理治疗，每次平均30分钟）。



图5 过去12个月存在抑郁障碍的受访者在此期间的治疗情况｜图源 [1]

该研究首次提供了针对国内人群抑郁障碍流行病学、临床严重度、功能障碍、治疗情况的全国性数据，诠释精神疾病如何影响公众以及应如何提供最好的医疗卫生服务，为宏观卫生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比较的角度，为全球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研究做出贡献。

知名歌手李玟因何轻生？你对抑郁症的了解永远不够

7月5日晚，知名歌手李玟Coco的姐姐李思林在网络发帖称，因罹患抑郁症，李玟已在当天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据李思林介绍，李玟在多年前就已患上抑郁症，此后经历了与病魔的长时间斗争，可惜近日病情急转直下，于7月2日在家中轻生，送院后一直昏迷，虽经医院团队努力抢救及治疗，最终回天乏术。据了解，2023年本为李玟出道30周年，但病中离世令人唏嘘。近年来，抑郁症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抑郁症辞世的明星也屡见不鲜，然而，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却仍然需要所有人深思。

从明星到普通人，无人能免



今年4月，韩国男团ASTRO成员文彬自杀去世，年仅25岁，也一度引发关于娱乐圈自杀频发的讨论。许多评论认为，正是韩国经纪公司对艺人的压榨，让偶像产业变得畸形。据《Billboard》杂志亚洲记者罗伯·施瓦茨（Rob Schwartz）表示，与北美或欧洲的流行歌手相比，韩国艺人常常承担着不可言喻的压力。施瓦茨还指出，除了经纪公司的控制外，粉丝文化也是韩国明星面临压力的主要原因。粉丝的热情，再加上社交媒体的放大功能，无形中形成了对艺人的控制。施瓦茨说：“他们（明星）的一举一动，甚至一根头发丝都暴露在粉丝的显微镜下，这实在太疯狂了。”

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许多明星都有或大或小的心理健康问题。2013年，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英国喜剧演员斯蒂芬·弗雷（Stephen Fry）在节目上公开谈论了自己的病情及曾有过的自杀尝试。“有时主持节目时，我一边说着ha ha，yeah，yeah，但内心里却在说，我真他妈的想死。”他说。



▲斯蒂芬·弗雷。

实际上，许多卓越的喜剧表演者都恰恰是抑郁症患者，不管是卓别林、憨豆先生还是2014年在家中自杀身亡的好莱坞喜剧明星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有些时候我觉得任何与他人的接触都让我作呕，就像一些浪漫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我受到的压力让我厌世。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陌生人一般，被拒在世界的高墙之外。”喜剧演员卓别林这样描述他对抑郁症的感受。实际上，这些患有抑郁症的人们并不是像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看起来就很悲观、萎靡不振，对所有事物都缺乏兴趣，他们以“乐观”的面具掩盖着自己，这种现象被称为“微笑抑郁”（smiling depression）。

高强度压力下的明星会罹患抑郁症，普通人同样不能幸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估计全球有3.8%的人口患有抑郁症，其中包括5%的成年人（男性为4%，女性为6%），以及5.7%的60岁以上的成年人。世界上大约有2.8亿人患有抑郁症。抑郁症在女性中的发病率比男性高50%左右。在世界范围内，超过10%的孕妇和刚分娩的妇女患有抑郁症。而许多抑郁症最终都走向死亡。据统计，每年有70多万人自杀身亡；自杀是15-29岁人群的第四大死因。

“在你读完这篇文章之前，全球至少有6个人选择用自杀结束生命。”美国流行音乐天后Lady Gaga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曾于2018年在《卫报》专栏发表一篇特稿，为心理健康呐喊。在这篇题为《全球每年有80万人自杀，我们能做些什么？》的文章中，两位作者指出，四分之一的人都会在生命的某个节点和心理健康打交道，即使我们不是直接受影响的那位，我们在乎的人也可能是。

将亲爱的他们从深渊中救出



据了解，世卫组织所有194个会员国都签署了《2013-2030年精神卫生行动计划》，该计划强调了为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适当干预所需的措施。抑郁症和自残/自杀也是世卫组织“精神卫生差距行动规划 ”（mhGAP）所涵盖的一个重点疾患，旨在帮助各国通过并非精神卫生专家的卫生工作者提供的照护，增加对精神、神经和物质滥用患者的服务。

此外，世卫组织还编写了抑郁症心理干预简明手册，可由非专业治疗师向个人和群体提供。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问题管理+手册》，描述了行为激活、压力管理、解决问题的治疗和加强社会支持等手段；《抑郁症群体人际关系疗法手册》则描写了抑郁症的群体治疗；另外还有《思维健康手册》包括使用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女性的围产期抑郁症。

英国时任首相特蕾莎·梅曾也在2018年宣布任命英国首位自杀预防大臣，由时任卫生部部长多伊尔-普锐斯（Jackie Doyle-Price）担任。“我们能够终结这个让太多人默默忍受痛苦的困境，防止自杀悲剧。”英国研究自杀问题的专家、曼彻斯特大学教授阿普比（Louis Appleby）认为，设置这样一个职位“非常重要”：“自杀不仅仅是健康问题，太多政府部门会牵扯其中。自杀预防大臣能帮助打开解决问题的大门，让对话变得更容易。”

但更重要的是自查与自我调节。庞大的抑郁症患者群体就潜伏在每个人身边，却没能被人及时识别，直到他们选择突然终止生命，令人追悔莫及。以微笑抑郁为例，这些患者并非每天缩在床上，丧失与人交往的能力，而是拥有比较好的社会功能，甚至令人误以为社交能力比普通人更好。因此，很多家属在他们出现异常行为或者自杀时，都感受到震惊或者难以相信。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丽塔·拉博姆（Rita Labeaune）指出，当人们用微笑来隐藏低落的情绪时，它成了一种防御机制：不再是一种表达自己内心喜悦的自然流露，而是逐渐变成了对内心悲伤的掩饰和证明。但这种防御是有害的，它是一种“表达抑制” （expressive suppression）的情绪管理策略。实验证明，采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人更易遭受不良情绪的影响。因此，用微笑来压抑自己真实情绪的行为，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在当时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且长期运用这种方式会产生更加有害的结果。

患者能够识别出自己的情绪问题是第一步。其次，人们需要能够向自己的亲人或好友诉说这些感受。精神科专家建议，如果你发现身边的人有微笑抑郁的可能，最好的办法是作为一个支持性的角色，一个能够足够共情的倾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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