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想要改变疫情政策？没有那么容易！

导语：

当下很多人对疫情防控政策的变化抱有期待，但政策的决断，不仅体现上级意志，还包括对大众情绪的理解和应对。希望改变的人，了解对立面的大众情绪及其形成原因，并找到解决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一、高增长时代的性格色彩

过去40年，中国GDP总值增长超40倍。

过去30年，世界先进半导体制程工艺从0.8微米进化到3纳米，超过200倍的突破。

过去20年，全球人类预期寿命从66.8岁增长到73.3岁。

过去20年，中国高铁从无到有，总里程突破4万公里。

过去10年，代表科技创新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上涨超过400%。

过去10年，移动通信技术从3G、4G向5G快速切换，新手机5G出货量已超7成。

过去很长时间，国内大部分人的工资在上涨，以房产为主体的财富在增值，手机越来越好用，生活越来越便利……

是的，很幸运，过去几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持续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顺境时代。

当人处在顺境时，自然会产生对未来的更美好预期。处在顺境的时代，也会展现出特定性格，因为时代由众人铸就。

所以不难理解，在持续的高增长下，技术层面，人类此刻畅想星际移民，努力实现汽车完全无人驾驶，研究更高速率的量子计算机，大力发展匹敌甚至超越人类智慧的人工智能。

同时也不难理解，在持续的高增长下，信念层面，更多人会倾向于相信，增长是能够持续的，预期都是能够实现的。

所以至少从主流声量看，厉害、伟大、最好、绝对、注定、不容置疑、自信、完美，既是时代流行语，也代表了时代特性。

当然，一些粉饰成绩、回避问题、封控信息的操作，也削弱了一部分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进而又强化了这种时代特性。

二、自动驾驶与其挑战

这样的时代，高度赞扬成就，其实也就代表了并不宽容弱者和问题。

比如自动驾驶，坦白说，普通人期待的如《西部世界》一般的完全无人驾驶汽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甚至是否一定能够实现，都仍是个未知数。

因为驾驶汽车其实是一个“博弈”，驾驶员需要与你面对的所有交通参与者博弈。根据自身的驾驶能力和经验，将道路、标示、车况等硬件作为确定性参数，根据天气、路况、交通参与者行为及其倾向性等因素综合作出博弈决定。

这里面不确定性最大的就是交通参与者行为及其倾向性。

举一个常见的场景：驾驶员经过一个可以左转的路口，此时直行和左转是红灯，车辆左侧人行横道前等待的行人很多，绿灯亮起，时间有限，如果驾驶员一直等待行人全部通过才左转，则可能每次绿灯都过不去，这条左转车道将会发生大拥堵。

这时，有经验的司机会采取略激进但实际合理的做法，开车慢慢往前蹭，待到有保守的行人停下等待，再快速通过。司机的博弈成功并不简单，他必须观察行人的肢体动作，甚至眼神等细节，以判断对方是要等待还是可能突然启动，否则就可能造成事故。

这种场景，如果换成自动驾驶汽车，基本就只能等待了。因为它既要遵守对行人理让的规则，而且也无法阅读和理解不同行人的不同行为偏好，它不可能参与这种瞬间的与行人的博弈，也很难博弈成功。

但当未来人们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拥有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技术的交通工具，而且不同交通工具能够互相感知和交互，同时交通信号灯等基础设施的设置更加合理时，自动驾驶系统也就不太需要参与这种复杂博弈，进而才可能实现完全无人驾驶和更安全的自动驾驶。

所以现阶段具有一定自动驾驶能力的汽车，不可能是绝对安全的，它还有很大的进化空间。换言之，自动驾驶汽车出事故是必然的。

但是，只要留意我们的主流舆论环境，就不难发现，大众对由人类驾驶员造成的交通事故往往是宽容和接受的，或者说是麻木的。而对于自动驾驶相关的交通事故，是严肃和抗拒的。

“特斯拉刹不住车”、“特斯拉又出事了”，这种新闻或话题往往能引起热议，是新闻资讯平台的流量密码。即使所谓的事故根本与自动驾驶技术无关，也会被暗戳戳地带上很多联想。

在这个“厉害体”流行的时代，很多人沉浸在被刻意渲染的惊艳和完美里，不太接受过程中的坎坷和曲折，对事物发展的复杂性缺少耐心，缺少理解力。

求仁得仁，在这样的大众情绪里，也没有几家造车企业敢于直面自己的问题和不足。所以我们总能听到一些企业家的宣言，他们的产品是某个范围内最好的，最安全的。如果法律允许，他们非常乐意去掉所有的限定词。而且，人们愿意选择相信，愿意为此买单。

而相对的，那些自动驾驶发展过程中本应该引起更多重视，本可以用来教育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本能够降低不合理大众预期的事故，都被刻意掩饰或遗忘了。最终为此买单的，可能是全社会，可能是被拱上高处而不胜寒的产业。

三、结束疫情防控的大众情绪准备

到这里，本文希望切入正题，讨论一下大众情绪影响下的疫情防控。

今年以来，国内因奥密克戎高传染性引发的疫情，此起彼伏，至今仍未消停。可感知的防控手段，也越来越严格。

与之相对，国外绝大多数国家均已从政策，甚至从心理上走出疫情。比如9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的新冠疫情已经结束。

一方面，国内主流媒体仍在不时揶揄国外因疫情带来的死亡及经济困境。但另一方面，欧洲五大联赛、欧冠、法网、NBA、女篮世界杯等体育赛事，时隔两年再重启的慕尼黑啤酒节，英国女王葬礼等国外人群熙熙攘攘且口无遮罩的场景，也在通过媒体大方向国内公众呈现。

当人们的生产、生活、投资、旅行等持续受到疫情不利影响，而相反的参照物又唾手可得时，无论如何讲政治顾大局，抱怨不可避免。近期的贵州疫情转运车事故，更是在社交网络引发规模空前的质疑。

抗疫近三年，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问一句，什么时候是尽头？但说实话，虽然无比期盼，但对于尽快结束抗疫，本人并不乐观（请注意，必须说明的是，新冠疫情永远不会结束，因为除中国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与新冠病毒共存了。能够结束的，只是我国当前所执行的清零抗疫政策）。

这里面有一些客观条件，比如国内疫苗的有效性，特别是针对奥密克戎新毒株的有效性，老龄等易感人员的接种率，新冠特效药新冠特效药Paxlovid、阿兹夫定等的储备（尤其是效果更好的前者），应对医疗挤兑的预案及资源储备（尤其是医疗资源薄弱的农村地区），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说都不够乐观。

不过作者认为，相比这些客观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大部分人从心理上还没有做好结束抗疫的准备。8月份那位因为没有戴N95口罩而被一车乘客赶下车，且被骂缺德的男子，大概对此是深有体会的。这一点特别不容小觑，因为国家制定政策，必然要考虑大众情绪。

从欧美、日本、韩国、新加坡、朝鲜以及我国香港的抗疫经验看，结束抗疫后与病毒相对和平共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会经历一个大面积感染后引发的医疗挤兑期。

当感染人数达到一定比例，人群中建立起自然免疫屏障，再配合疫苗的作用，新增感染引发的重症和死亡等逐渐降低，到达正常医疗能力可以承受的程度，才算进入平稳过渡期。

在这个过程中，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它可能发生在每一个社区，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家庭。尤其对于患有严重基础疾病且未完整注册疫苗的老人，风险不容小觑。而且，根据国外的研究，一些人还会因感染而患上“长新冠”（Long Covid，包括心理和生理上的不适，医学上还没有对这种“病”形成定论）。

即使是激烈反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人，相信也不会愿意这样的风险发生在自己或亲友身上，这是阻碍放松疫情管控的最普遍大众情绪。

同时，很多人可能会问，与病毒共存，付出很多人死亡的代价是“胜利”吗？够“伟大”吗？创造“奇迹”了吗？我们抗疫三年，难道不是为了战胜和消灭病毒吗？人类科技发展到今天，我国综合国力如此强大，为什么不能另辟蹊径？

本文认为，对与病毒共存是否体面和伟大的质疑，和对因与病毒共存而带来风险的畏惧，是需要给予同等重视的大众情绪，是我国结束抗疫所无法回避的时代心理问题。

要解决对病毒风险的畏惧心理，当前世界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种答案，我们只需要打开心门虚心求教，就不难交出当前条件下最好的答卷，真正发挥出后发优势。

比如，放弃疫苗政治，引入被大多数国家验证更有效的mRNA新冠病毒疫苗，尤其是BionTech/辉瑞和莫德纳最新研制的专门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mRNA疫苗，将其作为高敏、高龄人群的加强针或未接种人群的优先选择。

比如，各地医疗资源尽快从核酸检测、隔离管控中抽出精力，摸清区域内慢性病人、特殊医疗需求人员的情况，制定应对大规模感染所引发医疗挤兑的应急预案，确保透析患者、孕妇等重点人群不因医疗挤兑而无法就医。

比如，加大对奥密克戎病毒所引发症状的科普，下发科学的应对指南，分发必要的医疗物资（比如应对发烧的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缓释片等），组织12345接线员、医学大专院校学生、离退休医生等作为临时热线支持者，引导人们降低对病毒感染和相关症状的恐惧心理，以尽可能降低医疗挤兑发生的概率和规模。

再比如，在国内选择试点城市或省份，测试放开疫情管控的效果，一旦当地无法应对，立即组织其他地方医疗人员驰援。

最不济，如果群众中就是有一批人不愿承受任何风险，也可以考虑各地把现有的部分隔离酒店、方舱医院等利用起来，赋予公众自主选择权。愿意承担感染风险的，保持现有生活空间和环境不变，自担风险，长期不变。不愿意承担感染风险的，进入特殊区域集中居住，严格防控，设定半年到一年的管控期限，待医疗资源恢复常态化供给时再解除对这部分人的管控。这种方式下，是否承担风险的权利交给个人，充分平衡冒险型和谨慎型群众的不同需求。

而要解决群众与政策制定者对与病毒共存是否体面和伟大的怀疑，就是更复杂的系统工程了。

从长期来看，对增长永不停滞的幻想是要警醒的。回望历史可知，周期的起伏一直存在，没有永远的光荣正确伟大。古人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所以一定要让公众看到发展中的问题，看到力有不逮，看到起伏和波澜，看到批评和质疑，看到客观规律。否则，更多人就会像老鹰背上的小鸟，对持续向上飞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中期来看，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非常重要。比如病毒侵入人体及传播的原理，为什么mRNA疫苗要比灭活疫苗更加精准和高效，为什么精准防控政策对于传播速度如此之快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效果远比原始毒株要差，为什么人类到现在为止仅战胜了数量极其有限的病毒。只有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多数人，掌握或能够理解基础科学知识、科学史，知道疫情的终局一定是共存，才能制定和执行好科学的政策。

从短期来看，要让公众学会算账，允许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呈现不同声音。相信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现行防疫政策的人，一定都爱国的，一定都不希望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落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和越南（三季度GDP增长13.67%），正在充分享受因中国现行疫情防控政策而带来的溢出收益。而一些机构和媒体，直到现在还喜欢不假思索地说，如果算总账，我国的防控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那么不妨公示一下计算规则，也让疫情防控的真实成本和收益，能够更全面展示给公众，进而让大家明白，究竟何种政策才是最适合国情的。只有把经济账和长期帐算明白，直至算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才可能有更多人支持开放和共存。

结语：

解决大众情绪对疫情防控政策并非易事，关键是迈开腿，少管嘴。衷心期待我们深爱的国土上的疫情早日结束，自由呼吸，四处旅游，不再只是向往。

当那一天来临，我们走出阴影，激动不已，无所畏惧。

新的黎明因我们的释放而绚丽绽放。

因为那里总有光，只要我们足够勇敢去看它。

只要我们足够勇敢去成为它。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