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军改后解放军领导层 从后冷战走向新时代(组图)

军改对解放军领导层联合能力提升影响不大。图为今年1月习近平晋升7名上将。

中共二十大即将在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中南海高层将出现新的变动，解放军领导层也将随之改组。以往有不少文章分析解放军领导层的特点，但不够全面，往往雾里看花。9月13日，美国国防大学公布一份长达72页的研究报告，以多面向评估解放军领导层结构性特点，让人大开眼界，并对解放军自军改以来有了重新认识。

过渡的一代

这份报告由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执笔，他分析2015年军改前至2021年期间，300多位解放军高层军官的履历，评估解放军领导层的人事结构和职业模式等特点，发现解放军的体制保守，高层军官在40多年军旅生涯中耐心等待升迁，而通往成功之路的有效途径是担任各自所在军种的高阶职位，跨领域联合作战经验并不普遍，也不是军官晋升的必要条件。

报告指出，解放军高层军官在年龄、教育、性别和种族方面的同质性高，习近平没有寻求更广泛的人才库来填补高级军官的空缺。如果中国军方领导层缺乏军种、专业和部门以外的视角和历练，将会降低中国处理未来冲突中的能力，特别是那些需要高度联合和适应能力的冲突，比如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报告未提台海战争，但是跨海作战所需要的联合战力肯定比越过陆界困难而复杂得多。

作者认为，目前解放军领导层是过渡的一代，他们的主要经历是在冷战后期形成，而新的一代在先进技术和作战理念方面拥有更多经验，可能对中国的能力更有信心，并倾向以更能接受风险的方式处理冲突。不过，要培养完全不同以往类型的解放军领导层，需要对军种传统和组织文化进行颠覆性革新，实行上却非常困难。

这份报告深度分析解放军领导层，对象涵盖5大军种和5大战区副战区职以上高层军官，2021年有155位，包括中央军委级别6人、正战区职25人、副战区职124人，军衔中将以上。2015年有182人，因军改裁并减少27人。从2015年军改前至2021年期间的高层军官人数合计超过300人，构成报告的主要分析样本。


目前解放军领导层是过渡的一代。图为今年3月两会期间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现场。（视频截图）

军改影响不大

按常理说，习近平2015年11月全面推动军改，军方高层结构应该出现新貌，实情却非如此。报告指出，军改前后对军方领导层的平均年龄和学经历没有带来影响。2021年新的领导层平均年龄61岁，反而比2015年增长1岁，而且高层领导的平均服役都是44年。说明军方并不指望年轻一代军官来领导中央军委各个部门、军种和战区，而是让他们论资排辈等待晋升，其中不乏超前者，比例仅有12%。习近平也许有机会进行更彻底的改革，但担心可能遇到阻力而影响改革进程。

解放军领导层通常每2至3年轮换一次职务，但都保持在同一职业轨道上，就是换单位，工作性质不变，没有其他专业的提升。从2015年至2021年都是如此。

另外，与专业提升有关的是跨职能的轮换。这部分的比例非常低，2021年只有13%，竟然比2015年军改前的19%还低，出现倒退现象。这也许和军改转型有关，使高层军官需要花更长时间适应新的体制而减少跨职能的轮换。2017年底，习近平发现军委有的机关部门还找不准自己的职责和位置，出现严重缺位、错位和相互扯皮的现象，而此时军改已推动2年，说明适应新体制的难度很高，错综复杂，需要较长时间磨合。

从职业轨迹上看，高层军官在特定领域具有相对深厚的专业知识，但对其他职能技能有限，只有少数几名作战指挥官具备后勤或装备经验，或采购方面的背景，这对指挥联合作战非常不利。

中美四大差异

报告显示，军改后的解放军并不优先考虑新晋高层军官的联合任务历练。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是习近平推动军改的基石，近年来解放军扩大联合训练，军官团能够在”实战化”的环境中磨练规划与联合指挥技能。然而，这一进展并没有影响到派任制度。军改后的职业模式表明，解放军没有系统地挑选更多具有规划和领导联合作战经验的军官，担任战区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更高的职位。

2015年有61%的高级军官有过联合任务历练，主要集中在大军区总部或军种总部，范围有限。2021年这个数字降到56%，也出现倒退现象。情况应该和跨职能轮换比例降低类似，新晋高层军官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适应新的体制。

相较于美军，所有军官都必须获得联合任职资格才能晋升为将军，而且大多数3星级和4星级将官都有多次联合任务历练。报告指出，中国军事研究单位曾研究美军的轮派制度，并提出类似方案，但没有一种方案获得采用。

报告指出，美国4星级将官的组成、人事结构和职业模式与中国同级将官存在明显差异。报告以2021年美军四十位现役四星级上将和三十一位解放军三星级上将（最高军衔）来做比较，发现有4点不同：

一、军种方面。地面部队最具代表，但解放军陆军在军中拥有更大影响力，最高职位比例为48%，美军的比例为35%。

二、人事结构。中国上将的平均年龄比美国年长4岁（64：60岁），工作历练多出6年（46比40年）。而美军高层更加多元化，有2名女性（5%）和3名非裔美国人（8%）。相比之下，解放军领导层的同质性非常高，全是男性，而且99%是汉族。

三、轮换方面。过去十年美国四星级上将通常有7次任务轮换（平均每18个月轮换1次职位），中国有5次。在同一时间段，每一位美军高层都进行地域性轮换，解放军轮换比例为84%。此外，美军有23名高层（58%）曾在海外服役，多数在美国盟友或伊拉克或阿富汗，解放军高层则没有海外经验。

四、联合任务。所有美军高层都有跨领域联合服役历练，通常有多次，而解放军高层有此历练的比例占77%，并不全面。

军种本位主义抬头

总体而言，美国四星级上将比解放军同级将官更年轻，更多元化，并且拥有更多跨领域专业历练。相比之下，中国的制度更重视资历和在特定任务中的深度经验。

另外，还有一个差异涉及职业类型。美军高层几乎都是以作战指挥官的历练获得晋升，而解放军高层几乎一半是专业的政治委员（政委）。可以说，以上多种差异是中美两军高层在整体结构上的一个缩影。

按军改设想，提高部队战斗力是唯一根本的标准，而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重心在五大战区。但是军改实施后，陆续成立陆军领导机构（陆军司令部或总部）、战略支援部队和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等多个军种，使得军改后解放军领导层派任到军种总部的比例，从2015年的16%增加到2021年的32%，翻了一番，其结果是这些高层将成为军种利益代言人，使得军种之间的竞争有可能加剧。

军改前，解放军领导层有54%在大军区任职。军改后，7大军区改为5大战区，2021年军方高层在战区任职比例从54%降为41%，总数仍比军种多，但是军种地位开始提升，使得军方高层以军种为导向的晋升途径更为明显，军种本位主义有可能因此而抬头，而战区军种指挥机构在融入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过程中也可能拥有一定发言权。


国防大学政委郑和被美方视为解放军少有具备多项联合职能专业的将领（网络截图）

误解将军的摇篮

报告还指出，外界通常有一种误解，认为解放军领导层多数来自军改前的南京军区和军改后的东部战区，因为习近平从1985年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到2007年出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都在该辖区之内，因此该地区被视为”将军的摇篮”。经分析显示，实情并非如此。不论军改前后，出自该地区军方领导层的比例接近2成，低于军改前的兰州军区和军改后的西部战区，而后者比例在22%至26%。

还有一种误解是，东部战区驻福建的第73集团军（军改前是第31集团军）被视为对台一线部队，晋升比例最高，也最受习近平重视。但2015年和2021年的分析数据都不支持这种说法，因为军方高层出自该集团军的比例约4%，有个别将领受到青睐，而非常态。换言之，习近平选拔高层将领，并没有偏向于具有特定地域背景的军官，而他也不偏爱那些地理上与他重合的人。

报告特别举出现任国防大学政委郑和，是解放军少有具备多项联合职能专业的将领。他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役，出自第31集团军，曾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军改后转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国防大学校长，去年8月改任国防大学政委。从军区作战到全军训练，再到军事科学研究机关和最高军事学府，跨领域的历练齐备。

但他仍无缘担任战区或军种一把手或军委更重要职位，乃制度使然。说明解放军领导层从后冷战走向新时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