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婚恐育”的年代 中国不要孩子的人后悔了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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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慧琪编辑 | 谌彦辉   

来源|看天下实验室

时钟晃过五点半,安澜强睁着朦胧的睡眼去洗漱。自从当了妈妈之后,她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上的监控。监控视频显示的是一张小婴儿让人沉醉的睡颜。他稍有扭动,安澜就像谍战片里的情报人员得到了信号一样,她会一个箭步冲到宝宝面前。因为带孩子入睡的是育儿嫂,她想保证每天早上宝宝睁开眼第一个见到的人是自己。

安澜融化在宝宝笑容绽开的眉眼里,那是她早起的全部动力。小婴儿特有的奶香让她很迷恋,睡觉的时候,她都会拿一件宝宝的小衣服放在枕头边。



一人,一车,安澜环游了35个国家,图为肯尼亚。她似乎忘了自己还是一位旅行博主,环游过35个国家。疫情前,安澜曾开着直升机在新西兰南岛的上空俯瞰碧水海湾,在旧金山的森林树屋里看松鼠窜过,也曾坐上巴黎的双层巴士餐车享用“流动的盛宴”……早上睁眼,安澜都要想一会儿,现在是睡在哪片大陆上,过着哪个时区的生活。

那时,安澜选择了丁克的生活方式。但当孩子呱呱坠地,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面对琐碎又焦虑的育儿日常,以及产后大幅回落的身体激素,她有时会在饭桌上突然哭起来。但她依然很坚决地说,“我会觉得以前的那种自由真的挺好的,但是我不会怀念,我想跟宝宝在一起。”

安澜大概也没想到,这种身份切换来得如此之快。如今,越来越多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年轻女孩,打破了对婚姻和母职的玫瑰色光环。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内卷”的社会压力,让“恐婚恐育”成为90后、00后中弥漫的一种时代情绪。一些到了育龄期的年轻人处在“生育摇摆期”,他们不禁好奇,那些蹚过丁克这条泥泞小路又放弃的探路者们,经历过怎样的挣扎心路。

上个月,安澜发了一条朋友圈,“现在都还有点回不过神,我居然生了个人。”



1971年出生的方宁在某省社科院上班,她学的是社会学,25岁结婚后和丈夫一起丁克了14年。

安澜在维也纳的车站。“丁克”一词源于“double income no kid”(缩写为DINK),是指夫妻双方都有收入且能生育,但主动选择不生育的无孩家庭。上世纪80年代,丁克的概念传入我国,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喜爱。90年代后,国内选择丁克的人数逐渐上升。

方宁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批丁克。她不用坐班,只需要每周去单位开一两次例会,年底出蓝皮书的时候会忙一点。只要假期时间够,她就会和丈夫一起四处旅行,比如一时兴起去鼓浪屿,租个船屋民宿,无拘无束地玩五六天。

“当时并不是说要标榜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而是基于现实的情况。”方宁对自己的选择如此解释。

她有两个哥哥,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父母两人观念不同,几十年来总是争吵不断。可能因为要养育三个孩子,父母的脾气很暴躁,她没有在家里感受过温暖。后来,方宁好不容易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然后结婚,逃离了她的原生家庭。

在方宁的潜意识里,生孩子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她觉得孩子一般会复制父母的生活。有时候,她感觉自己和爱人的生活就是父母生活的投射,她不希望这种投射延续到下一代,勉强过好自己这一生就行了。

“社会上有很多不公,这是普通人无法跨越和改变的。”方宁说,那段时间,她把社会的阴暗面放得很大,整个人的情绪比较悲观。如果一个生命交到她手上,自己又不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为什么还要带孩子来这个世界上呢?”

方宁的丈夫也这样觉得,“咱们可以轻松几年,30岁以前可以缓一缓,但必须要孩子。”后来,方宁的公公得了尿毒症,做手术花了很多钱,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也没法要孩子。等他们攒了一点积蓄,方宁快33岁了,她丈夫也逐渐接受了丁克的生活。

和方宁不一样,1985年出生的安澜家庭和睦。她是典型的80后独生子女一代,父母是双职工,但他们工作繁忙,缺乏陪伴式教育,只是把孩子“塞给学校”,并告诉她,考试一定要考好。

安澜从小就笃定要做一名建筑师,但父母的考虑是现实的。“你要不去学医,要不去学法律。”安澜和父亲闹得很大,但最后拗不过,还是屈从学了法律。在西南政法大学的那四年,她很不开心,毕业后也没有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

安澜先在体制内干过两份工作,都只做了一年多,她不能忍受循规蹈矩。有一天,安澜在办公室写文件,她突然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一直过到退休,站起身来就去辞职了。她拿着手里仅剩的一点积蓄,去美国自驾游了一个月。

回国后,安澜在穷游网上写了一篇非常详细的游记,并附上摄影作品。她没想到,那篇帖子很快就爆火,包括马蜂窝、携程等各大OTA平台都转载,点击量加起来上百万。

安澜一个人在加拿大的森林公园野营。那篇标题为“大龄单身文艺女青年自驾美国”的文章,安澜觉得当时是随手写就,但无意间贴合了很多噱头。在2013年前后,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境外游、自驾游、沙发客、背包客兴起,穷游达人猫力Molly成为了现象级的博主。那些和安澜同期发帖的人也都火起来了,她才发觉这一领域大有可为。

之后,她以“Desperado安澜”的名字行走江湖,过上了签约旅行家“在路上”的生活。当时说走就走的状态,让她非常坚定选择丁克,她觉得没有孩子自己会过得更好。


小时候,安澜的父亲想盖一栋自己的房子。当时还没有室内设计的概念,父亲去镇上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买回来了所有关于装潢的书籍。安澜记得,那些硬壳图册上全都是国外的漂亮房子,有赖特设计的流水别墅,柯布西耶设计的朗香教堂,这让她萌生了去看一看的想法。

十几年后,她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在前往撒哈拉的旅途中,安澜乘车穿越烈日炎炎的荒漠腹地,沙漠里突然下起漫天大雪;在2019年生日那一天,安澜在北极圈内的特罗姆瑟小镇酒店里醒来,外面风雪极大,路边的一只狗被吹了起来;在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她从浓密云层的缝隙里看到了淡绿色极光……

安澜将那段时间形容为“橱窗里的生活”。朋友们很羡慕,她能旅行又能挣钱。但对她自己来说,爱好变成工作让她感觉很疲惫,每次要完成安排好的任务、活动或项目,无法享受旅行的过程,而且频繁倒时差,身体也吃不消。

博主的身份也没有给她带来成就感。“只要年轻姑娘拍到好看的照片就会有人买单,都不需要再提供一些历史文化的输出。”安澜说,旅行前她会看书、看电影,仔细阅读很多和景点相关的手册和资料。

有一次,她为某汽车品牌去巴黎拍一个视频,对方不需要她写任何文字,人家让她怎么走位她就怎么做,好像只是一个模特一样。“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更奇怪了,完全没有任何享受,我就一心只想赶快回家。”安澜说。

她时常觉得自己被一种“冒名顶替综合征”(成功成年人中,有33%的人感觉自己的成功不是理所应得的)折磨。安澜曾写过《一个人的盛宴》,这本书是关于自己在法国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从书面市的第一天起,她就开始紧张,每次配合出版社去宣传,她会觉得羞愧,“害怕别人买了书,觉得我写得糟糕,然后就说,你看,这个人果然只是个花瓶,只想割粉丝韭菜。”

后来,安澜决定转型成生活方式博主,“我已经到了那种坐飞机就很恐惧的程度,别人出去旅行很开心,而我整个人是乌云笼罩。”当时,安澜还在朋友圈表示,“今年的愿望就是再也不要出国旅行”。

随着年岁渐长,厌倦旅行的安澜开始有了放弃丁克的想法,她丈夫身边的朋友个个都有了孩子,他也想要一个。眼看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安澜也不忍心看到家人失望,生个孩子让他们开心。

另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安澜外公的去世。当时外公病危,她赶回老家没能见他最后一面。看着母亲悲痛的神情,安澜心想,父亲离开之后,母亲就会孤零零的。她也想到了自己,如果有一天父母都离开了,自己又没有孩子,她好像和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牵绊了。
安澜在新西兰南岛上空体验开直升飞机。生还是不生呢?美国作家梅根多姆曾邀请16位作家将自己选择不生育的心路历程写成文章,他们的经历都是反复挣扎的。美国作家凯特·克里斯滕森曾在书里谈到母性召唤,“突如其来地,我有了母性的冲动——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令人震惊的渴望,深切而又原始。我渴盼一种重大而完整的感悟,将热切的关注投射在我自己之外的某个人、某件事上。” 

2009年,方宁也感受到了这种“按也按不住”的母性泛滥。她当时已经临近40岁,总会不停地拷问自己,“这一生真的决定不要孩子了吗?”有时候,方宁在街上看到小女孩和妈妈手挽手逛街,去公园散步,看到女孩撒娇的那种神态,她会心生向往。

方宁曾有三位女同事表示不想要孩子,她们年纪相仿。但在2009年前后,她们都相继怀孕了,“人可能还是群居动物,有她们在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她们有了孩子之后,对我有些冲击,觉得自己很孤单。”方宁说。

不过,因为年纪大了,方宁的丈夫一直劝她不生,但方宁一再坚持要生。最后,她丈夫也妥协了,尊重了她的选择。

在怀孕这件事上,方宁和安澜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自己的幸运。方宁只吃了三个月的叶酸,安澜孕前检查后第一次尝试就中了。

方宁怀孕时已经40岁,她没有经历孕吐和恶心,整个孕程看上去很顺利,她也常让自己放松心态。因为之前曾终止过妊娠,方宁担心孩子发生畸形;又因为年龄大了,她担心产力不够,肌肉弹性也不如年轻孕妇。

为安全起见,方宁的产科医生,也是她的同学建议剖腹产。“做了腰麻,切了一刀,孩子就出生了。”方宁说,可能因为身体机能的下降,她没有母乳喂养。宝宝从小有些便秘,她觉得可能是配方奶粉不如母乳的问题。

怀孕之后,安澜找来了所有市面上有口碑的育儿书,她母亲还开玩笑说,“你是纸上谈兵的儿科专家。”

在孕期,安澜停止了手头的工作,但她觉得自己不能只是平躺,她很反感“一孕傻三年”的说法。为了强迫自己学习,她报名参加了中科院的心理咨询师考试,她觉得发展心理学对了解孩子的成长会有帮助。考试那一天,安澜有点尿频,她提前给自己买了一个成人尿不湿,以防万一。

安澜回忆孕初期,她自己没有任何感觉,只是成天下意识地保护肚子里的孩子。直到第一次做B超,看到宝宝挥动了一下小手,她哭了,就像电视剧里的情节一 样。 安澜做妈妈的第四个月。在等待宝宝到来的日子里,安澜的身体出现各种不适。早期是恶心、干呕、食欲不振,中期是疲乏、嗜睡、尿频、牙龈出血、眼睛干涩、骶髂骨痛,偶尔也有偏头痛、腹痛、呼吸困难和眩晕,但一切在她可承受的范围 内。

之后,安澜和宝宝的感情与日俱增,尤其是宝宝隔着肚皮和她互动的时候。她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如此强烈的责任感,宝宝实在是太小、太脆弱了,对这个世界毫无抵抗之力。每天,安澜会花很多时间跟宝宝聊天,“很难想象吧,这个找不到手机也要问肚子里宝宝的人,过去竟然是个丁克。”

安澜说,整个孕期最煎熬的是她得了一种罕见的病,叫做浆细胞性乳腺炎。她当时发现胸部长了一个肿块,有些红肿发热。去看病的时候,医生有一些怀疑,但又觉得不典型,先让她观察。有人和她说,这个病叫做“不死的癌症”,病不致死,但人会吃很多苦,肿块要被切开,反复吸取脓液。当时,安澜整个人都崩溃了。

因为想保护肚子里的宝宝,她没有选择吃药,只是敷了一种中药。医生让她去做穿刺确诊,她觉得确诊意义不大,还要挨一刀,最后没有去。等孩子生完,那个肿块却奇迹般地消失了。但也因为这个病,安澜只能放弃母乳喂养。

对安澜来说,生产的过程无疑是最难忘的。她选择了顺产,在持续12个小时的阵痛中,她度过了2021年的跨年夜。打了无痛针之后,她要等到开十指才可以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她甚至还回复了工作上的信息。

在生产的时候,安澜每次一用力宝宝胎心就会下降,几次尝试后,医生果断选择了侧切,然后使用了助产手段——胎吸。“胎吸就是马桶搋子的原理,对吧?”安澜当时问了一句,整个产房都笑了。后来出院,她看病历单才知道,这是难产。


怀孕期间,安澜曾和两个朋友在咖啡馆聊天。她说,自己准备用配方奶给孩子喂奶,阿姨负责带睡,这样能保障自己的睡眠,两个朋友却异口同声地说,“不可能!”安澜云淡风轻地端起咖啡,抿了一口,“你们放心吧,我绝对不是那种妈 妈。”

但孩子一出生,一切发生了变化。“我太是那种妈妈了。”安澜说,虽然宝宝没和她睡,但她会一整晚看监控,一有不对劲就冲过去。晚上阿姨会喂三次奶,每一次她都会起来守着宝宝,甚至盯着阿姨拿奶瓶的姿势和角度,生怕宝宝会呛奶。

只要宝宝哭、吐奶、打嗝,她都觉得天塌了,跟着一起哭,陷入内疚和焦虑。比如,孩子一哭,她就内疚自己没有照顾好;出门两小时,她又内疚没有时间全部奉献给他;宝宝抬头不好,又担心他发育迟缓。有段时间,她甚至焦虑到产生幻听,睡梦中听到宝宝哭泣就立马从床上弹了起来。

孩子出生之后,方宁也感到失去了所有的自由。那时,方宁的父母快70岁了,帮他们带孩子已不可能。她和丈夫两人照顾孩子的吃喝拉撒,任何一点小事都会让她焦虑。


安澜和宝宝一起玩耍。比如,别人家的孩子白天可能要睡十几个小时,但方宁的孩子觉少,上午、下午各睡半小时,中间还要喂奶、做辅食,方宁只能日复一日地连轴转。等到晚上孩子入睡,她躺在床上有一种被人暴打的感觉,起身上厕所都要做思想斗争。

方宁说,每当情绪糟糕的时候,爱和恨总纠缠在一起。那段日子,她甚至有过离开人世的冲动,有两三次想让孩子去死,“那个时候,孩子不听话,一直哭闹,如果正好她撞到我犯病的时候,真的,我就把她推到窗前,我们一起死。”方宁说,爱孩子的时候她是真心爱,但孩子不听话,她又手足无措,“就是真的恨,更恨我自己”。

现在,方宁的孩子已经12岁,这种抑郁情绪一直没有得到缓解,“那种冲击是波浪式的。”她说,孩子成长的每个时期都会冒出新的问题。

方宁曾怀疑自己有双相情感障碍,但害怕去医院确诊,她也担心吃药会有副作用和依赖性。这么多年,她一直依靠自我调节,偶尔也听一下朋友的劝导。她有时候觉得,可能之前做丁克过得太轻松,现在是对她的惩罚。

和她同龄的朋友,孩子都长大了,每次遇到问题,方宁都不知道该去问谁。她去学了一门心理学,在课堂上,方宁认识了很多妈妈,孩子都一般大,她发现自己的问题都是新手妈妈的焦虑和烦恼,这让她感到释怀。

方宁认为,以前把孩子生下来,只是出于责任,她在被动爱孩子。等她和孩子建立了特别紧密的关系之后,她发觉自己在主动发自内心地爱孩子。这十多年来,方宁觉得自己获得了真正的成长,是一种人格上的完善,而这都是养育女儿带来 的。

在养育女儿的那些日子,方宁也逐渐学会了换位思考,更理解了自己母亲当时的处境,慢慢放下了过去的一些执念。

今年2月15日,安澜回顾难产的经历写了一篇博文,有读者留言“没当过母亲的女性是不完整的”,安澜回复“小心你的发言”。

类似的评论充斥在社交平台上,安澜很反感这样的“生育完整论”,“没有孩子的女性也是完整的。”她又回复道,“我认为女性乃至所有人,根本没有必要追求所谓的完整,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完 整。”

她还看到一条留言,“有了孩子的人生依然不完整,所有人都以不同形式残缺着。”安澜非常认同,自己通过生育获得了难以言喻的幸福,但也承担了无法避免的痛苦。“这两者是独立存在的,它们无法相互抵消。”

也有网友对她说,“反正你都要生,还不如早几年。”安澜坦诚回复,自己并不后悔晚育,只是想到以后陪孩子的时间少了,她会有一点惋惜。“虽然医学上确实有最佳生育年龄的说法,但现在我的三观、性情、工作状态、经济条件等,都比过去更适合生育。”

最后,安澜在博文中写道,“生或不生,可能都会在漫长人生中有过后悔的某一刻。重要的是,人生还有没有其他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事。”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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