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省份教育部门表态严打补课培训 北京每周检查(图)

在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印发前后，多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已发声，谈论当地如何落实“双减”政策。

新京报记者7月28日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已经有16个省份的教育厅长、教委主任或当地党委教育工委负责人发声表态，而天津市已经启动了暑期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工作。这也意味着，中央“双减”正加速在地方落地落实。

北京市教委主任刊文表示坚持每周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双减”，是今年教育领域的一件重大改革部署，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改革动作不断。

今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紧接着，6月15日，教育部召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新机构明确要“组织实施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治理”。7月下旬，中办、国办印发了《意见》并向社会全文公布。

7月13日，成立不久的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在《中国教育报》开辟了“‘双减’在行动”专栏。当天，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刘宇辉为此专栏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双减”工作》。

刘宇辉在文章一开头便明确提出——“近年来出现的培训机构无序发展乱象，严重干扰了教育教学秩序、偏离了学生成长规律、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削弱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刘宇辉的文章表示，北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从关心学生健康成长、减轻家庭负担、巩固全面小康成果的政治高度出发，在全国率先推进“双减”北京行动。

北京市等9个地区（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广州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市、南通市）是中办、国办《意见》中明确的9个全国试点地区，试点地区要在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强化培训收费监管等方面进行试点探索。

刘宇辉在文章中明确了北京下一步的工作细节，其中提到“坚持每周检查校外培训机构”。怎么查？刘宇辉的文章中说，要“重拳查处虚假广告、价格欺诈、无照无证等违规行为，发现问题严肃通报、处罚。”

同时，“针对培训机构和资本市场出现的新动向”，刘宇辉也在文章中提出，要“制定风险防范化解预案，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充分防范‘灰犀牛’事件。”

自本月13日至今，已有16个省份教育部门负责人发文表态

从7月13日至今，已经有北京、天津、山西、辽宁、上海、浙江、吉林、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内蒙古、广东等1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或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为专栏撰写文章，谈论当地如何落实中央“双减”政策。

天津市教委主任荆洪阳撰文说，天津市采取信息公示、规范合同、行政执法、资金监管等8项“硬”措施，进一步加大了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力度。建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市场监管、文化旅游、民政、公安等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共同研判形势，共同制定方案，联合开展执法检查，形成了监管合力。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王平在文章中提到，上海作为全国首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试点单位，在全国率先出台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一标准两办法”，依法规范、分类施策、稳慎有序开展专项治理。王平在文章中介绍上海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明确提出要深入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专项行动，以查促建、以查促发展，多角度、多举措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发展。

各地教育部门负责人的文章，一方面提到了“重拳出击，整治规范”，另一方面也提到要完成“减负”这项系统工程，需要标本兼治。

如浙江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在文章中就说，浙江全省正在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而努力奋斗。要以制度重塑为重点，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文章提到，浙江省组建工作专班，强化数字赋能，重点聚焦标准、准入、监管、执法等4个环节，理顺部门职责，加强部门监管合力，形成一套长效管理机制。

此外，还有的省份教育部门负责人对中小学生的“看护”“托管”等政策举措均有谈及。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顾月华在文章中谈到，为了缓解中小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协同推进暑期“双减”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暑期里组织学生自愿参加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主题活动、文体活动和社团活动。目前，江苏省共有2516所幼儿园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暑期托幼服务。

天津市已启动暑假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据7月27日的《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双减”工作专班正式启动2021年暑假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从7月26日至8月31日，全市将通过区级普查和市级抽查的方式，聚焦合同签订、收费退费、教师队伍、安全管理、疫情防控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

按照天津市“双减”工作专班的部署安排，7月23日，市教育两委（指天津市委教育工委、天津市教委）印发《2021年暑假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方案》。根据方案，区级普查要确保全覆盖，市级抽查由天津市“双减”工作专班组织有关成员单位进行，每区至少抽查10家校外培训机构。

天津这个方案要求，为确保专项治理行动落地见效，天津市“双减”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和各区要选调精干力量，成立由教育部门领导任组长，市场监管、公安、消防、卫健等部门工作人员为成员的检查组，确保检查工作高质量实施。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培训机构，要及时向区级“双减”工作专班或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反馈，责令其立即整改，并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后续追踪，确保整改要求落实到位。对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培训机构，要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罚。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由天津市委、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副组长，相关委办局组成的天津市“双减”工作专班目前正在围绕“全面深入调研、加强宣传引导、加大治理力度、完善机构设置”四方面开展“双减”工作。工作专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天津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制定全市总体工作方案；各区落实属地责任、主体责任，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做精做细做实有关工作。

此外，作为与北京一道被列为全国试点地区的上海市近日又有发声。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沈炜表示，中央选择上海作为试点省份，是对上海工作的肯定和鞭策。上海充分发挥学校教育教学主阵地作用，全面提升课后服务水平，依法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强化综合配套保障，把学生过重学习负担降下来，把课堂效率和学习效果提上去，不折不扣落实好中央部署要求。

“双减”落地，校外培训就这样凉了？这一监管措施的力度史无前例

非盈利、弃上市、不补课，对校外培训机构而言，“双减”政策招招击中要害。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来了。

从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点名”资本漩涡下的在线教育，到年中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再到此次“双减”文件正式发布，整顿校外培训的落地靴最终着地。

“双减”落地，热闹的K12教培行业从此“落幕”。

“落幕”

“双减”政策未落，资本市场率先作出回应。

在“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前，一份网传“双减”正式文件在多个互联网社群中传播。从港股开始，教育题材股票暴跌，紧接着是华尔街。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针对教培行业监管的“双减”文件正式落地，引发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预示着“双减”政策即将落地。

按照“双减”文件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另外，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类似场面在教育行业历史上曾出现过。2018年，国家对学前教育政策作出调整，明令禁止学前教育上市，以切断资本与教育的直接联系。几年后，整顿治理轮到K12校外培训市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这一监管措施的力度史无前例，也意味着已经上市的教育培训机构，面临要么退市（如果只进行学科培训的话）要么剥离学科培训业务的选择。而禁止利用节假日、双休日及寒暑假期开展学科类培训，也将让大部分培训机构难以维系。

“双减”文件推出后，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联合120家全国性校外培训机构发出倡议书，深刻认识“双减”重大意义，坚决拥护中央决策部署。

重拳之下，校外培训机构同时在四处寻找出路，低幼、K12学科类教育成为禁地，只能转向素质、职业、成人教育等非学科培训赛道。

只不过，素质、职业、成人教育等赛道，并不意味着身处监管盲区。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成人教育培训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协调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成人教育培训专项治理行动。

基于此，“双减”文件对校外培训的监管，并非“一刀切”关停所有校外培训机构，而是要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必须依法依规经营。

因果

那么，为什么要重拳治理校外培训机构？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顾明远指出，因为校外培训机构在增加学生负担上推波助澜，违背教育规律，冲击学校教育，破坏教育生态。

顾明远认为，这使得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变成了两轨制：一轨是学校的免费义务教育，一轨是收取高额学费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不仅冲击了学校教育秩序，而且扩大了教育不公平。

尤其在过去的一年，在线教育由于疫情原因一度被推上风口，也恰恰在这一年暴露出校外培训机构的诸多问题，不乏雷人案例。

首当其冲，是培训机构整体的烧钱营销模式，刺激全社会的教育焦虑，不但使得整个行业陷入恶性竞争，同时引发社会舆论的极大不满。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指出，中国各类教育上市公司多达20余家，市值最高的，几乎都是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市值，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陈志文认为，资本的优势是逐利，无可厚非，但到了教育领域，过度逐利就成了劣势。教育不是不可以盈利，但必须是把挣的钱再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中去，办更好的教育，这是共识。

校外培训治理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行业裁员传闻不断。据某教培机构人员透露，今年已见过几轮员工到人力处排队“离职”的场面，有时一个上午，办公室里就空出一大片办公桌。

校外培训行业保守估计有8000亿产值，从业人员有几百万之多。拉勾在线教育招聘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起，在线教育求职热度逐渐降温。

障碍

按下葫芦浮起瓢，若仅仅是让校外培训退场，忽然腾出的空白，也会让位于私教。

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家庭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由于这一客观需求的存在，补课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家长在教育投资上不会主动“躺平”。

当前的教育培训行业，从之前的个体家教演变而来。随着校外培训的监管加码，校外培训已然转向更隐秘的角落进行，演变成更氪金的游戏。

20分钟左右8个订单被认领、每次课两小时动辄收费上千……根据《北京日报》暑期调查，暑期线下课程黯然退场，更为隐秘的家教市场日渐活跃起来，一些家长四处打探，甚至不惜高价，只为给孩子找到“一对一”的专属“小灶”。

陈志文指出，真正落实好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最大程度满足教育需求，是治理校外培训的关键。否则，对校外培训的规范治理整顿，无疑就是为满足更高教育追求设置了障碍。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指出，只有进一步均衡资源配置、缩小教育差距，同时优化教育评价方式，深化中高考改革，全面打破学校教育“唯分是从”“以分取人”的困局，才能从根本上纾解社会各界的教育焦虑。

事实上，用单一的分数指标配置教育资源，比如将中考后的普职分流演变为普职分层，就一直是悬在广大家长心头的一大顾虑。

“教育部将落实1∶1普职比，可能一半学生上不了普高”，不久前的一则消息引发不少北京家长躁动。针对网络传言，北京市教委紧急辟谣，抨击了“成绩不好就只能上职校”等谣言。

归根结底，“普职比焦虑”的背后，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重学历轻技能”观念。只有扭转“唯分数”的教育评价导向，建立多元的人才评价体系，淡化教育的分层功能，解决社会职业差异的根本问题，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才能真正缓解。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正是“十四五”期间教育领域的战略任务。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