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1个写诗歌颂毛泽东的文人 反右时多次图自杀

毛泽东与张国焘在延安窑洞前合影。（法新社）

“毛泽东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他以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是政论家、诗人、军事指挥者，革命者……”艾青是第一个写诗歌颂毛泽东的著名文人，他的人生荣辱也与毛泽东密切相关。

1910年3月27日，艾青出生于浙江金华一个地主家庭。因为出生时母亲难产被一个算命先生称之为“克父母的命”，他便从小被送到了乳母“大叶荷”家里生活，直到五岁时才被接回家里。大叶荷穷苦的家境使艾青“与中国的穷苦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决定了艾青一生将自己的诗歌呈献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他们的儿子”。

1924年“国民大革命”发生后，艾青正在省七中读书，他当时阅读了《新青年》、《向导》、《洪水》、《创造周刊》及《赤光》等大量进步书刊，还包括一本《唯物史观浅说》。艾青后来回忆说：“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中学毕业后，喜欢绘画的艾青考入杭州的国立艺术院绘画系，但一个学期后校长林风眠突然和艾青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的，到国外去吧！”于是，1929年艾青便漂洋过海到了法国巴黎半工半读。在巴黎，除了学习绘画，艾青也经常参加巴黎的左倾集会。1932年1月，艾青在参加一次反帝大同盟东方部的聚会时情绪激动，散会后写了一首诗《会合》：“流着汗，闪出泪光……紧握着拳头，捶着桌面，撕叫，狂喊！”这首艾青的处女作显示了艾青已有“革命”热情，“却已鲜明地显示出他创作的主要倾向：对苦难中挣扎着的劳动者和被压迫民族深深的同情和挚爱，代他们发出反抗的呼喊，为他们吟唱出悲苦和愤懑，在他们身上寄托一片自由解放的真诚期待；也鲜明地展现了他创作的起点高度：他要面向世界，为人类的命运付出诗情”。

1932年3月，在艾青回国的船上，法国船长嘲讽中国没人，艾青怒吼道：“你胡说，我们有红军！”可见，此时艾青对红军已颇有好感。回国后，艾青很快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和江丰等人创办了左翼社团“春地艺术社”，举办了鲁迅支持的“春地”画展。画展结束不久，艾青、江丰等人却被捕了，后被判“危害民国罪”而入狱。在监狱里，艾青不方便绘画便做起诗来，并于1931年1月14日创作了他的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应该说，这首诗预示着艾青由受到法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而向着民粹主义者的转变。”《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受到热切关注，艾青1935年出狱后自费出版的《大堰河》又受到胡风、茅盾等著名批评家的高度赞扬，艾青因此在文坛成名。

抗战爆发后，艾青先后辗转武汉、临汾、桂林、重庆多地，又写出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与《我爱这土地》等名篇，被胡风称赞道：“诗人对古国的黑暗和冷酷有深刻的感受，他唱的挽歌是非常深沉的。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他描述的穷人的形象，是使人禁不住感到伤痛的。”在重庆时，艾青在胡风陪同下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希望他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几经犹豫和路上曲折后，艾青于1941年3月来到延安。他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中宣部部长凯丰便找他谈话，谈话气氛非常友好，可见对他的重视。艾青随后便被安排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同年8月11日，毛泽东来看望萧军、艾青等作家。“这是艾青第一次与毛泽东密探，他态度沉稳，气质儒雅，读书极多，很随意地引经据典，像朋友之间谈心般自然、周到。见此情状，艾青的心也渐渐平和下来，又渐渐地对毛泽东产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信赖感。这种特异的感觉，成为他日后与毛泽东频繁交往的基础。”第二天，艾青便又随萧军去见毛泽东。1941年11月6日，艾青在听过毛泽东一次演讲后心潮澎湃，当天写了一首诗《毛泽东》：“毛泽东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他以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是政论家、诗人、军事指挥者,革命者——以行动实践着思想;他不断地思考, 不断地概括,一手推开仇敌, 一手包进更多的朋友；‘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战略——把最大的力量压向最大的敌人；一个新的口号决定一个新的方向：一切都为了法西斯主义之死亡。”这首诗虽然不确定说是第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但应该是著名文人写的第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

不久，艾青便创办和主编了《诗刊》，创作了歌颂战士的长诗《雪里钻》，并在丁玲的邀请下发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在这篇文章中，艾青称“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并在最后呼吁“让我们从最高的情操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吧——‘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艾青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邀请艾青前去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艾青回道：“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道：“至少我是爱听的”。两天后，毛泽东又请艾青帮忙收集对文艺的反面意见，艾青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找艾青谈话，告诉艾青他的文章被政治局其他委员传阅过，并将自己写的意见拿给艾青看。艾青准备记录时，桌子有些晃动，毛泽东立即出去捡来小瓦片垫上。这些事情给艾青留下了深刻印象，艾青被毛泽东的尊重感动了，这便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艾青的转变。艾青很快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发表了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这文章同一个多月前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观点上了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认为应该“写时代的新的英雄——群众。写广大的有团结的有组织的群众。这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固的基础”，认为“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地区——边区，没有暴力的统治，没有政治上的腐化，没有中世纪的黑暗”。

5月2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中，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的要求，朱德在讲话中对艾青文章中引用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解释说：“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这次座谈会标志着延安文艺界的重大转向，会后中宣部立即发出了作家深入生活的号召。艾青积极响应座谈会精神和中宣部号召，提出要到前方工作一个时期，毛泽东回信道：“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待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然后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状况总是不很明晰的”。因此，艾青留在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但去采访了劳动模范吴满有写出了长诗《吴满有》，写了歌颂延安歌颂革命的诗歌《给太阳》、《太阳的话》、《野火》、《向世界宣告吧》、《黎明的通知》、《拥护自己的军队———献给三五九旅》、《欢呼》、《解放军歌》等，还写了文章《现实不容许歪曲》积极批判王实味，又写了《开展街头诗运动》倡导街头诗和宣扬秧歌剧的文章《论秧歌剧的形式》……因为艾青的积极表现，艾青不仅在“整风运动”过关，还成为了共产党员，当上了志丹县参议员、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和鲁艺文学系主任，并获得由毛泽东签名的中央直属机关“模范工作者”的奖状。“甲等模范工作者的事迹”中指出，“在整风以来，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艾青同志也有他的缺点，如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残余。如能改正，他更有远大的前途”。对于《论秧歌剧的形式》这篇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章，据艾青本人回忆,“在一个晚会上,我遇见毛主席,他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

1945年日本投降后，艾青担任了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率团北上，后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副院长，主讲“毛泽东文艺思想”课程。1949年2月，他随学校进入北京接管北平艺专，并参加了随后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和新政协会议，还受邀出席了开国大典。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艾青担任了《人民文学》副主编，不久便辞职专心创作，写的诗歌大多也还是颂歌、政治抒情诗。

很快，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批“丁、陈反党集团”等运动接踵而来，艾青因为与胡风、丁玲关系密切而难逃厄运，尤其是他还曾为丁玲辩护道：“对于丁玲的斗争是过火的、残忍的，对同志不能一棍子打死，无限上纲，不能搞宗派……”1956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文章《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集团》，公开点名了艾青，称他为“丁、陈和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络员，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丁玲由此开始受到众多批判，连之前的好友徐迟都发文质问“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随后被撤销《诗刊》编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等职，并被开除党籍。1958年1月26日的《文艺报》特设“再批判”专栏将王识味、丁玲、萧军、罗烽文章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重新刊登，并刊发了毛泽东修改的编者按，其中写道：“奇就奇在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家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批文章。”毛泽东的“定性”让艾青无法再“翻身”，艾青一度痛苦得多次试图自杀，有一次甚至在街上坐三轮车时和踏车者说：“你说我反党吗？我不反党，不反党！”

在王震的邀请下，艾青一家于1958年4月先是前往北大荒，后又转到新疆建设兵团，并无正式工作，所在地人们对他也较友好。但“文革”爆发后，艾青真正的厄运来了，他被发配到有“小西伯利亚”之称的新疆荒漠，住的是阴暗潮湿狭小的石窝子，一度打扫厕所，还经常被批斗，就这样苦苦度过了五年多，最后离开时右眼近于失明。

“文革”结束后，艾青复出担任了作协副主席等职，他在提倡“诗要说真话”的同时创作了《在浪尖上》、《礁石》、《鱼化石》、《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大量好诗，出版了诗集《归来的歌》、《彩色的诗》、《雪莲》等，焕发了他创作的“第二春”，其中“《归来的歌》也无可争议地成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富有代表意义的优秀诗集”。1984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要求多宣传艾青，1985年艾青被授予“法国艺术与文学最高勋章”，1986年艾青当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冰心、冯至、王蒙等54位中外作家联名写信要求授予艾青诺贝尔文学奖，1990年一位中央领导在参加艾青80寿辰时祝贺道：“您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诗人。半个多世纪了，您用诗歌反映人民的苦难、斗争和希望，始终站在诗歌运动最前列”……对于这些荣誉，艾青回应道：“不要把我捧得很高，也不要把我贬得很低。写诗是没有荣誉可言的……对我最高的颂扬，莫过于称我是人民的儿子”。如艾青所愿，艾青与聂鲁达、希克梅特并称为20世纪三大“人民诗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996年5月5日，“人民的儿子”艾青魂归他深爱的大地。

“我看见一个闪光的东西，它像太阳一样鼓舞我们的心，在天边带着沉重的轰响，带着暴风雨似的狂啸，隆隆滚辗而来……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什么。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如艾青这首《时代》所言，艾青为了那“闪光的东西”交付了他的肉体乃至灵魂，“如饮凉水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