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共党庆如临大敌 军人武装待命 安保升级(图)

7月1日是中共一百周年党庆日，本周日（6月20日）起，北京众多异议人士被软禁或强制旅游，天安门广场一带草木皆兵，有网民拍摄到两百多辆满载军人的大巴进入鸟巢体育场。当地居民说这次戒备乃中共建政以来所罕见。
距离中共百周年党庆日不足10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周边数公里内，军警及便衣人员林立。居民委员会接到通知后取消休假，参与这场全民皆兵的安保工作。有网民上传到海外网站的多段视频显示，在崇文门大街和朝阳区路口，数十名警察牵着警犬巡逻。在居民小区，手臂戴着红袖章的退休老人，在社区门口观察进出居民。当地异议人士再度受到监控。

2021 年 6 月 22 日，警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美联社）



北京异议人士查建国本周二（22日）告诉本台，他自上周起，被当局上岗：

“他们现在就对我上岗。我去医院，他们都形影不离的跟着我。在我家门口24小时有人值班。六四时，从5月31日到6月5日上岗6天。关于‘七一’上岗是从6月15日到7月初。现在北京多少像我这样的被认为‘不稳定因素’的人都被上岗了。”

另一位异议人士季风告诉本台，他周三（23日）将被贵州家乡来的国保带走旅游：

“齐志勇他们6月15日就被带走旅游了，严正学是20日带走的。我大概是明天或后天走，他们（家乡国保）已经通知我了。”

一位网民留言称，他在北京鸟巢体育场看到两百多辆大轿车开进鸟巢，车上坐满军人，他们穿着迷彩服，还带着枪，感觉很紧张。

查建国说：“这一次因为‘七一’维稳程度是这些年来空前未有的最严厉的一次。”

网民拍摄到北京一路口，警察牵着警犬经过马路。（视频截图）



蔡霞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在社交平台推特发文写道，中共庆祝自己的100周年，搞得跟大祸临头似的，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中共枪在手，钱在手，高科技监视器在手，说抓人就抓人，说封号就封号。这是怕啥呢？这庆100年究竟是当喜事办还是当丧事办呢？

对此，北京学者黄先生对本台说：

“每一次中共面临重大庆典的时候，在北京，都是军警全副武装和红袖箍遍布大街小巷。为什么她做不到普天同庆、与民同乐，而是每一次都摆出如临大敌，杀气腾腾的场面？”

左图：北京网民拍摄到两百多辆满载军人的大巴驶入鸟巢。（网络截图）； 右图：北京、上海、嘉兴及井冈山等地停止快递业务。（网络图片）



黄先生解释说，目前国内社会矛盾日益普遍，尤其与少数民族、异议人士，农民及强拆户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当局也知道自己的政权建立在笔杆子和刀把子的基础上，所以这样的重大庆典往往是他们对人们秀肌肉的时机，目的就是进行恐吓。”

6月20日，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称，将在7月1日当天对部分区域实施无线电管制。除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用于相关活动的无线电台外，在管制区域内将禁止使用无线电设备以及大型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

另外，北京、上海、嘉兴、井冈山、延安、遵义及西柏坡等地民营快递公司接当局通知，即日起暂停发送上述地区的包裹。官方邮局寄往北京的邮件包裹实行“二次安检”。北京丰台、大兴、房山等地政府将对辖下租客进行详细盘查，并驱逐外地访民。


中共即将举行建党百年庆典，北京当局正加强维稳行动，例如对邮件、快递加强管控，地铁安检升级，禁止放飞鸽子。维权人士称，北京对访民进行清场，部分维权者则被抓捕监控。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共产党举行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前夕，北京近期展开严格维稳行动，包括对寄往北京的邮件进行“二次安检”，限制“低慢小”航空器活动，频繁对地铁站进行临检，加强查缉日租套房。

根据中国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发布的通告要求，6月21日至庆祝活动结束，各地寄递企业对寄往北京的邮件快件必须经过X光机安检，并逐一加盖或粘贴过机安检标识。北京寄递企业对各地寄往北京的邮件快件全面实行投递前“二次安检”，对北京市同城邮件快件落实投递前过机安检，无安检标识邮件快件一律退返，不得投递。

北京日报报道，自6月13日至7月1日，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9个区的行政区域被设置为净空限制区，除庆祝活动期间组织的相关飞行活动以及和平鸽、气球等专项放飞活动外，实施禁止升放任何影响飞行安全的物体和分段限制放飞鸟类措施。在通州区养殖鸽子等鸟类动物，必须进行圈养并禁止放飞；在其他8个区养殖鸽子等鸟类动物，每日6时至15时必须进行圈养并禁止放飞。



中共建党百年庆祝前夕，北京加强维稳

查缉日租套房、地铁加强临检

北京市公安局上周发布通告，自2021年6月21日零时至7月1日24时期间，在北京行政区域内，高度从地面至无限高，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无人机、“穿越机”等“低慢小”航空器进行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和施放气球活动。

中央社报道指出，自5月下旬起，北京市区开始查缉日租套房，派出所派员登门查验证件，境外人士还需出示暂居证登记等文件。6月中上旬起，警方也在北京地铁开始加强临检，不时可见乘客被随机查验证件。

天安门广场、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等地的管理单位皆发表公告，为配合重大活动暂停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也宣布在6月22日和25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专场演出活动期间，对国家体育场周边及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维权人士遭“清理出北京”

维权网6月11日报道，各地通往北京的车站码头均进入严厉盘查，有信访纪录的信访人基本上都被劝回地方，剩下一些新访民与残疾访民还坚守北京，不过北京已经开始大清场，凡是到国家信访局的一律被带走后集中处理。报道还引述消息人士称，北京从6月12号起进入“维稳攻坚战”，“在15号之前一定要把妨碍观瞻的访民清理完毕，到20号的时候必须是不要有任何的死角”。维权网写道：“从今天的阵势看，当局势必开创一个有史以来最‘和谐’的建党庆典，北京也将进入起码一个月时间的平壤式的‘和谐’景象。”

维权人士张德利的妻子张淑凤6月21日则在维权网上发文称，在七一中国建党一百周年临近，北京大肆抓捕、地毯式搜索把维权人士清理出北京，严禁滞留北京。部分维权人士则被各地政府公安抓捕、监控、软禁，甚至被暴力维稳。



每逢中国共产党大的建党周年日，对德国媒体来说是一个聚焦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契机。德国报章当年的评论分析，今天读来，不少依然令人回味深思。

1971年

中共建党50周年之际，中国正处在文革中期。西德《世界报》刊载系列文章，回顾中共建党50年的发展。在分析当时的状况时，作者认为中共只是“毛的工具”：

“毛泽东不同于列宁主义传统的对党的全新理解得到了固化：对毛来说，党从来不是一个有其自身合法性的被神圣化的机构，而只是众多的可用来服务于社会主义化的工具之一。机制的改善是次要的。即兴的群众运动强于完善的组织机构，群众创造性的自我发展高于精英的纪律，道德政治因素比技术官僚的能力更重要，内心的无产阶级化比属于哪个党派更重要，阶级斗争高于党的纪律，‘自下而上的革命’优于‘自上而下’。毛的一个思维特性是，不是信任精英，而是信任‘群众’。”



毛泽东与“接班人”林彪（1971年）

东德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则发表长篇大论，记述中共建党50年的业绩。但在当时中苏关系冷淡的背景下，同时强调毛泽东的路线让中共“误入歧途”：

“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罔顾历史经验，越发将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出去，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公然举起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的旗帜。这种做法不仅极大损害了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而且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是当前中国领导人政策最大的受害者。”

这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SED）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还写道：“起初只是偏离主流的毛主义，如今已是一个完全不同于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此，中国出现了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度由毛泽东集团及其意识形态左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深刻矛盾。”

1981年

中共建党60年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起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胡耀邦，但在幕后掌控全局的老人仍是邓小平。

《南德意志报》载文介绍了中共高层对文革的反省以及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矛盾态度，包括对毛的功过的“一分为二”:

“党近乎宣誓般地声明，尽管有种种批评，还是要坚守毛泽东及其基本理论，今后甚至还要加强。根据在（11届6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毛的思想被视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无论何时都将继续指引方向。这一宣示与至少最近两三年的政策实践有着明显反差。例如在经济改革方面出现了变化，尝试了试验，提出了理论，这在毛的时代是无人敢想的。”



邓小平与胡耀邦（1981年）

《法兰克福评论报》写道：“对胡耀邦和邓小平来说，眼下重要的似乎是，让党内务实派在最高层的权力要求得到保障，使被邓小平视为其终身业绩的经济政策得以继续。改革派也很清楚，没有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就难以形成统一路线和持续性。不过中国的共产主义发展出了自己的特性，已经与毛无法分离。”

1991年

1989年的六四屠杀已经过去两年，冷战结束，苏东解体，迎来建党70周年的中共在德国记者眼中，是一个不愿接受现实的僵化悖论。

《南德意志报》的报道写道：“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中国领导人要以此应对像东欧剧变那样的危险。这是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本周一在北京庆祝中共建党7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时所强调的。他警告‘外国敌对势力’一直在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企图通过‘和平演变’把中国带回资本主义。”

该报另一篇署名文章写道：“在六四屠杀发生两年后，中共领导层通过的双重决议——以期在不放松政治制度铁腕禁锢的前提下让经济改革重新步入轨道，乃不得已而为之。这与其说是一次解脱，不如说是精疲力尽的表现。”

这一年6月，中国政府组织一批外国记者到延安参观采访。德国记者Jürgen Kremb是其中之一，他在延安领教了“革命传统教育”和商业化旅游的结合体后，为《斯图加特报》发回了报道：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大的试验’，西安中共党史研究者王绍民（音）说，‘我们对它的成功还抱有很大希望’。不过在它70年的历史中，中共一直未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尽管中国有关部门建立了一套基本运作有效的计划生育体系——在亚洲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政府做到了这一点，经济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中共历史上，以往的错误始被敷衍粉饰，没有真正得到纠正。”



2001年

进入新千年后，中共迎来80岁生日。《南德意志报》驻京记者撰文题为“共产主义已死，共产党万岁”。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家：人们早已不再互称‘同志’，共产党到了退休年龄，但丝毫没有让位的意思。它经历了世界上其它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成批步入坟墓，被变革的病毒吞噬。但它却在壮大，中共有6450万党员。党称，仅过去一年就有1400万人递交了入党申请，大学生中党员的数量过去5年增加了一倍。

二十年来，中共一直在宣传经济改革，但同时，它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破产，腐败蔓延到最高层，许多公民对它只剩下无奈的玩世不恭。”

2011年

中共迎来建党90周年之际，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任期已接近尾声。《世界报》驻华记者写道：

“中国庆祝党的90岁生日，没有新的想法、新的倡议。胡锦涛在他的讲话中没有提到有关这个世界及其未来的重大问题，既没有从全球的层面，也没有从国家的层面，没有谈气候保护、国际秩序、中国的城市化或社会结构变化。”

《每日镜报》则写道：“对外开放和中国经济上的成功，的确是中共维持其权力的保障。它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因无足轻重而纷纷消失——古巴和朝鲜是例外，它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外界隔绝、经济上破产，而中共却依然握有权力？”

作者指出，30年的开放政策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的进步，但中共领导人拒绝政治开放和民主改革，认为民众富裕水平的提高就能保障中国的稳定和党的权力。“威权政治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这被北京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似乎成了一种成功模式，一种某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也有意借鉴的范例。但经济腾飞对中共来说既是法宝，也造成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千百万人仍生活在贫困中，经济增长加剧了环境破坏，也助长了党内腐败。在没有持续政治开放和独立监督的情况下，这些社会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将决定中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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