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路为什么难走?复旦青年教师行凶,真的怪复旦吗?

大家好，我是无相君。

最近，复旦院长遇害事件发酵得厉害，相关的流言蜚语也有很多，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排除种种不可靠的消息来源，我们总结了以下脉络：

1.犯罪嫌疑人姜某，39岁，复旦教师（合同工，编制外），被害人王某，49岁，院领导，编制内。

2.犯罪动机，姜某的说法是：“在单位内受到很多陷害，受到很多恶劣的待遇”。警方发布的原因是，姜某自述因工作关系对被害人怀恨在心。

3.事发前几天，王某通知姜某，学院决定不再对他续聘，请他近期办理离职手续。

4.姜某是上海格致中学高才生，获得过首届复旦大学校长奖，2000年复旦毕业，而后申请到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统计学博士，5年后顺利拿到博士学位。2011年后在苏州大学任教，五年期满后，以引进人才的身份任职复旦大学。2009年、2016年、2017年、2019年、2020年均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5.姜某回国后，立刻被在美国的女友分手，至今未婚，疑似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有不少奇怪的行为表现，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从2019年开始，因为他在上课时言行过于反常，已无法继续上抑郁症无法开展教学工作，遂在6年聘期届满后，做了不再续签的决定。

总结一下，这起悲剧的发生，主要原因在于姜某个人，但是家庭和残酷的学术竞争压力，也不容忽视。

 

为什么那么说？

首先，早年很多新闻都有曝光，不少海归博士因为回国后不适应两地工作环境，抑郁甚至自杀。

其次，我国高校在教师录用上，学习了美国的模式，即tenure track。

 

大致是六年合同内，对助教进行学术考核，达到科研目标即可晋升副教授，达不到直接解聘。

不过，美国的通过率一般都在90%左右 ，而国内高校，在这方面的数据是，不到10%。

几十名“青椒”（大学青年教师）争夺一个晋升名额，和报考公务员的压力差不多。



据传武大采用此聘用模式，119人中只录取4人，仅有3%的通过率，可见压力之大，竞争之激烈。

如此环境，对于姜某这种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员，或者是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人员，是很不友好的。

这种环境当然是残酷的，但，也有他的无奈。



大学聘用制的无奈，和高考、考公、考研的无奈是一样的。

坑位就那么多，但抢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人才”太多，而编制有限，只得采用筛选制度。

你说不淘汰，全都要，统统入编，现实吗？



这样来看，复旦对于姜某，并非残忍，而且还是比较仁义的。

2019年，姜某已经不能继续正常上课，可复旦到了2021年合同期满才对其解聘。

白白养了两年的人，相比于民营企业，甚至包括事业单位，都算是比较仁慈的了。

群众把怨气都甩在复旦身上，未免有失公允。

 

但无相君并非为此辩护，学术界不合理的事情，依然存在。

首先，是缺乏温度的聘用制度。

面对 “非升即走”的压力，“青椒”们只能疯狂内卷，由于编制吃了经费大头，合同工只能选择喝汤。

而且喝汤的同时，还要做出比吃肉的人，更好的业绩，否则就留不下来。

 

这就倒逼“青椒”们主动地去996。

而且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进行内容灌水+人际讨好。

如果能稍微动动刀，让编制内的人，匀一点肉给喝汤的人，是否会好一点呢？

光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不是一件长久之事。

 

其次，是一刀切的分配体系。

入了编的教师，不仅收入大涨，而且忧患意识大减——除非是因为触犯红线，否则很难被解聘。

这种高枕无忧的环境，容易导致两种情况。

一种是本来挺努力的学者，开始混了，反正单位养老，怕什么？ 二是容易产生“学阀”，先入编的利用已有地位，压榨合同工，甚至想办法侵占合同工的成果，比如联合署名等等。

比如数学天才张益唐，在美国获得博士以后找不到工作，宁愿在餐饮店打工7年，也不愿意回国。



张益唐

为什么？

因为气，当年他跟着导师读书，因为提出的课题和导师类似，被导师压了下来，并且在他毕业后，没有给他写推荐信。

在美国，教授是没有什么“编制”的，每年都有指标，你不好好上班，别人一举报核实，照样让你滚蛋，除非你成了极少数的“终身教授”。

而且美国大学教授的博士生不能留校任职，以防止老师学生之间形成裙带关系。

我们不能光学别人怎么取仕，不学别人怎么用仕。

在科研体系，不能让“编制内”和“编制外”的差别、等级、待遇过于悬殊，否则，很容易激化矛盾，而且也影响科研的质量。





最后，我想从个人角度上谈一谈。

古人皆云“伤仲永”，年少成名的背后，往往是一个孩子从小被灌输过多的名利思想。

2013年复旦大学也曾发生一宗轰动中国的命案。

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林森浩因和室友兼同学黄洋发生矛盾，在实验室偷了点剧毒化学品，投放至寝室的饮水机内，把黄洋毒死。

少年之气，恐怖如斯。

 

姜某也是年少成名，本来应该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但却因为自身性格的原因，加上适应不了残酷的竞争，进而出现精神上的失常，产生了犯罪念头。

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亦是可悲可叹。

而作为我们普通人，很难改变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只能试着改变自己。

如果发现在一条道上走不通，不妨转变观点，试试别的路。

千军万马的独木桥，并不是龙门，更不是成为“龙”的唯一途径。



复旦证实数学系党委书记身亡　割喉案幕后细节曝光

北京时间6月7日，中国知名学府上海复旦大学发生了命案，一名教职人员持刀将该校某学院的中共党委书记割喉杀害。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6月8日发布消息，证实该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遇害。



命案发生后，姜文华在复旦大学被捕。（微博@冲锋号角）

据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网站6月8日发布消息，“2021年6月7日下午，我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同志不幸遇害身亡。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学校及学院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全力配合警方开展调查，竭力做好善后工作。”

据警方通报，当日下午14时52分，上海杨浦区邯郸路某大学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为39岁的姜姓教师，警员到场将其控制，经急救人员现场确认，被害的49岁王姓男子已死亡，身份是疑犯的同事。

经初步审讯，疑犯自述因工作关系对被害人怀恨在心，故对其实施侵害。现疑犯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进一步侦办中。

根据网络流传的画面，姜姓疑犯被警方制服后跪坐在地上，他衣服破烂，全身布满血迹，双手也被扣上。

命案发生后，有人公布和受害者王永珍的聊天记录，指责复旦大学将女儿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致死，更多详情请点击图集：
















警员问他从哪里过来，戴着眼镜的他镇定地说“从家里过来的”，并清楚地说出住址。

当被问到动机时，他称有人编造“谣言”，并略带激动地说：“在单位内受到很多陷害，受到很多恶劣的待遇。”

据悉，这名姜姓疑犯的全名是姜文华。2004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学院；本科期间，他曾获得复旦大学首届校长奖，该奖项被称为复旦大学最高奖项。

之后，姜文华于2009年在美国取得统计学博士，并在当地从事博士后研究。随后，返回中国并在苏州大学任职，但几年后不获续约，转到复旦任教，签约六年，不过最近因不达标被解聘。而被害人王姓男子是学院的中共党委书记，6月7日正是他向姜文华宣布解雇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事发后引起舆论讨论的并非案件本身，而是中国高校推进的“非升即走”制度。

何为“非升即走”？简单来说，即教师通不过考核，达不到晋升目标，就将离开。

据微信公号“高等教育评论”5月27日发表的文章，这项制度源起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制度，是美国高校普遍采用的“预聘——长聘”（tenure-track）制度的一部分。

终身教职制度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美国高校协会经过长期劳工斗争的产物，制度实行的初衷是使学者免受市场规律的挤压，一方面保障学术生产，另一方面保护学术自由。高校依靠该制度，遴选具有学术潜力的教师，教师通过终身教职制获得优厚待遇、维护自身权益。

文章称，终身教职制在欧美高校已拥有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这种人事制度的核心理念就是“分级流动、末位淘汰”，通过引入竞争淘汰机制，鼓励竞争、促进流动。中国高校推行的“非升即走”制度虽然在理念上借鉴自美国高校，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有较大差异。

中国高校对“非升即走”制度的探索始于90年代。1993年，清华大学率先提出“非升即走”实施方案，并在部分院系开展试点。此后二十年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双一流”建设高校陆续实施了相关人事制度改革。

从理念上讲，“非升即走”制度有助于盘活人才资源，激活教师的科研主动性，优化师资结构等，但与美国高校终身教职制度相比，中国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很明显尚未能够达到高校和教师双方权益的平衡。

这也解释了该制度为什么在过去推行的过程中，引起不少争议：2004年，清华大学教师刘求生在经管学院任教六年后因考核不合格，学校不再与其续约，随后其将学校告上法庭；2016年，中山大学教师李思涯因为错过了“升”的机会，对学院院长甘阳暴力相向。

总之，近些年来“非升即走”制度从来没有离开过争议的“压力场”。这不仅让人好奇，这项在美国等高校行之有效，行之多年的一项制度，为什么到了中国却“水土不服”？究竟原因是什么？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喻海良2019年在《中国科学报》发文解释，首先，美国的助理教授可以招聘大量博士研究生，但在中国每位教师一年不能招收超过三名博士生，很多年轻教师甚至根本没有博士生招生资格，这使得他们在科研的一开始就“人单势孤”。

其次，美国助理教授科研场地比较有保障，而这点在中国却很难做到，一些年轻教师想开展实验，就必须求助他人，如果性格内向，就可能寸步难行；此外，美国高校的教师岗位招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中国某些高校的岗位设置却不是很清晰，不管这些人能力是否真的突出，反正先把人招过来再说。

除招聘模式的差别外，在评审方式上，双方也有不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美国高校实行的终身教职制度，对应的是教师同行评价、学术同行评价，而中国大学推进的“短聘—长聘”制，对应的却是行政评价。

这导致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受行政和利益因素干扰，可能出现“朝令夕改”，来一任领导就换一套评价体系的情况。同时，这也会诱发教师为了达到指标工作而做出急功近利行为。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