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到日本当全职主妇 丈夫失业后 我撑起整个家(图)
大家好，我姓周，名丹蕾，一些在抖音上新认识我的朋友更熟悉我“利亚”的网名。自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将生活与事业的重心放在中日两国之间，从一名职场女性，到全职主妇，到自主创业，以及将两名孩子抚养成材。我的人生随着时代发展而四处奔腾，一步步地实现自己事业与家庭的幸福。
我父亲是江苏无锡人，我母亲是东北人。1969年，我出生于辽宁沈阳，一个拥有美丽雪景的工业城市。在6岁左右，我跟随父母，从东北回到了父亲的故乡无锡，自此便在江南长大成人。
70年代，我（最右）和妹妹与妈妈在无锡的合照。
因为童年的回忆，让我一直对东北念念不忘。再则，我父亲在80年代开始教导我英语，让我有了一定基础。在高考的时候，我经过再三斟酌，填报了大连外国语学院（现大连外国语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我的第二外语选择修读日语。
1992年大学毕业，我刚22岁。在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能进入外企是不错的就业选择，薪酬高，机会也多。我毕业后首先进了一家中日合资酒店工作，随后入职一家入驻中国的知名日本零售企业，也是当时的世界500强企业。他们在中国的分公司主要是采购国内生产的服装等商品，正好需要懂日语、又能看懂进出口英语文件的生产管理职员。我因为掌握两种外语而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刚刚大学毕业，最初在一家中日合资的酒店工作。
进入公司一年后，我得到了前往大阪研修的机会。这个机会难能可贵的。我们年轻的员工去到日本，一开始都直接从店里开始工作，购物中心协助上货，最后前往总公司办公学习业务。
在这期间，我遇到了我的丈夫。
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职场。我们到购物中心里，店长把他们各个部门的“头目”，类似国内的部门主管叫过来，与我们相互介绍。那时候我先生是食品部“头目”，他走过来的时候，我与他第一次碰面，给我留下了非常斯文的印象。
研修期间，我和先生（左二）的合照。
从国内来的研修员工里，有一位同事叫王姐，她认为我与我先生非常投缘，很努力地撮合我们。我先生也很主动，经常来我们住的地方包饺子和吃饺子，有时候开车带我们出去玩。虽然他只比我大5岁，但我也亲切地叫他“铃木大叔”。双方逐渐都有了好感，但谁也没捅破。研修结束，我回到了大连，没想到他不愿意放弃，短时间内三次往返中日两国来看望我。
当时是1994年，“铃木大叔”的行为，对于当时25岁上下的我来说，要说不感动，那是不可能的。即使日本职员当年的收入远高于国内，这样不断穿梭两地也很困难。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漫长的通信，过起了“跨国恋”。
“铃木大叔”第三次来中国看望我。我带他前往沈阳参观沈阳故宫博物馆。
当年的国际电话的话费是非常昂贵的，我们一般会使用传统的书信交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95年1月17日早上，当我回到公司，我的日本上司让我打个电话问候我男朋友。我才知道日本当天发生大地震——7.2级的神户大地震。“铃木大叔”所在的大阪虽然不在震中，但也遭受波及，幸好他最后平安无事。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决定终结跨国恋情，在1995年共结连理，走入婚姻的殿堂。
我个人不太喜欢仪式感，所以我们共同决定，只在我先生的故乡——和歌山县举行婚礼。他买了一个订婚戒指，带着父母与弟弟、弟媳一同来到中国，让双方父母见了面。我们的婚礼顺利地进行着，我父母和亲戚都没来现场，国内朋友仅有一位闺蜜来了。我的领导作为女方长辈代表出席了仪式，让我更完整地走完整个仪式。
我的婚礼现场，我旁边的闺蜜是唯一前来的国内朋友。
就这样，我与铃木大叔成为了一家人，走进了人生的新历程。
婚后，我们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规划。我没有辞去工作，也没加入日本国籍，所以也没有跟随夫姓，这在日本家庭里特别罕见。我并不希望像其他日本家庭一样，婚后就直接做全职主妇，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希望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社会贡献。我丈夫与日本婆家都非常支持我继续工作。经过考虑，我们也决定近几年先不要孩子，好好生活与工作。
我与丈夫在大阪城。
1996年，我自己拿出了300万日元，与丈夫共同出了首付，贷款4000万日元，在大阪花5000万日元购入一套“一户建”的房子。在1996年，日本泡沫经济的还没完全破灭，那时候的汇率是1万日元兑换800元人民币，房价对比国内仍然高不可及。日本的“一户建”房子类似汽车，二手房并不保值。当我们在2015年后将其出售时，价格仅有1000万日元了。
我们在大阪郊区花费5000万日元购置的一户建。
从结婚起，我与我先生过了三年左右的二人世界。日本上一代的企业更推崇终生雇佣制，很少失业、裁员的风险，但泡沫经济的破灭，让这种局面得以打破。走出企业工作的人多了，即使没受影响的员工，也想离开企业的庇护出去拼搏。
我们想过要不想辞职出去创业，或者向公司申请调回大连的分公司。但是，我先生不太会中文，并且大连的岗位与他不是太匹配，所以就一直没下定决心。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31岁了，如果还是想要孩子，得抓紧时间了。所以我把心一横，把工作辞去了，全心全意为生孩子做准备。1999年，我们的女儿“蜜酱”诞生了，2001年，儿子博一也出生了，我们从两口子升级为一家四口。
“蜜酱”（右）和博一（左）。
自从我辞去工作后，我先生便成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购物中心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别人工作，你也得工作；别人休息，那恰恰是你最忙的时候。我先生在当时一个月仅3天假期，照顾孩子的责任全部落在我身上。
对于自己角色的转变，我终究还是不太习惯。虽然做全职主妇是不可避免的责任，但我还是希望有自己的事业发展，我打算好好抚育孩子后，再踏入职场。
我做全职主妇期间留照。
好景不长，在这种紧绷的时候，一件事导致我的计划大幅度提前——我先生任职的公司倒闭了，我们失去了收入来源，顿时陷入了困境。当时我们已经工作多年，虽然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缴纳房贷，但仍然存下十几万元人民币，勉强撑过这段日子。
可能因为年轻，我的心态还是比较轻松。我想着怎么样都会有办法，大不了自己也回去工作，就能简单恢复原来的生活水平。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是真的挺危险——要是我现今只有这点资金，那可真要慌了。
首先，我已经做了三年的全职主妇，要马上恢复工作状态是很难的事情。但事已至此，我不得不回到老本行，做中日两国直接的进出口贸易——于是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正式创业。
创业的投入很难立即回本，所以我不得不去应聘了大阪府（相当于国内直辖市）的司法翻译。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收入，在一段时间内比创业还多。2000年时期的案件，案情严重、调查也很复杂，往往一个案子就得花上一年半载，导致我的工作量特别大，一个月能赚六万到七万元人民币。这在日本也是不错的收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当时的经济压力，也导致我更难兼顾对孩子的照顾。
正当我打算奋力拼搏的时候，我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已经不能独善其身。
我儿子博一在2001年3月出生。短短半年后，我就开始注册公司并马上开始运作，加上翻译的工作，让我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丈夫也刚刚重新开始工作，经常晚上11点才能下班。我女儿恰好又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我不得不晚上7点才能去接她，这让她成为学校里最晚离开的孩子。
蜜酱在幼儿园的运动会照片。
孩子滞留学校的时候，老师就一直在那儿陪护着，有时还得陪护几个小时，久而久之也开始对我有怨言了——她也想正常时间下班。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会给他们买一盒巧克力之类小零食，给各位老师分一下。
日本这边的公婆偶尔帮忙一两天孩子还行，但没有长期帮忙照看孩子的传统。由于我和丈夫工作一直闲不下来。日本法律也规定，必须要等孩子1岁以后才能让托儿机构照顾。在我恢复工作之后，不得不先将仅半岁的博一送回国内，让我在无锡的父母照顾，直到满1岁后才回日本。现在的他，已经不记得这一段在中国的日子了。
这段时间，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两个孩子。日本家庭里的女方是很多全职在家照看孩子的，即使外出工作，也很少从事繁忙的工作。而我却反着来，在孩子刚出生和刚上幼儿园就四处奔波，让他们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
丈夫的重新就业、我的创业以及这份兼职，让我们摆脱了持续一年多的困境，甚至还有余力去做一些投资。2003年，我在上海浦东买了国内的第一套房子。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是6800元一平米。那时没想那么多，只是因为自己的贸易公司需要经常出差，往返上海与大阪，又觉得需要给父母置办一套房子。当然，现在回看起来，这是一笔非常好的投资，我在2017年将这套房子卖出去的时候，房价已经涨了6倍。
女儿在上海房子的小区里。
2003到2006年，中日之间的经济非常紧密，我们业务也稳步上升。我们那时每一年都参展上海华交会，主要做帽子的贸易。那时候中日两边做服装的企业太多了，我们怎么看都斗不过，只好退而求次，做起帽子等装饰用品。
结果没想到的是，这是我自己事业踏入新台阶的机会。
某一次，我们现场展出了一批女装帽子，被一位法国顶级品牌的老板看中，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将商品放在他们在北京与上海的专柜出售。我那时先是有点懵，但一下子感觉到，国内零售市场要开始崛起了。我当即答应，并与妹妹一起在浦东就开了一家帽子代理，往该品牌的专柜提供货品。
我在华交会上的帽子专柜。
那几年，孩子眼看着越来越大，我们也得为他们学习做准备。在日本也有学区房的概念，只是学校之间差距没那大，所以学区之间差价不大。2009年，我们在大阪最好的学区新买了一套房子，并且将公司搬到了市区，生活的重心放到孩子身上。
幸好孩子们念书都很不错，蜜酱一直名列前茅。搬进新学校后，博一后来更是考进了日本前三的私立中学。自他小学开始，他的“私塾”课本内容日益深奥，我这个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也只能看懂英语教材，其他科目已经难以理解，无法为他辅导。
我那时候感觉人生挺圆满的，非常幸福，但这个时候波折就来了。
2010年，我与女儿前往香港旅游，同时也在看有哪些投资机会。当我在网上查询时，一个自称“摩根士丹利”的业务团队与我接触，他们提供了很多看上去特别专业的资料，并许下了非常吸引人的投资承诺，让当时的我非常满意，给他们投下了250万元，并顺利拿到第一期分红。
幸运的是，一直有家人陪伴着我。
然而，当我与国内公安局工作的姐夫、姐姐电话沟通，他们一致认定这是一个骗局。我当时还将信将疑，找人一查，那个团队早已楼去人空。我当时非常慌张，连忙去香港报警。经过警方调查，那是一个台湾诈骗团伙，早已不知所踪了。
被骗这件事，其他人更多会觉得你是因为经济损失而痛苦。但其实对受骗者个人在精神上打击，要远比他人想象的严重。除了经济损失，我个人的自信、自己对他人的信任也大受打击，一段时间内，整个人都浑浑噩噩。
虽然丈夫与家人都不断安抚我，但我依然非常自责，茶饭不思。我甚至担心自己患上抑郁症，回到大阪后，我每周都去家附近的大阪天王寺进行修身修行。
我进行修行的大阪天王寺。
整整两年后，我才彻底平复自己的焦躁，重新出发。
国内的经济明显好起来了，也越来越拥挤，甚至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感受到了。我们当时公司在浦东，你要去一趟浦西，这就一天就没有了。我觉得我们贸易公司也没必要开在上海，租金与其他费用都非常高。
我自己是无锡人，想到在无锡开也差不多。还有一件事让我下定决心，当时我出差在上海，有天感冒了，咳嗽得特别厉害。当时我早上8时去医院，一直等到10时才看上医院，最后开了一瓶咳嗽药，我求医生给我开点抗生素，医生说再开药得再排队。
2012年，我在上海。
那时我父母住在我上海的房子里，我在想他们年龄也大了，根据我那次体验，感觉国内大城市的医疗反而不方便，所以公司在国内办事处迁到无锡的同事，我也在无锡买了一套房子给父母养老。
公司的发展算是找准了方向，我们越来越顺利。我很骄傲发展了自己的事业，现在国家确实也发展了，强大了，以前国内朋友来日本旅游，感觉什么商品都比国内好，疯狂地抢购。现在，国内朋友来日本不再抢购商品了。反而更多地注重旅游体验。
我们在这个时间，也逐渐将工作重心放回国内。现在我们把日本品牌的化妆品卖回国内，尝试电商业务以及短视频业务，在抖音上展示我们的商品，进一步融入国内的贸易环境。
我们家在大阪买的第三套房子。
2016年，我们更是在大阪市中心买了第三套房子，我与孩子的关系非常好，女儿就是我的好闺蜜。而这段时间，我儿女都先后考上了大学：蜜酱考入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博一也考进了日本国内的关西学院。
我们陪同儿子进大学。
从父母的养老到孩子的成长，在这一个时间段全部完成，我突然感觉到有一种全部解放的心情，整个人轻松了。
虽然我在日本生活已经快三十年了，但我依然保留了中国国籍，并保留了自己姓氏。不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我也从来就没想过加入日本籍。我希望能成为两国百姓之间的一道小小桥梁，为双方共同发展而努力。
我们全家合照。
虽然我的人生，并不富丽堂皇，也不穷困潦倒，遭遇波折，也都挺过来了。目前非常非常地幸福，基本没有遭遇什么矛盾。我丈夫、孩子，其他亲戚与朋友，都很理解我没做全职母亲，积极发展自己事业的目标。
不论在中日，越来越多女性都像我们一样，在兼顾家庭的同时，有自己完整的职业生涯和事业。我希望蜜酱她们这一代，有更多、更满意的人生选择等待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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