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多生孩子”能否解决中国的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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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什么话题的出镜率最高?对,你没有猜错,是人口问题。

有代表提议修改《民法典》1047条的规定,将结婚降到十八周岁。



关于结婚之后的事,也有代表建议夫妻双方合休产假,男性至少要休42天。

这个提议他最近三年每年都提,但是今年国家卫健委终于对此回应:争取实现。



另有政协委员建议增设国民育儿基金,以制度性措施减轻新生儿养育负担。



还有人建议尽快出台全国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开生育。

并且,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切实减负,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部分地区,已经刻不容缓。

几个月前,东北为了为解决人口流失问题,也同样提出了放开生育政策限制的建议,呼吁当地人生三胎。

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东北生育率大概在0.5%左右,比日本的1.3%还要少一半,比韩国的0.64%也要低。这样的生育率,人类历史上只有战争和饥荒的情况下才有。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80后、90后、00后、10后新生人口持续下降。

90后仅有2.1亿,比80后少1172万;00后又比90后少4700多万;10后比00后也少了24万。



为扭转这一趋势,我国的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2011年双独二孩,2013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但出生人口数量却不及预期,政策调整的速度还是跟不上生育意愿下滑的速度。

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

20后这一代人,甚至还会比10后再少35%。

中国社科院预测,如果中国总生育率一直持续目前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早在2011年,和中国五代领导人打交道、半辈子观察中美问题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答中国能否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时,曾这样表示:

“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

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毕竟,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汇聚了全世界的人才。

那么,基辛格的推断是否会成真?

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中国人多生孩子?当下的人口政策,会产生多大效果?

01

那我们想知道,生育率降低,会给社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首先,国家会很快“变老”,步入老龄化社会。

200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为1.67亿,占人口总数的12.5%。

201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已快速攀升到2.54亿,占总人口的18.1%。

根据推测,到2035年前后,我国每4个人里就会有1个是老年人。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个直接冲击,就是养老负担会加重。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快速有效的办法是,延长退休。

2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游钧表示,目前,人社部正会同相关部门在研究延迟退休具体的改革方案。

不出意外的话,80后会是第一批赶上延迟退休的人群。

延迟退休,只是权宜之计。养老保险,才是最主要的解决方案。

养老保险,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是从当下劳动人口中征收一笔钱,支付给同一时期已经退休的人。

未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缴纳社保,那么老年人的退休金来源也将慢慢萎缩。

所以,人口危机如果无法得到及时解决,老龄化势必会让国家财政承担更大的压力。



其次,少子化的加剧,也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众所周知,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硬实力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的科技水平。

最近10年,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正在快速追赶美国,无论是从在顶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还是从事科创新的人数,都距离美国非常接近。

但按照现在中国新增人口下降的速度来看,中国好不容易获得的人才优势,很快会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被逆转。 

而美国因为具有移民效益——不光是自己国家人口的池子,还有其他国家人口的池子,所以对于本国人口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比如在美国理工科博士生里面,有将近有一半都是海外出生的人,美国顶尖的企业家里面也有差不多一半是移民。



人口学家梁建章也曾说,“长远角度看,中美竞争态势只有两个要素:一个是中国是否有更多的孩子,一个是美国是否能够继续吸引更多的移民。”

未来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拼的就是人口。

低生育危机导致的人口萎缩,短期看不出毛病,实则是一个有巨大隐患的“慢性癌症”。

谈到这一问题时,基辛格把时间线定在了2050年。

除了时间维度,更多的参考答案,也写在和我们并行的其他空间。

02

北欧是一个曾经因为政策改革而扭转生育率的地区,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建议学习北欧。

但是,北欧的药方,真的适合中国吗?

我们知道,欧洲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地区,最早完成财富积累、步入发达阶段,生育率在近100年来都是全世界的“洼地”。

即使是二战后婴儿潮,欧洲各国的总和生育率,也远低于亚非拉。

瑞典等北欧国家在5、60年代的时候,又是欧洲这个洼地中的洼地,生育率比南欧西欧都要低。

但是,在80年代以后,其他欧洲国家的生育率一路下跌,北欧国家却不跌反涨,以至于今天成为了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地区。



那是什么原因让北欧生育率发生逆转呢?

很多人猜测是北欧特色的高福利,比如生育假,育儿补贴,大学免费等。

但是,这些政策北欧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实行了,结果却并不如人意。

那么真正驱动北欧生育率上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出乎很多人意料,这第一个因素,是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在社会发达后离开城市中心,重返郊县和乡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去城镇化。

欧洲的中产在上世纪末全面城镇化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向郊县迁徙的历程。

在丹麦,除了哥本哈根,第二大城市奥胡斯仅有26万人口,其他城市则都不超过二十万,并且即使是这些统计中的“城市居民”,超过一半人口也居住在距离核心城区三十公里外的下属郊县当中。



在这些家庭中有超过两个孩子的占大多数。极低的实际人口密度,成了生育率触底反弹的重要保障。

不论你愿不愿意相信,同样的收入和生活成本前提下,住房活动面积和周围人口密度,比我们印象中对生育率的影响要大得多。



生活在郊区,房子面积大,周遭环境空旷,舒适感和孤独感都会加强生育的需求。

相反,如果在逼仄的环境里,比如东京、纽约这样十几平的小房子、人山人海地铁,造人的欲望就会大大下降。

当然,这种“反城镇化”其实是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出现的现象,因为低人口密度意味着高额的基建和服务成本。



北欧人口反弹第二大因素是,女性社会地位和保障的提升。

一般认为,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对待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会越来越消极,然而在北欧这个女权世界第一的地区,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

为什么会这种不合“常理”的情况?这次变化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婚育观的重塑。

在北欧,最近20年来非婚生子的比例高得吓人。

丹麦一项统计表明,2010年后出生的婴儿中,有超过35%都是非婚生子,虽然这其中绝大部分其实是稳定的非婚同居关系。

但依然得承认,这个事实反映出民众尤其是女性对婚姻制度的依赖,变得越来越低。



瑞典和丹麦,甚至在1980年出台了《同居法》,其中就规定了对同居女性的一系列保护政策,包括社会和男方的责任义务。

这部法令再加上欧洲十多年来女权运动造成,女性婚育观的变化。

在传统的人口迭代中,无论出生与死亡怎么变化,人们基本都是沿着“婚姻-性-生育”这个顺序下来的。

但是北欧人民特别会玩,在《同居法》的保护下,他们现在已经开发出了很多新路线,比如“性-同居-生育”、“单身-性-生育”、“性-生育-结婚”……

欧洲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中,都是同居率很高、非婚生育率很高的国家,比如北欧国家、法国等,生育率都在1.7以上。

而在文化比较保守的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同居率很低,人们也不接受非婚生育行为。所以这些国家少子化就更加严重,生育率都在1.4以下挣扎。



所以总结北欧生育率回升的原因,福利可能只是一部分原因,去城镇化,极度发达的男女平等关系,以及整体低风险性的社会,才是确保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但可惜的是,即使有同居法这样的“杀手锏”,北欧这种涨势也没有保持太久,最近几年,挪威、瑞典等国家的生育率再次持续下滑。

2019年1月,芬兰生育率再创新低,已经低至1.3左右,生育率问题再次陷入死胡同,大部分新生儿仍要依靠移民来推动。

再者,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平均一对夫妻生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平衡。

而早在1970年代,欧洲总和生育率就跌破2.1。

如今北欧总和生育率虽然高达1.7,也只是相对的高,只是补救手段做得比较好。但是,仍然无法维持人口的正增长。

因此,北欧,并不是我们的药方。

也有专家表示,日韩和我们遭遇的困境差不多,文化环境也更相近,更具有参考价值。

1970年代,全球第一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日本,步入老龄化阶段。日政府便陆续通过放开生育,以及“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人口福利政策,刺激生育。

2006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仅1.3,处在世界超低生育水平。

韩国是在1990年代,开放了生育政策,并在结婚、生育、子女养育的各个环节都进行福利补贴,甚至为月收入过低的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

同样在2006年,韩国总和生育率,比日本还低,只有1.2。

2年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将日本少子化称为“国难”;韩国总统文在寅3年前就表态“必须动员一切政策手段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日韩诉诸一切手段鼓励生育,但结果如何?

如今,日本人口连续12年负增长,韩国生育率跌破0.84,全球最低。

所以短期来看,像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些办法,比如全面放开生育等等,短期或许有效。但是长期来看,这些政策治标不治本。

那么,低生育率的症结到底是什么?

03

我认为主要影响生育的主要因素至少包括:

一个是生活成本大,尤其是大城市房价对于年轻人的收入来说,过高;

其次,生育、教育、养老成本过重。

想要解决生育难题,非翻过这几座大山不可。

而这些大山,主要压在了年轻人身上。

房子,是公认的压力最重的部分。

或许与大多数人的常识相违背,在经济发达、收入高、福利优渥的欧洲,买得起房子的年轻人并不多。

并且,欧洲也并不免俗,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年轻人压力越大。

瑞士、德国,欧洲公认的经济强国。这两个国家的民众房屋自有率在欧盟各国中,常年垫底。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



瑞士房地产咨询公司Raiffeisen Casa数据显示,71%的瑞士人拥有的财富不足以支持他们购买一套单户住宅。

不仅大部分瑞士人买不起房,很多人连首付也交不起。在瑞士买房,首付平均是房价20%,折合人民币144万元。

在德国,仅仅12%的年轻人买得起房子。

回头再看北欧的去城镇化,其实也是一场“逃离北上广”运动,到压力更低的地方生存。

韩国的房价压力,也高得离谱。在过去的3年,韩国出台了23项房地产政策,但是从2017年6月到2020年6月,首尔的房价还是上涨了52%。

由于房价居高不下,韩国人首次购房平均年龄高达43岁。近半数的20—30岁的年轻人认为买房无望。

日本,比较特殊。

1980年代,日本房价疯狂上涨。巅峰时期,仅仅东京的房价,就抵得上整个美国地产总值。

1990年代,日本地产泡沫破灭,日本房价跌去高峰期的70%,全民财富蒸发,遍地破产。

与财富一同蒸发的是出生人口,1993年之后,日本劳动力人口从8040万人巅峰,一路下滑。

随之而来的是,日本60岁以上人口快速增长。如今日本60岁以上人口超过3500万,约占总人口的3成。



这就是说,日本大约2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人。

日本年轻人的压力不仅于此,生活成本也逐年攀升。1989年日本制定消费税为3%,2019年已经提升到10%。

再者,日本人生了孩子也不一定养得起。日本公立小学免费,教育质量更高的私立小学,费用高昂,每年要多花约100万日元。

繁重的房子以及生育、养老成本,就是年轻人最好的避孕药。

我国年轻人的压力,或许不如瑞士、德国、日本,却也一直是个大问题。尤其在房子方面。

前几天,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刚刚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房地产领域的泡沫仍然有比较大的担心,并称很多人买房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投机。

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房价仍然处于高点的位置。

但房地产牵扯到一个国家的诸多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说随便降就降。

关于这一点,曾经从生育陷阱中爬出的新加坡,走过的路或许更值得我们借鉴。

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其房价也是位于亚洲顶级,每平方米折合人民币在5-20万之间。但是,新加坡依然做到了“居者有其屋”。

他们的秘诀之一,在于推行组屋制度。

在此之前,新加坡也面临过住房供应不足、居住环境恶劣、生存压力大等困境,但这些问题都随着组屋的推行得到了缓解。

 

什么是组屋呢?

它是新加坡一种政府建的福利性房子,于1960年由政府大批建设,并以低廉的价格租售给公民居住。

组屋对购买者的月薪有要求,比如,家庭收入必须低于12000新币。



1968年,政府引入中央公积金制度,可以支付组屋的首付款以及月供,进一步让更多的普通市民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拥有自己的住所。

政府组屋的覆盖率从1959年的9%,一跃至80年代的80%。

到了2008年,新加坡85%的公民都居住在政府组屋。

组屋有很多优势,首先它的设施配套非常齐全。

它不是印象中的“廉租房”,而是标配健身房和游泳池的小区,包括地下停车场和屋顶花园,就连风向在设计之初都会考虑进去。

每一个组屋区都有教育、医疗资源,以及公交车站和地铁站,有些甚至还有交通枢纽站。



更关键的是,它的价格非常便宜。

组屋的房价,会比市面上的商品楼便宜非常多,正常面积的商品房在新加坡都是100万新币起步,地点稍微好点的要几百万上千万。

但组屋最贵的四居室,仅仅50万—70万。

对于经济拮据的购房者,政府也会施予补助,补助的类型取决于一个人的月收入,越穷补助越多。

有的甚至能拿三十几万人民币的补助,加上公积金,有时候只要10几万人民币(注意是全款)就能买个两个卧室的房子,年轻人20万人民币首付就能买到不错的房子。

对于贷款买房的人,政府也有补助。组屋还能享受低息房屋贷款,可以占总房价的80%,利率低至3%左右。

为了控制组屋的房价,新加坡政府还颁布了很多政策——

比如,年轻人要买,必须有婚姻关系。单身人士要买,则要等到35岁以后。需要屋主住满五年才可以买卖,严格限购,每年盖新组屋,定时增加存量……

让年轻人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住上自己的房子,并且是周边资源达到及格线以上的房子。

年轻人活得体面,不用政策安排,人口也就上来了。

自2009年以来,新加坡人口增长率持续回升,总人口规模保持正增长。

2020年,新加坡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还是因为疫情,导致非居民人口下滑,本国公民人口仍增长了0.6%。

尾声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步入发达阶段的国家,几乎都在经历少子化和老龄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个国家都用尽办法。

欧美、日韩,都出台各种促进生育、减轻教育压力、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文化开放的北欧,甚至出台法律改变人类最稳定的婚姻契约关系,支持非婚生子。

但是,这些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缓解当下的压力,并不是根除压力。

当这些手段都不奏效时,就转而开放移民政策。

然而引入移民,必然会遭受一系列治安问题,甚至种族冲突,这也是目前欧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安倍晋三曾一度想扩大就劳签证大力引进外国人,这只是工作签证,还不是移民政策,就已经遭受日本国民的一致抵制。

可见在东亚文化圈,对移民是不那么欢迎。

这也为我国敲响了警钟,到底以后要不要走这条路。



如今,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1.5警戒线,人口增长问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面对不敢生的年轻人,他们期待的不是简单的“催生”政策,而是解决他们不想生、不敢生、生不起的根源问题。

日韩、北美,已经证明,再美好的催生政策和福利制度,都是问题出现之后的遮盖物,都不能解决根源问题。

新加坡,是个不错的参考。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实际情况,与新加坡大不相同。

中国,当有中国的答案。

对此,希望我们的代表,能结合我们的实情,提出更多建设性、可行性的提议。

假如20年、50年后的今天,后世的年轻人向作为父辈的我们追问解决人口问题答案,我希望,我们能回答:我们这代人已经尽力了。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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