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全球面临危险10年 中美实力前所未有接近(图)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于2021年2月26日就中美关系发表看法，称中美将在接下来10年迎来关键性较量。

中美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政府出台多项措施针对中国。拜登政府考虑3月实施一项规定，使美国商务部能够禁止其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与技术相关的商业交易。（Reutters）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7日报道，陆克文在26日出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讲座上发表讲话，称中美关系将是未来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及国际公共卫生变化的核心因素，而东南亚各国政府必须合作，才能塑造和管控这些挑战。

陆克文指出，接下来的10年对中美而言是不成则败的关键时间点，中美实力将前所未有地接近，这对全球而言将是“危险的10年”。过去35年来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已支离破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时期，美国对中国展开打压行动，但这种行动在执行上逐渐失去条理。

而中国愈加自信地认为，美国正面临结构性衰退，中国将迎来“中国世纪”，但其危险指出，在于中国可能低估了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复原的能力。

陆克文同时强调，尽管中美竞争加剧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不意味着危机、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美国在东南亚仍有战略机会，但拜登（Joe Biden）政府必须顺应区域的需求，而不是像特朗普时期那样违反区域的意愿。

这意味着美国得出席东盟的最高级别多边会议、委派大使和外交人员，并在旅行恢复时优先安排总统访问本区域，尊重这个区域自身的重要性，聆听和认真对待东盟国家的核心关切，包括东盟不希望公开选边的强烈意愿，以及回应本区域的经济和公共卫生诉求。

　 重整同盟反制中俄　拜登当局的底气与盲区近日举行的首届线上慕安会成为拜登（Joe Biden）当局履新以来重整跨大西洋盟友体系的首秀，期间，这位白宫新主展现出了对华府重整宏图的十足自信，并底气十足地发表了如下豪言壮语。

“跨大西洋联盟是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的集体安全和共同繁荣是建立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的。在我看来，欧美之间的伙伴关系是、而且必将继续是我们在21世纪实现一切目标的基石，就像我们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

乍看之下，这段“复盟宣言”似乎显得掷地有声，欧美双方看起来确实在核心价值观与战略利益方面有不少重合之处：于内，双方高举自由主义民主大旗毫不动摇；于外，双方在维系自由国际秩序方面有着无需言说的默契。










然而，如果细究跨大西洋联盟形成与运作的内在机制与历史轨迹的话，以拜登为代表，志在重整该体系的华府建制派精英却存在着半无心半有意的认知盲区。

这一认知盲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对联盟形成基础过度浮于表面的认知，其二是对当前联盟重整困境基于某种意识形态执念而不愿直面根本问题的矛盾态度。

就前者来说，以拜登为代表的华府建制派精英一致先验地认为大西洋联盟的基础牢不可破，而鲜有人从历史角度出发进行过深入探讨。

一个“冷血无情”的事实是，如果从地缘利益的角度出发，跨大西洋联盟断然不应成为华府的优先战略选项。相反，作为离岸霸权的美国应该与毗邻欧洲的域外强权联手遏制欧洲崛起的任何可能。

事实上，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之争，在外交上奉行地缘实用主义的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当局曾经一度试图如此行事。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Joseph Stalin）之间已就此达成密约：在会后诞生的雅尔塔协定中，彼时百废待兴的欧洲被划定为美苏两大洲际强权的跑马场。



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合影留念，从左至右依次为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Getty Images）

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的冷战铁幕，很大程度上挽救了欧洲彻底沦为霸权附庸的命运：华府以近乎大包大揽的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计划全力扶持欧洲经济复兴和政治重建，并通过防务安全领域的北约组织以及经贸领域的关贸总协定两大支柱逐步构建起了日后为华府建制派精英习以为常的跨大西洋联盟体系。

正是在上述政治经济领域全面交融的前提下，大西洋两岸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才逐渐出现了“相通之势”。换言之，现在被多数欧美主流精英挂在嘴边,并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并非长期根植于大西洋两岸——尤其是西欧地区的“本土理念”。

在冷战铁幕开启之前，这套源自英美盎撒精英层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大陆鲜有附和者。无论是法国的共和主义传统，抑或是德国的强人威权传统都与之格格不入。只是出于应对彼时苏联“赤色洪流”威胁的迫切需求，华府才有机会将自由主义民主理念半强迫半自愿地植入自己的西欧盟友之中。

从上述历史轨迹中不难看出，苏联威胁是维系跨大西洋联盟体系的最坚实基础。为了应对“红色幽灵”，西欧只能选择暂时屈就于华府的“意识形态同化”大棒之下。然而，当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上述维系盟友体系的压舱石已出现了根本性动摇。











毫不夸张地说，后冷战时代大西洋两岸出现的种种围绕战略利益与政治理念的争论不过是一些已然存在，却又因冷战格局压制而暂时未浮出水面的矛盾的分批释放而已。

至此，拜登当局的第二个认识盲区已经显出了其本来面目——即时至今日华府并未找到足以取代苏联威胁的替代性压舱石，以期从根本上重整欧美盟友体系。

华府精英们屡试不爽的中国问题根本无力担此重任：一方面，由于地缘位置的差异，华府很难把冷战时代苏联“钢铁洪流”般的军事威胁形象转套在中国身上。因此，调动盟友体系中相对稳固的北约支柱来对付中国的路基本行不通。

另一方面，与冷战时代两极“独立对峙”的格局不同，当今的中国已经与整个欧美世界的经济体系深度嵌套交融。因此，与防务安全领域类似，华府也很难调动盟友在经贸领域对中国进行集体围剿——这一点，特朗普（Donald Trump）时代不了了之的“脱钩暴走”已有明证。

相比于中国，拜登当局另一重整盟友的王牌——俄罗斯威胁更难成事。要知道，即便在“苏联威胁”达到巅峰的1970年代，作为彼时欧共体轴心的法国与西德都试图通过实行“新东方政策”来与苏联阵营改善关系。

如今的“偏科巨人”俄罗斯更是难以在欧洲盟友中激起华府期待中的“同仇对俄”的氛围，事实上，除了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这样的“具有深厚仇俄情结”的成员以外，华府很难在其他欧洲盟友中找到愿意为其“反俄大计”冲锋陷阵的“勇士”。

总而言之，拜登试图重整跨大西洋盟友体系是华府重塑对外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从其复盟宣言中暴露出的认知盲区来看，前景依然难容乐观。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