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农民企业家 30年前差点在中国干出一个特斯拉

华商韬略 0


他的一生比谁都精彩。

1989年,马斯克才刚满18岁。

1989年再过12年,中国才正式将电动汽车作为重大专项纳入国家研发计划。

1989年2月10日,温州的叶文贵已研制出一台充电八小时、行驶200公里的电动汽车,并且将它开上了温州最高的山。




地处黑龙江省东部城市群中心的煤城七台河,至今还有人记得温州知青叶文贵。

1969年,19岁的叶文贵跟着一群难兄难弟,支边到七台河的一个小山村,9年后返乡时,他已成了七台河市的“首富”。




他盖了四间砖瓦房,为七台河最大;

戴的表是二十五钻梅花,全市只有两块,一块价格是普通人一年工资;

离开时身上揣着六七万块钱,在1978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钱从哪儿来?

从浙商的骨血里,从精明的脑子里。

叶文贵下乡后被安排在七台河矿务局工作,矿务局有几万工人,工人所用的煤锹柄全部都要从外地买。这让他看到赚钱的机会,然后联络了几个知青,从家乡温州买来木旋床和锯子,办了个锹柄厂。

这在当时,相当冒险,甚至是犯政治错误,但叶文贵用个人和集体都双赢的模式,争取到生产大队的默许:凡是在厂里工作不能出农活的知青,每人每天向生产队交两元钱。

也是从那时起,叶文贵就痴迷上了技术创新。锹柄厂最初靠手工削圆,日产100根,已是供不应求,但叶文贵不满足。

他根据卷笔刀的工作原理,设计出一个类似的机器,让山上运下来的大木头用火锯剖成方块后,塞进去,再拉出来就成了圆锹柄。

工具改进后,锹柄日产量从100根直接飙升到1000根,一天能卖800块。

产量高了,当地消化不掉,叶文贵又拓展销路,把锹柄卖到了山西省。

屯子到车站没有路,运输不方便,他又请人开通了一段通向大路的六公里绕山公路,还以故乡的名字把路牌命名为“小金乡站”。

叶文贵的伙伴张忠达说,这给当地带来极大的改变和震撼:

大公鸡一块钱一只,他们每天都能吃得上。

在此之前,这个50户人家的穷村子,知青干一天活最多只能赚两毛钱,村民们一年只能吃上三顿肉。

1993年,七台河市正式命名此地为金乡村。一群浙江小青年就以这样一种独特方式,在遥远的白山黑水间留下了家乡的印记。




1978年,叶文贵结束九年东北生活回到温州,并被安排了工作。

但只在文城县民政局工作不到一年,他就扔了铁饭碗,回到当时已是温州经济核心重镇的苍南县金乡镇,再次开起了工厂,理由是:

民政局工资只够抽烟,但我每天还得喝一瓶茅台,要花11块7。

当时,金乡的徽章铭牌加工已经做得红火,但却没有配套的轧铝厂,所有加工作坊都要在外地把铝板轧成半成品再运回乡。

叶文贵于是开了个轧铝厂,工厂一开门,生意就好到客人要排队。仅用4个月,他就收回投资成本,并很快积累了20多万资金。

扎铝厂成功后,叶文贵继续填补金乡的工业空白。

当时,金乡还有不少人生产塑料证件外套、资料夹,但用的热合机功率都小,大尺寸产品压合不了。叶文贵于是又自主研制了大频率的高频热合机,并创办了大功率高频热合机厂,同样是一开业就生意火爆。




有了大功率热合机,工厂可以加工更多热合要求高的产品,效益很快提升,先后开了四间分店依旧无法满足需求,叶文贵又转型卖机器,获利更加丰厚。

金乡还有一个生意是,垄断了全国饭菜票,并且留有一个空白:生产原料PVC薄膜必须从外地购入。轧铝厂、热合机厂,做一个成一个的叶文贵,于是又打起了创办塑料薄膜厂的新主意。

1984年初,叶文贵正式建成了他的薄膜厂,产品主要供本地企业制作塑料票证、扑克牌、吸塑包装。通过这个厂,叶文贵也把他的技术创新推到了更高境界,东拼西凑但自主设计了生产线,且效能惊人。

每分钟出产170米,薄膜厚度0.025毫米。

当时,国产机组生产线每分钟只能出产34米,最薄只能做到0.075毫米;就算德国的生产线,也只能每分钟出产150米。

靠着独树一帜的高效率,叶文贵很快就一厂独大,投产两年,产值就达400万元。“挣钱就像印钞票一样”。




之后,叶文贵又创办了包装材料厂、蓄电池厂、微机仪器厂,并且办一个火一个,生意好到令人眼红。




当时,“万元户”还是发家致富的代名词,但叶文贵已经坐拥千万资产。

而且,他还有个习惯,不管多大数目,都不用支票,要提现金。有人说,每次从银行出来,叶文贵都得拎着麻袋,袋子里是一捆一捆的钞票。

叶文贵大胆,家乡人比他还大胆。

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县政府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

在时任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的回忆中,让不是党员的个体户当官,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举动,全国都几乎没有先例。

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叶文贵进一步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振兴家庭工业。

但叶文贵明显与官场不太合拍。比如,开会就让他不胜其烦。他经常要求:把材料给我看看,我就不去参加了。

短暂且不愉快的仕途结束后,叶文贵重新过上了他热爱的创业生活,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赚不完的钱,办不完的厂,还不完的债”。

再次下海的叶文贵,依然是风风火火,甚至成为整个温州最火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叶文贵两次登上《人民日报》,他的事迹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1985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温州考察,在叶文贵的厂子里转了三圈后,说他是“新型的企业家”;加拿大机电教授教授鲍勃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看望叶文贵,赞叹说:“在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曾在温州与叶文贵交流,讨论贫富不均问题。叶文贵说,收入高的可用税收来调节,先富的一些人翻不了天,就像孙大圣翻不出如来的手掌。

中央党校甚至来请叶文贵讲课,他以自己不是党员为理由拒绝,最后在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的劝说下才成行。1986年冬,叶文贵开始给省级领导干部上课,主题是《经营私人企业的实践和体会》。他告诉大家“民营企业主不是资本家”,上万字的讲稿,被当作中央党校的教材全国发行。

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叶文贵的金乡包装材料厂甚至发行了股票,面额1000块。这也是中国最早发行股票的私企之一。




1987年,全国评选出了100名优秀农民企业家,但到北京领奖的却只有99位。温州唯一的当选者叶文贵缺席了。

此时,他已投入到一场造车传奇,抽不开身、也没兴趣领什么农民企业家奖。而后来被认为是造车狂人的浙商李书福,当时还想都不敢想造车这件事。




多年后,叶文贵这样回忆自己造车的因由:当时台湾有10家轿车厂、大陆有6家,但16家厂子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太可怜了。

除了想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叶文贵还想到了突围之道:汽油车外国企业已经太强,而且对环境不好,电动车没有污染,而且全世界还没有特别成功的,如果能做出来,会有大机会。

也许是对电动车会成功的信心太足、太乐观:没有充足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充分考虑研发和资金投入,叶文贵便全身心做起了他的电车之梦。

初中毕业的叶文贵,只是通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汽车电机、机械方面的书,就在1988年初夏,于温州最好的华侨饭店租了一个套房,开始招兵买马,来自航天、造船、冶金等行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纷纷应邀来到温州。

不到一年,开足马力,没日没夜的努力之后,1989年2月10日,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里,叶文贵和三个同事把自己造的第一辆电动汽车开上了山。

在这个叫做“雪山”的温州最高峰上,叶文贵兴奋地一边喝酒一边看夜景。

这一天,温州最美的夜色属于叶文贵。




从研发到上路,只用了六个月,这辆被他命名为“叶丰号”的白色小车,充电八小时,已可行驶200公里,属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

第一次造车,就达到了世界高度,叶文贵底气和信心都更足了。

随后,他专程前往美国考察电动车技术,并发现了危机:纯电动汽车电池寿命短、续航能力差,已逐渐成为各国电动汽车研究者的共识。

回国之后,叶文贵调整了研发方向,从电动转向了混合动力。

他在温州龙湾经济开发区征了25亩地,请来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共同进行开发。制造一辆车要用几千个零件,有的要费力采购,有的买都买不到,但叶文贵还是很乐观,并且无所畏惧,坚持造车到底。

1990年4月,叶文贵推出了叶丰2号,这是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混合动力汽车。

叶丰2号拥有容量强大的蓄电池组,还装上了自行研制的双用双缸水冷汽油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比风冷式效果好、噪音低。

次年4月,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电动汽车研讨会上,叶丰2号一鸣惊人,得到国内外技术人员的肯定。不久之后,他收到了更大的好消息:

叶丰1号被国家四部委评选为国家级新产品,成为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温州的第一重大科研成果。




至此,叶文贵已为造车投入了上千万,一直不缺钱的他,开始感到巨大的资金压力,但接连而来的认可让他相信:造车,是能成的。




由于在深圳研讨会上打响了名号,1992年初,深圳一家公司找到叶文贵,希望展开合作,并计划投入五千万的先期资金。

叶文贵火速与对方展开了合作谈判,因为他已决定进一步提高混合动力汽车的性能,并开始小批量试生产,正好需要大笔资金投入。

但合作最终未达成。

对方想把电动汽车变成温州和深圳共同开发的项目,但参加谈判的温州市政府领导表示,这是四十年来我们温州最重大的科技项目,不能这样卖给你。

多年后谈起往事,叶文贵仍然充满惋惜:就这样把他们推掉了,那次机会很可惜。

一年后,来自美国加州的电动汽车专家罗耶·凯勒慕名来到金乡,考察刚刚面世的叶丰3号。叶文贵带着凯勒翻山越岭一路开到海口试车,最终打动了凯勒,再次得到一个合作的机会。




但这次合作最终也未能成功。叶文贵坚持合作生产的汽车要挂“叶丰牌”,但凯勒却表示,挂叶丰牌进不了美国市场,必须挂他的牌子。这让叶文贵拧起来:要是这样,我不是替他打工了吗?

一周之后,罗伊·凯勒遗憾地离开了金乡。

后来回头看,这也让叶文贵错过了最后的求生机会。

叶文贵底气十足拒绝对方,是因为他心里还有一个托底的算盘:既然温州市政府如此看好他的项目,最后一定会在资金上给他支持。

但最终,他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支持。

到1994年秋,最高车速109公里、充电3小时续航200公里的叶丰概念型混合动力汽车诞生时,叶文贵已经借债1000多万。


为了继续造车梦,在私营经济发展最为红火,无数人把资金投入到快钱模式大赚特赚的时刻,叶文贵却一个又一个地卖掉了自己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工厂、房产和地皮,然后一笔一笔投入到深不见底的汽车厂。

即便如此,也还是无济于事。在投入全部四千多万资产后,叶文贵终于认识到,要真正把电动汽车商品化,即便是小批量,也要五亿、十亿的投入。

而在汽油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还是奢侈品,电动车取代汽油车普遍被认为是痴人说梦的当时,他根本找不到那么多的钱来跟他一起赌。

1995年5月,研发资金彻底中断后,已经成功研发出4款新能源汽车的叶文贵,送走了最后一名工程师,正式结束了传奇的造车梦。

直到2001年,中国科技部才正式立项,将电动汽车作为重大专项纳入国家研发计划。




关掉车厂后的叶文贵,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那些令他骄傲的叶丰车,被他锁进仓库;当初的造车资料,被他存在两台笔记本电脑里。

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关注国际油价,关注电动车的有关消息。儿子叶飞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也算是对他汽车梦的延续。




结束造车,还完债务后,叶文贵最后只剩下一家包装厂,厂里只有一台20多年前的老机器,一年大概能收入几十万,过个普通人的日子。苍南县金乡镇原党委书记金钦治说,除了造车赔钱,一些钱也被叶文贵捐掉了,比如修祠堂、助学等等。虽然只读到初中,但叶文贵始终热爱学习、崇尚知识,儿子毕业于清华,两个女儿都曾留学海外名校,这也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不再风风火火之后,叶文贵深居简出,平常种花养鱼、研究建筑、学习锡器制作,只有橱柜上摆满的各个年份的茅台酒瓶,让人觉得他不一般。

在媒体纪念“温州模式30年”系列报道中,叶文贵被比作“不死鸟”。

报道称,虽然由于当时的国家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叶文贵的造车梦不得不黯然收场,但他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群体的典型代表,诠释了当时来自温州民间的巨大创业活力,他永不言败的精神,是不会消失的。

2013年10月开馆的浙商博物馆里,叶文贵被列入“英雄背影”板块,他捐赠的红色玻璃钢汽车车架壳子,在吉利、众泰、万丰奥特等多家知名浙商车企捐赠的自产汽车中,显得格外特别。




叶文贵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他说:“就算别人说我是阿Q,我也觉得自己很成功。能自己挣钱,去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就够了。”

2017年3月,年仅67岁的叶文贵因病去世。妻子陈星初在追思会上说,他的一生比谁都精彩,相当于别人活了十辈子。

六十大寿时,叶文贵厂里的老职工们曾在金乡包装材料厂组织了庆典为他庆祝。庆典上,叶文贵感谢了锹柄厂、轧铝厂、包装材料厂……的工友。

他笑着说,“大家辛辛苦苦为我做事情,还替我赚了很多钱,最后我把这些钱都花在电动车上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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