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过万的假象背后 地摊江湖里的残酷与心酸(组图)
年轻人哪儿懂摆地摊的苦？
晚上七点半，坪洲站C出口，人群涌动着泻了出来，像是刚从海水里拉到舢板上的鱼群，从网里挟裹着倾泻而出。
天色已暗，店铺、商场、摊位亮着各色的光，“10块钱”、“哈密瓜”、“清货啦”、“29.9任意选”……混着噼里啪啦的油炸声、汽车的鸣笛声和忽远忽近的争吵声冲击着耳膜。油烟味、煎饼味、体味混杂在空气里，男男女女蠕动在摊位的缝隙里。
01“摆摊的，比路人还多”
阿强叉着腰站着，和旁边的阿丽阿慧扯着闲天，三个人时不时爆出一阵狂笑。
对面，一个夜市街的管理人员走过，对着他们远远举起手机。“拍我们记得开美颜！”阿慧嘴里大声调侃着，一边伸手把脸捂了个严严实实。
“这对很好看啊，我帮你调一下”。28岁的楠楠语速很快，把手伸向摊位前的年轻女孩的耳垂。女孩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会，楠楠盯着女孩的表情，继续着她的推销“这对可以搭v领的衣服，很适合你，很有特点。”女孩没有应声，摘下了耳环，放回桌面上，转身离开了。
不远处，奶茶店门口排起了一溜长队——那几乎是坪洲夜市摊人气最旺的地方。一家挂着全场9.9牌子的耳环摊就摆在奶茶店对面。两个职业摆摊的女孩热情招呼着过路的人。看到我举起的相机，摊主收起了笑容，“你是干嘛的，不要乱拍”。
楠楠是个全职妈妈，摆摊之前，在家带了一年多的娃，没能出去工作，也很少接触朋友。两个月前，她决定通过摆摊重新“与社会接轨”。
“这两个月，感觉摆摊的人比路过的人还要多。我们在这摆摊，听的身边摊友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想做了，要清货了，明天不来了。”楠楠说。
摆摊的竞争，比她想象中激烈。近两个月，坪洲的摊位数量由充裕变的紧俏。就算去的很早，能在地铁口占到好位置，没有吸引人的产品，还是卖不出去多少。年轻人的地摊越摆越少，楠楠补了几次货，逐渐疲倦了。
“现在是有政策，没准也以后又会严了。”她准备卖掉最后一批货，就撤出地摊，着手复习十月底的健康管理师资格证。相比于流动的市场，一份稳定的工作，踏实得多。
杨芷低头站着，眼睛盯着手里的毛线针，黄色的毛线在手指间渐渐成型。乱哄哄的市场里，周围的嘈杂似乎被绝缘了。她安静的像是站在了龙卷风的风眼里。
一眼看过去，杨芷的摊位精致得与周围格格不入，绿丝绒桌布、星星串灯，色彩明艳的针织手袋……
没有生意的时候，她就一直专注着自己的针织，或与旁边的摊友闲聊几句。杨芷几乎不会主动招呼行人，“买我东西的是小众人群，大多数人都是觉得你的摊位好看，过来看一眼。”
摆摊两个月，她学会了通过观察路人的年龄、关系特征，判断对方会不会购买。“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女孩”。
有男伴的女生，想在她的摊位前多看几眼，一般都会被身边的男人死死拉走，“可有可无的东西”，男人们丢下这句评价。也有些上了年纪的女人，拿着她的针织包一个一个打量一遍，知道价格后嘀咕着“太贵了”，摇摇头离去。
杨芷通常不会争辩，“我看到她们就知道做不成，不想浪费口舌。”
挨着摆了几天摊后，楠楠和杨芷成了“盟友关系”，经常一起出摊、轮流占位。
楠楠羡慕杨芷的针织摊“够特别，能做网上的爆款，生意稳定”。
杨芷则认为楠楠的生意“成本低、利润高，又会推销，一个晚上总共能赚五六百块钱，月入过万”，有次，看到一个女孩在楠楠那里买个十几对耳环，着实让她羡慕了一阵儿。
不过，杨芷有正式工作，摆摊只是个副业，她不愿投入太多心力。上班累、摆疲了或者下雨了，她都不会出摊儿，“我们跟职业摆摊的比不了，人家时间充足，经验也多”。
02“10年，还是没逃出摆地摊的命”
阿丽在树下坐下了。她开始埋怨，最近来摆摊的年轻人混乱了这个市场。“他们就是来体验一下生活，不想干的时候就把货全部低价清掉。都是一样的货，10块钱3双的袜子，你清货卖10块钱5双，那我们还怎么卖？”
阿丽有三个摊子——两块布上分别放着包和耳环，一个不锈钢晾衣架上挂满了女款衣服。远远看到有人在这些摊位前停留片刻，她松垮的神情开始收紧，立马从地上站了起来，扯着嗓门凑近对方，“靓女看看啊，有没有喜欢的！”
“今天倒霉了，一件衣服都没卖出去。”顾客走了，阿丽悻悻地坐了下去。
“你过来看看，哪件好看，我摆在前面，剩下处理掉算了。”她招呼我过去，帮她选几件展示款。拨开那满满一排的短袖和裙子，大logo、大笑脸、浓艳的配色，土味的款式......我看了半天，实在选不出一件更好看的。
阿丽盼着地摊管制能更严一点，这起码能帮她逼退一部分竞争者。“情愿让他们管，我们就不用这么早出来占位置。”阿丽说。
她几乎每天早上六、七点出摊，担心用来占摊位的架子被别人拿走，有时候要从早守到晚。说着，阿丽撸起袖子，展示她两截色号大相径庭的手臂“连本带利一天赚个七十块，还晒的跟黑鬼一样，有什么意思。”
“主要是在这摆，利润空间不大”。阿丽自言自语地说。“摆到天虹去，这边卖19.9的衣服，我起码要卖35块。那里人有钱。”
“那我卖40。”坐在隔壁的阿强接话。如果说在糟糕的生意之外，还有什么慰藉，就是这些一起摆摊的老伙计了。他们七八年前便认识，都住在坪洲。帮忙占摊，扯扯闲篇儿、出了事，随时都有个照应。
在他们摊位的不远处，有一个卖衣服的大姐，每天晚上都坚持做网络直播卖货。在阿强眼里，这种直播的意义就是“没有生意，解解闷。”
“有什么用，总共你就这么多货，在这里都卖不出去，在网上卖，销量肯定也不会有变化，卖到天花板上都卖不动。”
生意从五六年前就开始变差了，“就是那些淘宝、拼多多，把我们做死了。”
互联网电商兴起，让攒了一笔钱、租下一间档口的阿强，又一次回到了地摊。“摆了十多年地摊，还是没逃出跑城管的命。”
03地摊，是他们的活路
前几年，城管抓的很严。阿慧记得那个时候，摊贩们远远看到“鬼”出动，就“三五秒收拾好，开始打游击战”。大家挤搡着往地下室跑，城管在后面追，边追边骂着“你们这些不要脸的。”
“不要脸，骂的就是我们这些生意再差，也要天天出来摆摊的老手。”阿慧有两家摊位，其中的耳环摊，还没有开市。“年轻人可以觉得生意不好、累，就不摆了，我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有什么办法。”即使有时候，一天都赚不到几十块钱，但只要房租、生活费悬在头顶，摆摊就是阿慧他们在深圳的活路。
除了摆摊，阿慧没有想过找其他工作。一来自己没什么文化，稍微有些门槛的工作都不够格，进工厂都年龄大了；二来她要带小孩，给别人看店，不如摆地摊自由，至少小孩还可以带到身边照顾。
旁边，阿慧的女儿跑过来，拿着一杯奶茶。“八块钱一杯，天天就知道要钱买，下次我就把你送给城管”，阿慧随即骂了起来。
说罢，阿慧对着阿丽、阿强开始吐槽，吐槽自己、孩子、家庭。空气闷热，像是一口随时都要炸开的锅。
坪洲地铁站警卫室门口，另一个饰品摊位的直播正在进行。这场是一场没有声音的直播。小女孩打着手语，跟直播间同是聋哑人的粉丝们互动。
经营饰品摊的是一个青年男子和两个中年女人，也是聋哑人。纸笔、手机屏幕，是他们与顾客的主要交流工具，有时也会用手辅助。有不明情况的人，拿起一个小风扇，张口就问，看着他们忙着拿纸笔、打手势，不耐烦地转身走了。
不远处，还有同样寂静的烧烤摊。聋哑人师傅专注的翻动烤串、撒上调料，身后，是嘈杂的人群，马路上有货车驶过，发出轰雷震耳的声响。他将烤好的烤串递给顾客，然后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青年一笔一划地写下“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来坪洲学习开店的。”尽管现在的生意“不是很理想”，他们还是坚持下午四点出摊，晚上十二点再收摊回去。
“以后想租一个店面，开一家饰品店。”他拿起手机，展示自己收藏的“开店笔记”。每一个字都标注着拼音，那是他能读懂，却没办法发出的符号。
十一点多，阿强收摊了。成捆的蟑螂药、洗发水，大大小小的包，塞进三个大麻袋。一个袋子横放在电动车前面，两个放后面，阿强勉强可以挤在中间。“看到没有，我每天就是这么走的。”
夜色下，阿强抬起右腿跨上了电动车，在麻袋的缝隙间把身体摆正。车子在机动车道上狂飙猛进，他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灯火通明、大厦林立的街巷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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