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媒:与过去和解 底层群众救中国的时候到了!(组图)

这两天地摊经济彻底火了。说得蛮好听的，人间的烟火气。 其实就是经济形势不那么好，公司倒的倒，员工裁的裁，就业压力太大，很多人快揭不开锅，只能把这些年被疯狂叫停的地摊经济又重新搞起来。





我今天排队等电梯的时候，背后的两个妹子突然发出一声惊叫，

“什么？你要去卖？”

我这颗赤诚而躁动的心啊，当时就竖起了耳朵。

妹子A：没错，我都想好了，我下班挺早的，完全可以做个副业，我看网上说别人卖娃娃的一晚上都能卖一千多。

妹子B：那你也没经验啊，你卖啥啊？从哪儿进货呢？

我心想：原来是要去摆地摊啊，如此明目张胆在公司楼里讨论这些，也不怕被老板听到。

妹子A：就从T宝进货啊，先试试嘛，如果你7天都卖不掉的话还能无理由退货。

妹子B：……还是拼夕夕吧，还有补贴呢。

听了这么一耳朵，我不得不佩服当代青年后浪们蓐羊毛的能力，连摆个地摊都不忘从互联网土豪那儿赚点补贴钱。

妹子啊，你要是用花呗进货的话，连货款都省了知道不。

 

地摊经济曾被视为商品经济的落后的代表。透着一股乡土气。

早些年就是赶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带着自家的农货，在城里的马路边、市集上交易。

它和高大上的城市化进程有耦合点，但更多是冲突。

在如今经济下行的时候，地摊经济是“人间烟火”，是保就业和恢复市场的利器；

但是到了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地摊经济就成了脏乱差的城市环境破坏者。

我怀疑啊，现在吹摆摊日挣3万，五菱宏光是地摊之光的这群人，就是之前吹口罩财富神话、口罩机买到就是赚到、头盔再不买来不及了的同一波人。

底层群众谋生吃饭的事情，硬生生吹成了一波公关营销和蹭热点的狂欢。

在哪里没有江湖？在哪里不是卖呢？

后浪们，还是好好学习、找工作上班吧。





从高层到市井，这次推动地摊经济复兴，直指“就业”和“消费”两大核心问题。

“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之前我们很多的政策，发消费券啊，打折减免啊，也都是为了促进消费。

但是靠救济和慈善促消费，永远比不上靠盘活商家、市场流动的促消费。

一个人支一个摊子，明明是揭不开锅了，说出去反而变成了“街头一霸”自己创业的小老板了。

什么叫万众创业，这满大街的叫不叫万众创业。

但是啊，两会上还说了，我们国家还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不到1000元。

一样的道理，都揭不开锅了，大家都把钱包捂得紧紧的，谁还去街边乱消费呢？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一季度存款增加了8.07万亿，相比2019年同期的6.31万亿，增加了近28%。

中国人居安思危的心态很重，储蓄意识很浓。

报复性消费一直没有来，报复性存款真来了。

从头开始摆地摊还是难的，尤其对真正要靠这个吃饭的人。

 

听到地摊经济要复苏了，正在各大电商平台618活动血拼的朋友，都从手机前抬起头来。

 

隔壁桌的老哥把《摆摊秘籍》的电子书匆匆关掉，转过头来一本正经的问我：

小黑啊，你说这要是小摊和夜市都满血复活了，那么互联网巨头们，会不会呕血三升啊？

我仔细思考了3秒钟，告诉他，想多了。（并让他把摆摊秘籍分享给我）

这两天媒体们把马云、马化腾、柳传志、许家印等人摆过地摊的经历都翻出来了。

马云在义乌摆地摊，鲜花、袜子什么都卖，为了维持当时他创立的翻译社的开支；

柳传志在中科院门口摆摊，往来都是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我们的中国企业家教父在那里卖电子表；

马化腾在深圳刚毕业，就像靠在路边修电脑摆摊，结果因为路边摊竞争激烈，只能去工作了。

说这些故事，无非是想说明，这些人之后创业成功，造出阿里巴巴、联想、腾讯这样的巨头，是因为他们在创业初期就从底层社会做起，从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找到了当时中国商业经济的运行逻辑，发掘到了自己的机会。

人家还一穷二白的时候，就把地摊经济这一套摸得清清楚楚，现在都手握中国最强大的生产力工具了，还怕了你不成。

具体到电商业务，或许会有冲击。

因为中国电商崛起的时间，是中国地摊经济衰败的时间。两者没有正面怼过客户流量和使用场景。

毕竟，谁又想宅在家呢？谁不想和喜欢的人一起逛逛夜市、撸个串呢？

地摊经济同样价格实惠，而且所见即所得，在生活居住半径里就能解决大半购物需求。

在这个消费降级、市场下沉的大环境下，对疯狂鼓吹消费主义、掏空我们的钱包、剁去我们的双手的电商平台，肯定是有冲击力的。

但要我说，地摊经济发展起来，首先高兴的就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这两家。

毫无疑问，所有的小商贩们都会接入这两家的支付体系。毕竟连80岁卖豆花的奶奶都微信收款了，谁还在纯粹现金交易还是趁早收摊回家吧。

 

一旦进入这个体系，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后续的对接中小微商家的扶持、补贴、社群等连环马，足以把地摊经济这种最原始的“人货场”模式，也收纳到他们的数字经济生态里面。

而像美团这种，专精本地生活服务的庞然大物，在地摊经济这种血统纯正的本地生活、社区经济体系里，就跟回家了一样。

这套美团也太熟了，现有的体系很容易就能把地摊经济的小商贩们囊括进去，外卖、跑腿等同城业务又有了新的增长点。

本地生活正是巨头们的新布局点，字节、滴滴、饿了么、顺丰等巨头，都摩拳擦掌。

所以啊，地摊经济还是以前的老一套商业套路，而互联网公司们早已进入了更高的维度。

市场变好，消费复苏，他们高兴还来不及，肉总是烂在锅里。

 

正如我一来说的，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哥俩好，经济好的时候就是陌路人。

中国地摊经济大兴是在1990年前后，尤其是在南巡讲话之后。

那时候中国商业化的大潮正式开始，城市化进程飞速膨胀，经济变化日新月异。

在城乡一体的情况下，高大上的商超百货代表了城市中国的消费景象，而地摊经济则是穿插在城市微观景象中的乡村经济。

这种为了共同富裕而并行不悖的蜜月期，时间特别短暂到1997年就开始退出中国城市。

1997年，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支城管队伍。

从此以后，一句“城管来了！”可能是中国街头最有义气、最惊慌失措的声音。

我小时候很爱光顾路边摊，也不止一次遇上了城管和小贩们斗智斗勇的场景。

可能好多我这个年龄的人，第一次领悟到求生之不易，生存与体制的对抗，就是看到卖烧烤、卖糕饼、卖冰粉的阿姨，被收了摊子，坐在地上抹眼泪的时候。

 

地摊经济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场地不固定、场租相对便宜。

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一二线城市的生活成本都极高，对于人口的管控也愈发严格。

这种一刀切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底层人民求生之间矛盾的高潮，就发生在不久前2017、2018年。

很多人被打上“低*人口”的标签，迁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城市。

2018年，北京净迁出28.7万人，上海、广州、深圳分别净迁出12.2万、11.7万和11.8万人。



 

所以啊，当城管主动叫商贩们出来摆摊，甚至要完成一个人拉几个摊的KPI；

小商贩们几乎是报复性地在城管局门口摆摊的时候；

魔幻场景的背后，是极大的悲凉，也是跨越时间的和解。



以成都的“允许占道经营”获总理点赞为代表，杭州、西安、郑州、南京、青岛、廊坊、合肥、长春等27座城市已经出台了鼓励地摊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

4个一线城市还没有大动静。

截至5月底，成都设置临时占道摊点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店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

一套政令，不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在城市面子和经济里子之间，我们选择了里子。

一场疫情危机的来临，让返璞归真成了政治正确，让政策改革加速，让小摊经济成为主流。乡土被容纳、底层被理解，每一个蹲下来摆摊讨生活的同胞，不再需要夹缝中求生存，不再被称为“低*人口”。

中国经济，真的又到了需要发动“农村包围城市”，乡土社会拯救商业中国的时候了。

地摊经济同样是对中国城市治理水平的检验。但愿不再是地摊一摆，一地狼藉。

摆个摊，需要的是给低层群众、失业人员拯救一个家庭的机会；摆成百上千的摊，是给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与过去和解、同未来相拥的机会。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