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31年后,中国依然是“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图)

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状况示意图。

六四事件三十一年过后，中国依然是“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拘押记者人数位居世界第一。

六四事件三十一周年来临之际，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组织6月2日指出，新闻自由受中国宪法第35条保护，也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诉求，可三十一年过后，中国国家机器和中共继续蔑视新闻自由，并将这种压迫行为向世界其它地区进行扩张，在国际领域对新闻自由进行攻击。因此，“中国依然是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

中国因此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180个国家的排名中位居177名，是倒数第三，而且中国有至少113名记者被拘押，是全球拘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Cédric Alviani）就此指出，“三十一年前，成千上万的抗议人士因要求落实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根本自由而遭到屠杀”，“如果不用更多的力量去反对中国的专制模式，不仅天安门的抗议人士会白白死去，独立的新闻报导也将逐渐被中国式的宣传替代，民主也会衰退”。

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中国政府近期利用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强化对媒体与社交网络的控制，六名记者被拘留，将近九百名公民记者因分享病毒的信息被逮捕。这些举措强化了专制体制和网络控制，进一步压制了新闻自由。

无国界记者组织同时指出，中国并将这种压迫行为向世界其它地区进行扩张，在国际领域对新闻自由进行攻击。该组织去年发布“中国寻求建立新的世界新闻秩序”（China's Pursuit of New World Media Order）的调查报告说，中国试图对境外的信息进行控制，手段包括实现国际电视广播现代化、在国际媒体中广泛购买广告，大规模开展勒索、恐吓和骚扰活动。

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捍卫新闻自由。

那年，自由在广场上空飘荡，又转瞬即逝




资料照片：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


广场上空，阴云密布， 一名赤膊上身的年轻抗议者，伸开双臂，比出胜利的手势，迎向天空。 远处，两片乌云的背后露出一丝阳光。

这个瞬间被英国摄影师斯图尔特·弗兰克林（Stuart Franklin）定格下来，成为1989年中国那场历时近两个月的天安门抗争中令人动容的一幕。

和当时许许多多的无名抗议者一样，鲜少有人记得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有人说， 他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周锋锁有几分相似。

31年后，在美国投身人权事业的周锋锁听到这个“江湖传闻”时乐了。

“那个不是我，不过这倒符合我那时候的心态，张开双手拥抱自由。自由就像天空那么近，感觉触手可及了，”他对美国之音说。

回望31年前那场运动，周锋锁最难忘的是广场上自由的滋味。

“这个在中国是至为珍贵的，” 他说。“第一次，那么大规模的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不是某一个人，某一群人，而是大多数人是希望民主自由的，想拥抱梦想，这是唯一的一次，49年以后没有的。”

激情澎湃在1989年5月17日达到顶峰。那一天，北京各界百万人游行支持绝食学生，其中包括中共党内人士，甚至还有穿制服的警察。

周锋锁觉得自己在参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那时候他想，中国一定会变，不可能不变，百万人都上街了，怎么能不变呢？

“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就是在那一天邓小平决定屠杀的。他做这个决定很久了，但是戒严、调军队进来，要求政治局通过他自己这个想法，这是5月17号确定的，”周锋锁说。

因“六四”事件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记录了这个日子：

“5月17日是关键的一天，这一天邓小平把权力最大的政治局五名常委召到他位于北京景山北面一条胡同的家中，讨论学生示威问题。…… 他让政治局做出秘密决定，保证他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有最终决策权。”

被一些人称作“六四屠夫”的中国前总理李鹏也在2010年出版的《李鹏日记》中记录了那次会议。他说，那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

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广场上的周锋锁和同伴们一无所知。他忙于 “学运之声广播站”的工作，每天从中国各地用麻袋送来的信件、电报让他觉得振奋，充满希望。

一天，送信的邮递员问他，“嗳，你想不想给家里人写个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捎回去。”

“我说，‘好啊’，”周锋锁回忆说。“我就写了一个，我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跟我在一起，我们对于暴政没有任何的恐惧！”

如今想来，他觉得当年的自己天真得可笑。他不知道距离广场1000多公里外的西安家人怀着怎样的恐惧读了这封信。他只知道，后来回到学校时，有同学说，你家里给你发了很多电报。打开一看，全是“母病危，速归”。

那一年，自由曾在天安门上空飘荡，又转瞬即逝。6月3日晚间和4日凌晨，北京的枪声震惊了世人。周锋锁成为当局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中的一员，在秦城监狱坐牢一年。

很多人曾认为，一个屠杀人民的政权不会存活太久了，特别是被打压的人群要比下令开枪的统治者要年轻得多。然而，在那之后中共以其惊人的韧性挺了过来。

31年后，周锋锁说，今天的中国和1989年有很多相似之处：共产党的本质没有改变，一党专制还在继续，人民没有声音；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成了“西方与它媾和产生的全球经济的怪胎”，当权者掌握了用高科技约束和控制人性，他们表现出一种狂妄自负、闭关锁国的倾向，并试图把这种压迫模式引向世界。

冠状病毒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后的几个小时内，网民排山倒海的悲愤让周锋锁恍惚又看到一丝光亮。

“很快的，从李文亮这个事情提升到人生存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提到89，”他说。“那个瞬间就像黑暗的中间被裂了一个口子一样。”

但只是那短短的一瞬，一切迅速归于沉寂。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周锋锁觉得悲哀。

31年后，他依然忘不了1989年5月31日第一次在广场上看到民主女神像的那个下午。刚刚下过雨，天被洗刷得很蓝很蓝。学生们连夜架起的民主女神像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显得那么洁白。她骄傲地耸立着，正对着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

周锋锁说，今天的中国，自由理想与专制的对峙还在继续。


从“根红苗正”到反对派：被“六四”彻底改变的人生轨迹




1980年代末，张毅在武汉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读法律。他说，学法律的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

张毅是1989年6月4日下午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抓的。

“6月3号晚上、6月4号凌晨北京开了枪，武汉这边立马就知道了，武汉也是沸腾了，大家又全部上了街，” 张毅回忆说。

31年后，被捕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下午大概5点多钟的时候，我从黄鹤楼楼下的铁路上往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堡走，突然就围上来一群人，把我夹在中间，……几个人把我一架，嘴一蒙地就把我塞到车上。当时的场景就跟抓间谍一样。”

1989年，民众示威不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也蔓延到中国60多个城市，武汉是其中之一。

那年，张毅24岁，头发乌黑，目光坚定，他是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的一名电工， 刚刚读完武汉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法学院的课程。

“学法律的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希望一切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张毅说。“所以我参与了反官倒、反腐败的（89民运），因为腐败和官倒和法治是格格不入的。”

和北京及中国各地的示威一样，武汉的民众抗议也被政府镇压。

1989年6月14日的《武汉晚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邓小平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的张毅“锒铛入狱”的消息被刊发在一个角落。

报道说，5月4日下午，张毅冒充学生，参加在省政府门前的静坐、演讲、游行等活动，发表煽动性演讲，导致交通被封堵。他还多次鼓动人群拦堵京广线。报道引述他的话说：“铁路堵三天，全国经济就会瘫痪”。

张毅至今保留着这张泛黄的报纸，那是家人去探监时夹在衣服里偷偷带给他的。监狱的狱霸发现了，用烟头把报纸烧了一个洞。

因为参与“六四”，张毅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判刑两年。

“当时是刑讯逼供，要我交代同伙。从看守所到最后服刑的地方，他们都打了招呼的。我当年（被打得）最狠的时候，前胸后背都是紫的，头肿这么大，”他用手比划着一个大了一圈的脑袋，又说，“把我两个耳朵重度地打残了。我现在是一级残疾。”

在那个“六四”不能被提及的国度里，张毅年年纪念“六四”，坚持公民维权。2013年习近平上任后，他被当局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喝茶、短期拘押成了家常便饭。

“国保正面接触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家根红苗正，你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张毅告诉美国之音。

“我爷爷解放前就是地下党，我父亲14岁参加革命，”他说，“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是一个爱党爱国的热血青年，因为经历了89， 活生生就被他们逼成了一个反对派。”

2019年底，冠状病毒在武汉出现后不久，张毅和志愿者们成立了“武汉互助共济会”微信群，协调救助工作。封城期间，他不顾警方训诫，多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1月23日，武汉封城第一天，张毅说： “ 这个国家完全乱套了。官员们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我们都是韭菜。”

3月3日， 武汉市民还在围城中煎熬时，对于疫情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的中国政府推出《大国战疫》。“我们要送给他三个字，不要脸，”张毅说，“他应该在书的后面，附上几千死亡者的名单，这样才是大国担当。”

3月10日，疫情暴发40多天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首度视察武汉，通过视频隔空慰问火神山医院的医护人员。“他这是千呼万唤才出来表演一下，”张毅说，“他表演他的，我们就是要活命的。”

在张毅看来，今天的中国与1989年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官民矛盾越来越严重，言论钳制却比那时还要严重。

“现在基本上又回到文革初期了，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他说。

不过，对于中国的未来，他却抱着异乎寻常的乐观。他相信，这次疫情就像前苏联那场危害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一样，一定会让国际社会有所警示，也会让中国内部更多有胆识，有家国情怀的人出来发声。

“当我们都不怕的时候，就该他们颤抖了，”他说。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