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媒:此刻的回国机票不应成为某类人群的特权(组图)
3月29日起，随着民航局“一航一国一周一班”的新政（简称“五一”政策）实施，直飞中国的航班量将下降至每周130班左右。每天通过机场口岸入境的人数也将由目前的2.5万人下降至5000人左右。具体到中美航线之间，由于仅保留了纽约和洛杉矶两个航点，航班量由之前的每周42班降至4班。此举的推出意味着从今天开始，每周只有不到1000人能够买到从美国回国的机票。
同时，已经购买了3月29日以后回国的80%的乘客，机票都将被取消。
目前，政府是否应采用包机形式接回疫区的海外公民在国内引起一片争议。
今天就来聊聊民航新政与包机背后所凸显的深层次问题。
01回还是不回对于个人其实是个无奈抉择
自从欧美疫情爆发以来，我个人的想法对于买机票回国其实是一件并不紧迫，也不是必要措施。
一方面，机票价格高涨不说，回国之旅免不了车马劳顿，一路的转机、安检，在众多公众场合下，将自己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中。更是有新闻爆出，一位回国的学生因为担心风险，全程20余小时的旅行途中滴水未进，导致脱水。这一路的辛苦估计只有体会过的人才能感受。
另一方面，美国不可能强制执行完全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鉴于生活并未受到特别显著的影响。原地停留，怎么看都是较为理智的做法。
但最近看了两篇新闻才意识到自己所考虑的过于片面，仅仅是针对自己的情况。
对于很多居住在学校，学校要求清退的留学生而言，回家可能确实是不得不做出的刚需选择。
目前，美国很多学校处于校园的防疫压力，强制要求学生在指定时间内搬离。对于居住在宿舍的留学生而言，此刻再找到一个合适的容身之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加上学期也仅剩不到两个月。回家，对于他们而言，其实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现在海外有着大量“小留学生”群体的存在。目前，英国就滞留有1.5万在各类高中读书的小留学生。由于受疫情影响，很多他们所在的寄宿家庭可能也会担心风险。
对于以上两类人群而言，希望回到国内亲人身边，我认为其实是一件非常合情合理的诉求。
也许是前段时间海外人员回国各种不良影响的新闻发酵，让很多人对此刻的归国人员持有各种偏见。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更是有了“祖国建设你不在，千里投毒你最行”的评价。
我认为这种放大个别事件，进而对特定人群“标签化”的做法确实和逻辑确实值得商榷。我相信，更多的此刻回国需求人员可能就是以上所提到的迫不得已回国的留学生。但这类的宣传，却在社会群体之间人为制造割裂。
有多少留学生上个月还在所在国家为武汉大声疾呼捐款捐物，一个月后需要回国时，却遭遇他人的另眼相看。
希望更多人能理解的是，他们并不是回来给大家找麻烦的。真实的状况往往是因为遇到了麻烦，所以才会选择回来。
02撤侨回国，是大多数国家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恩惠
很多人可能没有留意到，与民航新政同时颁布的还有外交部最新的出入境限制措施。
从3月28日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
这项政策可以理解为中国向所有的非本国人员关闭了国门。
如果将此与民航新政结合看，既然全部外国人已经不能入境，此时再发布民航“五一”新政，用意就十分明显。
换句话说，从即日起，对海外的中国公民实施一种配额制的回国管制措施。
试想下，如果美国在宣布欧洲旅行禁令时，再增加一项，居住在欧洲国家的美国公民，每周只能安排一班回美国的班机。不知道这样的措施会在国内遭到什么样的反响。
事实上，美国总统既没有权利对本国公民回国做出数量限制，在美欧“开放天空”协议下，美国交通部也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航空公司的航班计划安排。
如今，在纽约-伦敦航线上，虽然受市场影响航班量大幅下滑，但两地间目前仍保持着每天4班的运量。由于这些地区的非美国籍人士已无法入境，可以预见这些航班目前所搭载的都是拥有美国身份的公民。
如果说美国的例子过于敏感，公众号“民航数据控”汇总了近期世界各地大部分国家在这场疫情中“优待本国公民”的“撤侨”措施：
俄罗斯
俄罗斯航空公司已得到印度局方许可，将接回408名在德里莫斯科服务的俄罗斯公民，俄罗斯航空公司将于2020年3月25日带回127名在果阿莫斯科服务的俄罗斯公民。
此外为了接回受疫情影响，身处其他地区的公民，俄罗斯授权本国航司开通至宿务、里斯本等航线，接回上千名滞留当地的俄罗斯公民。同时，正采取措施接回受领空关闭影响，生活在阿联酋的本国公民。
荷兰
荷兰外交部启动了一项 1000万欧元的基金，为在冠状病毒爆发期间滞留的荷兰旅行者提供援助（ 2020年3月23日）。荷兰外交大臣史蒂夫·布洛克（Stef Blok）表示：“我们需要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些人安全回家……由于冠状病毒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这一群体别无选择。”
法国
法国外交大臣让·巴蒂斯特·勒莫因（Jean-Baptiste Lemoyne）报告称，仍有约7万法国人需要遣返以应对 COVID-19大流行，其中包括在美洲的30,000人和在亚太的 20,000人（3月24日）。勒莫因说：“要使每个人都回来需要一个好星期。” 他指出，迄今为止，危机期间已经接回了60,000名法国公民。
哈萨克斯坦
由于哈萨克斯坦的紧急状态以及阿拉木图和努尔苏丹的封锁，阿斯塔纳航空公司从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23日接回了37,500多名公民。该航空公司预计，到2020年3月底，将有40,000名公民返回。
以色列
以色列航空（Al Al）向珀斯进行了接回公民的活动，这是该航空公司在澳大利亚的第一项服务。该航空公司计划于2020年3月25日开通接回波哥大的服务。以色列航空计划运营来自澳大利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印度的特殊接回服务。
此外，包括埃及、波兰、阿塞拜疆等国在近期都有类似的他国“撤侨”行动。
这里想再对比说明一下：如果没有特别的政府批准的包机计划，未来的1个月内，将只有2万余名中国公民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
难道以上这些政府没有担心过他们会将疫情扩散？我相信，在权衡利弊后，对侨民利益的保护，将每一个想要回国的公民都带回来，这才真正体现了“祖国是你强大的后盾”。
可能有人会说，中国人口基数大，海外的公民数量更是数量庞大。满足所有人的航班需求对于我们这样体量的国家并不现实。
其实，此刻在海外的人群中真正有回国需求的人员占比并不大，很多人都有着稳定的工作与生活，主要人群我理解为学期中断的大中小留学生群体。
另外，我们不可以论成绩和优势时，就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市场体量为傲，谈困难想甩锅时就常常拿人口基数作为负担。这样的逻辑之下，就又走回了“总量出成绩，人均表困难”的老路。
03配额制下的宝贵机票不应成为某类人群的特权
航班配额制后可能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一场可预见的资源争夺战。当有限的资源满足不了庞大的需求时，会发生什么现象？
首先，一部分资源会通过价格手段进行调节。平时难得一见的天价机票在政府没有强制限价前应该会层出不穷。
新政后，最新消息是洛杉矶-飞北京4月6号的经济舱价格目前已经涨到16万元人民币，商务舱更是天价。
另一点值得警惕的问题，则是可能出现“权力寻租”的空间。当价格已经不足以反映需求或者价格被人为干预时，为了一张回国机票，各家机票代理的水平高下可能就需要看关系。
在资源极度紧张的热点航线，这种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为调控，再加上这样的特殊时期，也就不难想象一声招呼、一张纸条的作用可能都是金钱买不来的。
►纽约-北京航线，因旅行限制，未来的一个月内已经无法通过Google flight搜索到正规的机票信息。
这种人为畸形资源配置结果，可能会造成每周这千余名幸运儿不乏“非富即贵”的天之骄子。而真正需要回国的人员，却很难享受到这一狭小窗口的红利。
国家之所以未全面封关，可能考虑到一刀切的做法所会引起的不便。但如今新政下的“五一”措施，却可能开启另一场关于财富与权力的较量。
04关于“五一”新政的呼吁与建议
1、在现有配额制回国航班政策无法调整的情况下，在机票的购买及分配上建议采用更为细化的人群差别政策。以下人群按顺序设定优先购票权：
年满60岁的老人；
10岁以下幼童（可陪同一名家属）；
10-20岁留学生；
其他中国公民。
►在即将执行的米兰-温州包机中，国航已经开始执行关于老幼孕人员的优先购票政策。值得在全部的“五一”新政下的航线推广执行。
2.、所有乘机旅客在登机前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申报，对于身体状态异常的乘客拒绝登机。
3、织协调政府包机，开展航班需求调研，对受影响的重点区域和中国公民聚集区及时批准和执行商业“撤侨”包机。
05我为什么支持包机撤侨
我支持包机，并不是像《环球时报》所主张的这是一次对留学生很好的爱国主义感恩教育机会。而是因为，回国应是政府所保障每一位公民的权利，而不应成为有一场少数人参与的资源配置盛宴。
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自古以来就是人之常情。在任何时期保障这项权利，这才是应有的大国担当之举。
当时在武汉疫情的最严重时期，美国率先撤侨以及各国的跟进，最终只有巴基斯坦及各位非洲的小兄弟们没有撤回所在国的公民。
所有完成的撤侨行动中，印象里也只有乌克兰的回国侨民遭到了隔离所在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其他国家对待这些撤回的侨民都是较为理性的态度。日本的撤侨官员甚至因为撤侨途中深感工作不力而自杀。
小小的包机撤侨，既是一场危机应对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展现国家对每一个个体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06一点思考
一个现代成熟的公民社会应怀有更多的同理心与关怀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越是现在这种特殊时刻，我们不应扩大人性中的恶，多一份人的温情与理解，感同身受，大家才能共克时艰。
回国的人群也应积极配合各项的防疫措施，严格执行隔离要求，珍视国内的防疫成果。
我深知这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和诉求极具争议性，很多人或许并不赞同。
其中最为重要的担忧或许是：这次的疫情，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取得现在来之不易的成果。近半个月新增病例又都是以输入性病例为主。在这样的情形下，怎么再能让归国人员破坏了全国人民付出换来的稳定环境。
诚然，回国人员带来的输入性疫情风险确实值得警惕和考虑，但这是否足以成为设置限额制政策的理由？
当时在武汉爆发的疫情很大因素在于响应滞后和处置不力导致后期感染情况远超当地的医疗承担能力的极限。目前，以中国特色的动员及人员管制效率，已经证明了再抗疫的成功性。在当前严防死守，政府高度重视之下，每天数十例的输入性病例是否足以再次造成新一轮的压力？
况且，目前每一位入境人员都需要做核酸检测和14日的定点隔离。这样的控制管理措施在全球都是最为严格。如果在科学的措施下，遵从专业性的防控建议，这并不是一件需要将家人拒之门外才能完成的防疫任务。
防疫与撤侨之间的权衡，其实隐含着一个原则：不要为了个别功能性的需要而做出系统的根本性修改。
希望这次疫情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每一位公民与政府、国家间的距离，而不是反向操作。
主观上回与不回，完全是个人决定。客观上是否能回，却是公民权利和政府担当的体现。今天，并不是因为我是一名留学生的身份，所以才在这里大声疾呼，而是“五一”政策背后的逻辑确实让人细思极恐。
疫情终究会过去，一切争论也会在不久后沉寂。但这种思维逻辑未来是否又会在其他场合通过另一种形式呈现，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作为身处这场时代危机之中的渺小的个体，希望都能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却依然热爱它。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