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陨落的三位武汉教授 从感染不超过20天

新京报 0

  2月15日19时35分,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段正澄走了。

  这位86岁的老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下称“华科”)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曾主导过数控磨床、激光加工、医疗装备等技术的研究,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是自疫情发生以来,华科因感染新冠病毒离世的第三位教授。2月7日23时,54岁的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红凌在协和医院逝世。三天后,华科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教授林正斌逝世,享年62岁。

  这三位教授,从出现症状、确诊感染到离世,最长的不超过20天。

  2月21日晚,提及这三位去世的教授,华科党委书记邵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仅是我们学校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国家教育界、科技界的重大损失。我想我们当前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尽早把疫情扛过去,我们一定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把他们的团队扶持好,来告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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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澄。

  “这个爷爷看起来很慈祥,应该能熬过去”

  2月15日晚,段正澄在协和医院的隔离病房内去世。在感染病毒之前,他还在研究适合大部分癌症病人的质子放疗设备。

  一周前,54岁的红凌也在这家医院去世。作为一名生物学家,红凌的工作是与各类疾病作斗争。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研究的是与人体重大疾病及稀有疾病相关的分子机制。

  林正斌则在同济医院ICU离世。他不仅是一名教师,还是一名临床医生。是全国第三位因新冠肺炎感染去世的医务工作者。

  协和医院和同济医院,是武汉最顶尖的两家综合医院,也是本次疫情中的重症救治定点医院。尽管三位教授接受的是现有条件下最优质的治疗,但他们终究没有斗争过新冠病毒。

  协和医院的一位护士在微博上回忆段正澄,“第一次见他,是因为夜班给他俯卧位通气,那时只知道他是院士,并没有多了解他。那时他对我而言只是个病人。隔着起雾的防护眼镜,看着他花白的头发,那时还在想这个爷爷看起来很慈祥,应该能熬过去。”

  林正斌在弥留之际,给他的同事、同济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宋建新发去了求救信息,“宋主任,我上呼吸机了,救救我”。

  那时他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戴上呼吸面罩、无法说话。在宋建新看来,林正斌身体一直很好,没有基础病,“我们都没想到新冠肺炎夺走了他的生命。”

  宋建新说,林正斌在过年前,已经出现了发热、咳嗽的症状,1月27日开始入院治疗,经核酸检测确诊新冠肺炎。但他的病情发展迅速,不到一周便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随后去世。

  在武汉,重症、危重病人大多都住在医院的隔离病房内,氧饱和度偏低、呼吸困难是他们最典型的症状,常常需要靠吸氧机来维持呼吸。对于年纪偏大、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来说,疾病更为凶险。

  这三位教授,从出现症状、确诊感染到离世,最长的不超过20天。

  1月27日,大年初三,段正澄突然发起了烧,家人把他送到了协和医院。两天后,经核酸试剂检测,他被确认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住进了隔离病房。

  段正澄的学生——华科机械学院教授龚时华在医院里守了两天,他记得当时段正澄虽然有发烧、感冒等症状,但精神状态还很好,可以正常讲话、饮食。“他女儿送来的饺子、稀饭和水果,统统都能吃进去。”

  医院每天下午五点左右都会向学校反馈段正澄的体征状况,经过几天的治疗,他退了烧,连续五天都体温正常。有同事发短信慰问他,他也很快回复,“期待早回学院和大家有说有笑地愉悦工作”。

  但确诊18天后,段正澄的病情突然加重了。

  红凌从确诊到离世只有3天。1月25日前后,他开始察觉到身体不适,2月5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感染后,他住进协和医院。为了方便插呼吸机,妻子一大早就替他刮了胡子,换上了新衣服。进隔离病房前,妻子和他抱了抱,对他说,“乖乖治疗”。

  第二天,红凌开始吸氧,但他仍旧安慰妻子“感觉好些啦”。第三天早上不到8点,红凌发微信给妻子问早上好,“好多了,不发烧,血氧97”,晚上7点,他给妻子发了一个“OK”,就再没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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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科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教授林正斌。

  教授们的华科往事

  在华科校内,一排排高大的法国梧桐遮天蔽日,它们大多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种下的。而靠近附属中学老校区的那一棵,是段正澄67年前亲手栽的,当年的小树苗,如今已经长成了两只手都抱不住的参天大树。

  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段正澄的春节将是团圆的。在墨西哥定居多年的女儿回了国,打算留下来陪着他和妻子过年。武汉的冬天湿冷,女儿给他买了一件深色的羽绒服外套,他高兴极了,试穿时专门让人给拍了照。

  疫情之前,华科的学生常常在校园里碰见段正澄。有时是在青年园旁边的草坪上,他拿着单反相机,拍树、拍湖、拍建校纪念碑;有时是在教工食堂,他和妻子俩人一起,边吃热干面边聊天;更多的时候,是在机械学院大楼的电梯、办公室和实验室,他总是亲切地跟大家打招呼。

  尽管已经86岁了,段正澄还是坚持每天拎着方方正正的公文包,去学院上班。晴天,他从家里步行二十分钟到学院,雨天,就用那辆开了十来年的银灰色雪铁龙代步。“他常说步行可以锻炼体能、开车可以锻体协调能力”,龚时华说。

  李杰(化名)最后一次见到红凌是在1月17日晚上,红凌邀请他和实验室的同学们一起去家里吃饭。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进餐。

  当晚,李杰在微博看到,泰国出现了第二例新冠肺炎患者,但有关武汉的报道并不多。他和红凌聊起了这件事,红凌有些担心,“肺炎好像越来越严重了,你们都早一点回家吧。”

  红凌似乎比其他人更早对肺炎产生了警觉。他的学生舒怡萱记得,放假以后,在武汉的红凌时常在实验室的微信群里叮嘱学生,要在春节期间注意身体健康。

  但她最后一次收到红凌的消息,是1月26日傍晚。他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条学校延期春季开学时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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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科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红凌。

  研究到最后一刻

  直到感染新冠肺炎的最后一刻,段正澄还在进行“基于超导回旋加速器的质子放疗装备”的研究,质子放疗设备是目前国际上发展最快的高端核医学装备之一,也是学界公认的效果较好、适合大部分癌症病人的医疗装备。段正澄已经研究了近四年。

  在学生们眼里,段正澄是一名对学术一丝不苟的老师,工作六十余年来,他只带了32名博士、6名博士后。他曾经说,“我比较挑剔,每个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至少要看3遍,不过关就重来”。在学生的印象中,光是论文标题,段正澄也能写长长的批注,删删改改很多遍。

  “我做他的学生时,总会觉得他很严厉,但在生活上,他跟我们打成一片,对我们是无微不至地关心。”龚时华记得,段正澄常常跟他们分享自己年轻时的故事——打篮球、在车间和工厂、有关同学、追求夫人。每一次出国回来,还会给他们带巧克力、配饰、外套等小礼物。

  与段正澄一样,红凌也是一位性情随和的老师。他爱吃汉堡和面包,爱喝可乐和咖啡。学生们在上课时总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李杰在红凌的实验室待了一年多,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他会很耐心地指导学生选课,也会积极地推荐家境不好的学生去当助教、挣点生活费。

  红凌主要研究的是维生素K2在膀胱癌上的抗癌机制,和其他新药的开发。这些新药可以以更低的剂量、更高的效率来治疗膀胱癌。

  李杰说,红凌除了喜欢看论文,没有别的爱好,“他常让我们多读文章,他说只有对这个领域了解到足够深,才能做出创新。”

  段正澄也常常告诫学生,“从事科学研究,也许十年二十年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成果,因此绝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不能外面来一个脉冲,自己就要震荡。”

  他和他的团队,曾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每项获奖成果的背后,都耗费了10年以上的心力。21年前,他主导研发的全身伽马刀问世。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大型放疗设备,如今已经在全国各大医院应用,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病人。

  离世以后

  在段正澄离世后,学院公开了一个关于他的秘密。2012年,段正澄获得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奖金100万元。他把奖金捐给了学校基金会,以匿名的方式设立“征程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2013年起,已连续资助贫困学生7年,资助学生人数逾30人。

  一位受过助学金资助的学生说,他从来没想到这项助学金是段正澄发起的。因为在“征程助学金”的介绍语里,关于出资人只写了一句话:“由机械学院一位教师捐资设立”。

  段正澄去世以后,他的女儿把头像换成了父亲的照片。照片上的段正澄满头白发,戴着黑框眼镜,直直地坐在书桌前,专注地看着手中的资料。

  红凌的妻子很难接受丈夫离世的消息。红凌去世那天,她在医院楼下等了4个小时,殡仪馆的车来了以后,她只能远远地看着车把丈夫的遗体运走。后来,她写下了一封给红凌的信,在信的开头,她称呼丈夫为“红小胖”。因为就在不久前,他们还约好了一起减肥节食,每天晚上只吃水果和稀粥。

  红凌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停留在2019年9月9日,教师节的前一天。他收到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们提前送过来的教师节花束。他写道,“心中顿感温暖,谢谢孩子们的深情厚意!”

  在得知林正斌去世的消息后,他的大学室友、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杨俊在朋友圈缅怀道,“林正斌教授也是我们医院的好朋友,他于1987年左右多次在我院指导肾移植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春节,他就在宜昌守护患者。”

  在同济医院的讣告中,这样描述林正斌的一生,“林正斌教授在医院工作期间积极主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他为人谦和,待人真诚,他关爱学生,教书育人,师德高尚,为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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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倍可亲 查看原文
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20/02/23/6733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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