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红十字会往事:从未出现财务丑闻,深得民众信任(图)

在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中，除了关于武汉红十字会引发的争议，一则关于日本的新闻也吸引了国人的注意，日本多地药妆店口罩降价并为中国加油，日本民间也纷纷向武汉捐赠防疫物资。即使中国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存在冲突，但这一次，日本民众的善意也让我们感到暖心。

实际上，这并不是日本民众第一次支援武汉。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敦和便通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联系日本赤十字社派救护团来华协助战时救援事宜。1911年11月，日本赤十字社来华救援队便在医长上野信四郎的率领下到达了上海。沈敦和在欢迎大会上致辞： 中日两国睦谊素敦，今日蒙诸慈善家航海遥临，拯我炮锋余生、呻吟困苦之同胞，辅助本会之不逮，已蒙英、美、法各国教会出力拯救外，贵队复结队赴援，热心毅力，感佩曷极！

 这里的“赤十字社”便是“红十字会”在日本的称呼。

发源于欧洲的“红十字会”与人道主义运动在19世纪晚期逐渐向全球传播，最早建立红十字会的三个非欧洲国家便是美国、日本与奥斯曼土耳其。在所有亚洲国家当中，最早走向现代化的日本也率先建立起了红十字会。

 

日本西南战争与博爱社的创立

19世纪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兴起与当时欧洲各国之间不断冲突征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红十字会运动之父亨利·杜南在目睹法奥战争伤兵惨状之后，萌生了设立伤兵救护组织的想法。与此相同，日本红十字会的创立也与一场战争密切相关，那便是在明治十年（1877年）的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绘画 日本红十字会藏 这场战役持续了7个月，交战双方皆死伤惨重。战争进行到第三个月时，大阪病院便已收治2986名伤员，久留米病院收治3229名伤员，熊本病院的伤员也达到了641名。目睹了战时的惨状，当时日本元老院的议员佐野常民同大给恒在当年5月一同上书向陆军省请愿，希望成立“博爱社”前往前线救助伤员。



博爱社设立请愿书 日本红十字会藏 然而当时的陆军卿并不能理解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认为这些叛乱之徒不值得被救援，因而没有批准佐野常民的请求。受挫的佐野并没有放弃，他直接找到了当时的元老院议长、征讨总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有栖川宫对佐野的建议十分欣赏，当即同意了他的请求。



 有栖川宫炽仁亲王（1835-1895）

 最开始，博爱社的章程十分简单，只有五条：

第一条  本社之目的在救护战场之创者，一切战争绝无关系。

第二条  本社之资本金由社员出金及有志者之寄附金而成。

第三条  本社所用之医员、看护妇等，衣上着特别之标章，以为自远方识别之一。

第四条  虽敌人伤者，能救者当一并收容。

第五条  谨遵官府法则，固勿论进退，均奉陆海军长官之指矣。

 

从博爱社到赤十字社

这位请愿的佐野常民后来被誉为日本红十字会之父，他是何许人也？他倡议成立的博爱社与红十字会又有什么关系呢？



佐野常民（1823-1902）日本红十字会之父

明治维新之后，佐野常民先后了任职于明治政府兵部省、工部省，为日本引入西方技术做出贡献。1867年，佐野常民随日本代表团参加了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并在此初次了解到了国际红十字运动。

然而，佐野常民的人道主义思想自有其本土渊源。他没有直接将自己建立的慈善组织命名为“赤十字社”，而选用“博爱社”，自有其谨慎的考量。当时的日本人并不会将红十字的标志与人道主义或慈善活动联系起来。而“博爱”一词本来源于佛教，也与儒家宣扬的“仁”的观念密切相关。相比起源自欧洲的红十字，“博爱”一词在日本显然更能够体现出这个组织的性质。佐野常民在博爱社最初的年头从来没有提到过“红十字”这个概念，他为博爱社设计的徽标是一个红色的“一”字。红色代表着由血而连接起来的人类共同体，而“一”则代表着跨越身份、性别、种族的普世的人类价值观。

 

日本战场救护员背包上的博爱社“红一”徽标 佐野常民不使用红十字的名字可以理解，但他为什么不使用红十字的徽标呢？这是因为“红十字”这个标志在当时的日本只会引起更多的争议。

首先，日本人看到“红十字”的标志，首先想到的并不是人道主义而是基督教的十字架。由于国际红十字会运动起源于欧洲基督教国家，因此这个标志的宗教含义为日本人所警惕。日本思想家杉浦重刚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他著名的《排耶论》，其中对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提出了质疑。

其次，日本萨摩藩大名岛津家的家徽便是一个圆圈内加一个十字，在西南战争中用红十字这个标志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西南战争中萨摩军的十字旗 西南战争结束之后，佐野常民又在博爱社的徽标中加入了一个红色的圆，这个徽标也被称为“赤の丸一”。这个红色的圆，很明显代表着日本天皇的“太阳旗”。由此，佐野常民为日本的人道主义机构设计了一个有着自己国家特色徽标。

 

博爱社徽标“赤の丸一” 博爱社在西南战争中的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也让日本政府转而支持博爱社的人道救助事业，博爱社的总裁由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并且积极寻求与国际红十字组织接轨。从1884年开始，日本便开始派员参加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会议。作为日方代表的桥本纲常与亚历山大·冯·西博特与当时的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就日方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问题进行了商讨。双方就道德、法律、西方医学的地位、以及红十字徽标的使用进行了商讨。桥本纲常答应了这四个方面的要求。

1886年11月16日国际红十字大会批准日本加入，1887年，日本博爱社正式更名为“赤十字社”。

 

日本红十字会的扩张

1887年之后，日本红十字会进入了扩张的时期。到1895年，日本红十字会的会员已经达到了10万人，1905年突破1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会员达到近200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更是达到了1500万人。这样的规模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少见的。

我们可以稍稍做一下比较，在1907年，法国红十字会会员只有55000人，而日本1905年的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它的十几倍。1916年美国红十字会共有31000名会员，而日本红十字会会员在同一年已经达到了180万名。

在欧洲，一般非战争期间红十字会的会员会有显著下降，然而这种现象在日本并不存在。日本红十字会的迅速扩张离不开日本皇室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同时也与他们宣扬的忠君报国观念密切相关。

日本红十字会成立之后便迅速参与了三次具有代表性的救援行动。

第一次是1888年磐梯山火山喷发后的灾民救援，第二次是1890年对土耳其特派日本使团海难幸存人员的救助，第三次是1891年在日本美浓、尾张大地震之后的灾后救济。这三次救援行动皆在日本红十字会成立后不久进行，也在各种日本红十字会的历史中被多次宣传，这代表着日本红十字会的救援范围已经不限于战时伤兵救援，也积极参与到了和平时期的灾后救援行动。

红十字会成立后也积极在各地成立自己的医院与护士培训机构。明治十九年（1886年）年底，红十字会的第一座医院便已落成。1888年，红十字会得皇室捐赠，开始筹备新病院的建造，并于四年后正式落成。红十字会对于护士的培训也大约在此时开展。最开始，由于日本社会较为保守的风气，女性从事救护活动并不被时人理解。因而最初红十字会的护士都是男性。不过，早在1882年，由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高木兼宽设立的慈惠医院，已经有了女性护理人员，在当时日本被称为“看护妇”。1887年博爱社正式改名之后，也正式开始招收女性接受护理培训。到了1908年，日本红十字会已经培训出女性护士共计2801名，她们在历次战争及灾后救援行动中都有十分出色的表现。



原日本红十字会总医院 



日本红十会如何杜绝腐败？

二战之后，日本的红十字会接受了改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日本制定了《红十字会法》，正式确认红十字会是国家认可的非盈利组织，其基本精神包括人道、公平、中立、独立、奉献、单一、世界性，其职责在于“依据有关红十字会的国际条约，在发生非常灾害及传染病流行时，救护遭受灾厄之人。”

日本红十字会的日常运转主要资金来源是会员的会费，任何日本或外国公民只要缴纳500日元会费，即可以成为正式会员。会费是保障红十字会正常运转的经费，各地的捐款，则要用到赈灾等具体的救济活动中去，不得挪作他用。

截至2010年，日本红十字会已经有个人会员1063万名，企业会员15万名。除了总会外，日本红十字会在日本各县共有支部47个，每个支部的名誉支部长都由当地的知事担任，各地收到的捐款完全由红十字会会员管理。

在捐款的收缴之中，各地方红十字会会员和地方公务员都受到了严格的来自媒体、公众的社会监督，以杜绝贪污、挪用状况的出现。各地支部需要每周汇报捐款数额及使用情况，并及时向社会公开。一旦在业务处理上出现失误，相关责任人和主管领导将受到严格的追究。除了严格的监督汇报制度，日本红十字会也将事业部门与管理部门分开，购买物资需要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2011年，日本发生的3·11大地震是日本红十字会近年来参与的最大规模的救灾活动。这次救灾活动中，日本红十字会共收到捐款326,754,228,272日元（约合人民币207亿元）。这些钱，必须一分不差地运用到赈灾中去，其中产生的活动经费、运输费、手续费、医疗队人员费用等等，都不能从赈灾款项中支出，只能从红十字会会费中出。

分配捐款与物资是一项异常重要而繁杂的工作。这项工作也不是由红十会单独完成的。

大地震后，在日本厚生省的协助下，红十字会成立了包括专家、受灾地方政府代表、红十字会成员、以及其他慈善机构代表组成的“捐款分配决定委员会”。另外，在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成立了捐款使用委员会，来负责各地赈灾款项的具体发放。款项发放后，各地都要出具会计监察报告，并每天在官网上公布捐款赈灾的最新数字，金额精确到一日元。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严密的监督制度以及公开透明的使用情况，日本红十字会在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财务丑闻，深得日本民众信任。

除了透明的财务状况和赈灾款分发，日本红十字会在3·11大地震中的救援行动也令人印象深刻。大地震发生后的5分钟内，日本红十字会便成立了灾害救援指挥部，并在24小时内迅速派出64个行动小组奔赴灾区，共包括113名医生、372名护士、105名药剂师、25名技术人员、113名办事员。

这些人员的主要工作在于为受灾地区提供医疗救助，并协助石卷市红十字医院的急诊部门救助受伤人员。此外，81名医生也组成临时诊所，独立对伤员提供医疗服务。

日本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对灾害进行迅速反应，在于平时周全的准备方案。在大地震之前的一年，日本红十字会石卷市医院便已经组成了一个囊括地方警备、火警、海岸防护人员、健康救助中心等部门的防灾救护网络，正因为准备充分，这些部门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在应对大的自然灾害时更加有效率。除此之外，日本红十字会也是日本全国最大的公共健康服务与医学培训组织，下属有92所红十字医院，25所护理培训学校，平时有医护人员7000余人时刻准备为突发灾害实施援助。充足的人员保障和平时的培训也保证了他们能够在突发灾害面前迅速反应。

如今，除了灾后人道主义救助之外，日本红十字会还积极参与国内外志愿服务、社会福利、献血、社区安全培训等项目，并在日本偏远山区、岛屿设立流动诊所，为那些常规医疗服务照顾不到的地方提供健康保障。由此，日本红十字会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即使在平时，日本红十字会在日本人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角色。这些日常工作培养了日本民众的防灾救灾意识以及急救护理基本技能。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之后出现了一则新闻。震后，日本红十字会审查了各地提交的受灾报告，并发放捐款。后来福岛县灾后重建剩余了9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5亿元）捐款，并决定将这笔款项返还，由红十字会重新分配到其他有需要的地方。

如果没有政府、红十字会与民众之间的互信，这种情况是很难发生的。

诚然，在那次大地震的救援之中，日本本地媒体也曾报道过红十字会因人手不足造成分发救援款项进行缓慢。不过，迅速而及时的救灾反应、透明的财务状况、完备的日常公共服务体系、以及适当的公众与媒体监督，也构建起了红十字会在日本民众心中的信任，这一点，大概也是我们自身应当进一步学习完善的。

参考文献日本红十字会官方网站 www.jrc.or.jp川俣馨一：

《日本赤十字社发达史》，日本赤十字社，1917年。池子华，张丽萍，汪丽萍主编：《红十字运动研究2015年卷》，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黄文炜：《日本的慈善机构运作与善款监察》，《城市与减灾》2014年第5期，第50-51页。N. Margaret Kosuge, “The ‘non-religious’ red cross emblem and Japan,” InternationalReview of the Red Cross 85 (2003): 75-92.Gregory John DePies, “Humanitarian Empire: The Red Cross in Japan,1877-194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13.Kazuie Linuma, “Lessons from ‘the 2011 off the Pacific coast of TohokuEarthquake’ through activity of Japanese Red Cross Ishinomaki Hospital,” Brainand Development 35 (2013): 190-192.Hata, Toshihiko; Ueda, Ken; Suzuki, Human; Shimizu, Takashi; Maruyama,Hiroshi; et al. “Alternating Medical Dispatch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JapaneseRed Cross Society after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Journal ofAcademic Emergency Medicine 12 (2013): 54-56.Sho Konishi, “The Emergence of an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in Japan: The Tokugawa Origins of theJapanese Red Cros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9 (2014):1129-1153.Frank Käser, “A Civilized Nation: Japan andthe Red Cross, 1877-1900,”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23 (2016): 16-32.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