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习氏改革不靠市场要靠党 南巡路在何方?(组图)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期内第三次南巡在被称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先行区”的深圳等地强调说，中共的领导让深圳等经济特区在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了他所说的伟大奇迹，并提出在新的历史关头要全面深化改革，赋予深圳更多自主权。但是，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虽然具备推动政改的物质基础，但中共党领导一切，政治高度控制的制度已把改革之路堵死。

习近平的三次南巡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12日到深圳等地南巡，并于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他近8年前接任中共总书记以来第三次南巡视察。

习近平第一次南巡深圳等地是在2012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后。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首次南巡考察深圳等地，强调中共十八大发出的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他效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因此此次视察深圳等地被称为“新南巡”。

习近平第二次南巡到深圳等地是在2018年，当时恰逢中国启动改革开放40周年。10月22至25日，习近平来到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考察。面对美中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习近平提出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领导人一般会利用南巡向外界传递一些重要信号。这种做法始于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对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其间，针对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局部倒退，以及对外开放的举步维艰，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等理论主张。

是传递信号，还是管控危机？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认为，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开启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序幕，为中国走出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和华国锋的“洋冒进”时代找到了一条出路，也为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杀出了一条血路”。夏明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中国走出国际国内面临的困境，以及江泽民和李鹏在改革开放上的裹足不前，提出了革命性和突破性的理论。

但是，夏明指出，与38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发展开启的新篇章相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此次南巡没有任何的突破性和革命性。

他说：“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危机，习近平没有找到有一个前瞻意识的（指导方针），能够在前进过程中改变大家的困境。另外，他利用深圳，不是在提倡深圳的拓荒精神，相反是一种危机处理，危机管控。他到深圳是在非常被动地应付危机，而这种应付里带有忽悠。”

夏明表示，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处于非常危机之中，局势并非中共吹嘘和宣传的那么好。全球新冠疫情没有让中国的发展更好，反而是遭遇更大，因为中国的经济非常依赖国际市场、国际资本以及各种外向型经济。他说，相对于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政府面临最大的危机，比1980年、1992年以及2008年的危机都严重得多，因为所有的恶劣条件都汇集在一起，国内的各种危机，国际关系的恶化，全部都叠加在一起。因此，他认为习近平在竭尽全力穷于应付各种危机。

此外，夏明说，习近平去深圳等地南巡的目的，还想要挽救香港。他在力图搞活深圳政策，提出新的目标同时，给香港增加一些希望，因为西方国家已经不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 他说：“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习近平是要利用深圳这个政治符号，来强化他的合法性。其实他就是想要稳定一下，尤其是对中共党内改革对他施加的压力，进行某种让步。”

专家：缓解同改革派的矛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说，在重大的政治纪念日，中国领导人要做政治表态，是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曾分别在主政期间利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和30周年的庆祝大会之际南巡，为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背书。他说，习近平选择在十九大五中全会之前南巡深圳，是要释放出某种政治信息，告诉中央委员在五中全会上“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他说：“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南巡，因为在前一段时间他要搞掉私营企业家，但是他在大的局势前面要让步。在深圳40周年的纪念日，可以表明他继续改革，做个姿态。这不需要做实质性的措施，布局，但是做出一个姿态来缓解一下他和改革派的矛盾。”

旅美的政治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说，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是中共领导人的惯例，并非是要刻意传递什么特殊的信号。

他说：“这并不表示要释放出特殊的信号。中国官媒所说的什么新的改革开放了，只是一种宣传的语言，并不表示习近平要在南下时做出什么重大的宣示。”

政治体制改革期望甚微

10月14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说，过去40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加到2.7万亿元，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元，比1985年增长31.6倍。习近平说，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让深圳取得了这些成就。

习近平还誓言，要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在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上不亚于40年前的新的历史关头，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独立分析人士邓聿文表示，习近平宣布的一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并不涉及中共统治的改革，而且外部所期待的一些改革开放举措，也是绝不会有的。

他说：“第一信息的自由流通问题。我说的信息流通，并不是说在全国开放互联网。比如说，在海南自贸区，也没有开放互联网。还有一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所谓的货币自由兑换的问题，也是不会有的。如果不是隶属于这种性质的改革，仅仅是着眼于具体问题，并不是说没有意义，但是其意义不是像官媒所夸大的，或者外界期待的那么大。”

在习近平第三次南巡之前，中共当局10月11日下发了2020-2025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到2025年，为整个中国制度建设作出重要示范。

旅美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教授说，该实施方案中有关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是深圳过去40年来一直想改革，却一直没有能改革成的议题，包括土地管理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资本市场等。夏明指出，深圳发展的一个瓶颈是，“深圳经济特区”中的“经济”，限制了特区更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拿掉“经济”的帽子，或在“经济”前加上“政治”，或改成“综合特区”，将有利于深圳行政制度上的改革，加快深圳整体的快速发展。

厉有为的“路在何方”？

在习近平10月12 开启的第三次南巡之前，现年82的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9月21和22日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就目前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发问：“路在何方”？

文章中说，全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后的今天，生产力得到解放，民营企业得到大力发展，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其中税收50%，GDP60%,就业人口80%,企业数量90%以上。“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几乎百分之百的国有，发展到这么大比例的民有，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改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现实的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第二条路是改变现在的经济基础，往回走，来适应上层建筑；第三条路是谁都不改变，维持现状，实行双轨制运行。我们现在正站在三叉路口。”

厉有为没有解释什么是他所说的上层建筑，通常来说，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综合。这就触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

厉有为在文章中连问13次“路在何方？”并9次重复“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以此展示出他对改革的担忧：包括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还是“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承认不承认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一样，都神圣不可侵犯”等。

政改被现有政治制度封死

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厉有为提出的“路在何方？”的忧虑表明，中国未来的改革现在还没有共识，没有找到方向，或者说，习近平指引的改革方向，是一条死路。夏明认为，中国未来改革的路应该继续沿着40年前邓小平指引的道路向前。

他说：“邓小平在深圳改革时有两步走的规划，先发展经济，最后再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说的很清楚，政治改革，就是要进行选举。习近平把邓小平的思想都阉割掉了。未来要怎么走，我认为，邓小平当时有局限，但他的历史愿景当下是可以推动的。毕竟当时邓小平接手时，中国人均只有800美元的收入，今天的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万美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邓小平看到的话，他也会认为，我们已经具备推动政治改革的物质基础，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改革之路。”

中国政治问题专家王军涛博士说，虽然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60条改革举措，其中包括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但是，王军涛说，中共在此后的改革过程中，非但没有大力支持和发展私营企业，反而强化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作用，强调“党政结合”，“政企结合”，“政经结合”。王军涛说，这些与中共在80年代“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是背道而驰的。

王军涛认为，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中国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的发问表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已经让中国的改革走不了回头路了。

他说：“习近平想再回到改革上，中国得需要一个大的政治上的改革变局。我觉得，蔡霞，任志强等，他们都是前几年改革开放中的支持者，即使发生89年的事件之后，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搞改革的信念，依然没有变化，而且在这个架构中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他们对中共的改革都感到绝望了，觉得在党内不可能再回天了。”

独立学者邓聿文说，中国未来的改革，在微观的具体措施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等。但是在更宏观层次上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因为已经被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死”。

他说：“习近平现有的党领导一切的制度，政治高度控制的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把改革之路封死了。不打破这一点，就别谈改革。所以说，具体领域还有改革空间，但是要想我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呀，或者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呀，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习近平深圳讲话，习氏改革不靠市场要靠党？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14日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要在逆势的国际环境之下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但他也表示，任何改革的举措的前提都必须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此前，习近平在潮州三环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更是提出企业要“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

习近平最近常常挂在嘴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共来说是“危”还是“机”？习近平承诺中国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但同时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改革”路线？

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习近平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讲话显示出他已意识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压力。

他说：“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讲话，当然他是用一种鼓励打气的方式来跟那些官员说这些话，但是仔细分析你看他讲的话实际上充满了危机感，可以知道是危机四伏。他不断地强调大的机遇也好，或者是国际、国内一些危险。为什么我说他穷途末路、日薄西山呢，就是说他改革开放的红利基本上已经吃完了，而现在国际市场开始对中国封闭。现在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危机的状况。”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但他也以婉转的方式承认，中国正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科技封锁。

他说，广东、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面临的资源要素约束更紧，受到来自国际的技术、人才等领域竞争压力更大。习近平10月12日在潮州视察的时候更是提到要走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

独立时评人虞平认为，习近平这次赴广东视察的一个目的就是给海外的华人企业家释放信号。

他说：“他这次去南北边先去的是潮州地区，他实际上送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给在海外的华人和香港那些企业家，意思就说他是重视这些力量的。网上有网友开玩笑说，潮州上一次来的最大的人物是韩愈。换句话说，他本来在政治上并不重要，为什么做为最高领导人他跑到那边去呢？他实际上是向海外释放信息。所以他在潮州讲的一句话，大概大家都注意到了，他说要搞国内的所谓自力更生、自主研发。但是他跑到深圳讲的话就不一样，他讲的是两个循环。一个国际大循环，还有一个国内循环，他讲的是双循环。当然他说是以国内循环为主。所以他讲的实际上也是突出了一个困境，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国际一个非常不利环境。另外一个，由于这个国际不利的环境造成了在国际上的合作发生了非常大的阻碍。所以他必须要回到现实层面，很多技术的革新要靠中国自己。”

习近平表示，深圳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得益于中共的领导，深圳未来继续推进改革也要依靠中共的领导。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表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与加强中共领导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关系。

他说：“改革的目的就是放权。从农村改革的时候，允许农民种自己愿意种的东西或市场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用统购统销的方式来决定种什么。城市改革的时候，让那些民营企业家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生产市场需要的东西。引进外资开放，引进外资技术投资，深圳做为特区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在削弱共产党对经济控制。所以跟他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完全背离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说白了就是中共还想搞它的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恰恰是社会主义走到了经济崩溃的时候，用资本主义 - 他们一直在反对在打击在谩骂的另外一种社会形态，来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让资本主义回到中国。就是把以前被中共彻底摧毁的资本主义，不管是农民自发经济，还是城市的资本主义，让它回来。”

习近平10月14日在深圳的讲话中说，将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

独立时评人虞平表示，关键还是要看政策如何落实，而中央下放这些自主权反而说明在习近平执政下，政府对企业管得过严、绑得过紧。

他说：“今天他在讲保护产权给企业家一个好的环境、搞供给制改革，这种种的做法，他说的是一方面，但我们还要看他做的。包括他在讲话中讲的给多少条措施，什么一次性给40条方针。其实我感到很悲哀的一点，他又走回了原先的老路。因为当初改革开放从深圳开始就是松绑，就是因为绑得太紧了。他现在再讲这个话什么意思？说明在他的执政下又恢复了过去旧的体制。所以他现在又开始提这个方针，给大家认识到残酷的现实就是在国进民退这样大的环境下面，高度极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好的经济发展，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社会发展。”


相关报道：习近平宣示改革开放决心 却又强调今后以内循环为主体


庆祝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在前海举行。中共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向外表明改革开放决心。但习近平同时强调，未来发展应以内循环为主体，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和监管。有评论认为，除非深圳落实法治，否则未来只会停留在计划经济层面。

庆祝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的庆祝大会周三（14日）上午在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时，赞扬深圳从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

习近平：“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习近平在演辞中向外宣示他改革开放决心后，就解释现在中共心目中改革开放的模式。他向深圳特区政府下达指示，明确要深圳调整以往以出口主导的发展方向，今后要以内循环为主体，产业布局要更着重中国大陆内部市场。

习近平：“(中国)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圳)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

在现体制下深圳脱离不了计划经济格局

习近平宣布，会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自主权，但他同时强调，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

经济评论员“金山”则认为，即使深圳特区办得再好，也不等同已真正蜕变。

2020年10月14日，在北京一家饭店的电视屏幕上，习近平在深圳发表讲话。（法新社）

“金山”：“批量（清单批量授权）再多也只是管制经济下的，允许你做什么，不允许你做什么的一种管制性经济，属于传统的计划经济范畴。这与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开放的前提是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和法治市场，以此作为保证，来实现市场经济的繁荣。如果很大的自主权之下，很大部分还是不自主，这决定不是真正市场经济，也带不来终极的繁荣。”

疫情过后，北京提出以“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强调，目前世界经济面临复杂挑战，需要全面扩大开放，但新发展格局并非封闭国内循环。

双循环理论等同中国与国际产业链脱钩

部分舆论一直质疑，所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其实与闭关锁国无异。更有人认为，目前中国面临外需不足，要通过出口转内销来实现，双循环等同中国与国际产业链脱钩。


“金山”：”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双循环其实只是大型的内循环，而不是双循环，因为在外循环已历史性终结的前提下，不得不选择大型的内循环，所以不存在双循环的问题。

经济学者 : 深圳必须朝着国际城市方向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庄太量预计，深圳未来会继续朝着国际城市方向发展。

庄太量：“现在深圳的GDP已经高于香港了，大湾区带动经济的龙头从来不是香港，因为从来不是低增长的地区带动高增长地区。大湾区必须由高增长的城市来带动。香港从来不是大湾区的经济发动机。”

庄太量认为，深圳要做到资金自由进出这一点相对困难，要增加自主权，可以从人才入手，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向外国人或境外人士提供优惠。

庄太量：“外国人来到深圳税率会是多少。这是城市（层面）可以做的。银行或者是通讯等方面能否降低收费？如果出现商业纠纷又能否以香港的方法去解决呢？”

习近平的讲话也出现一个小插曲，他期间曾多次咳嗽，又经常停顿下来喝水，语速也比平时缓慢。直播则一直回避习近平咳嗽的画面，把镜头转向台下嘉宾。由于习近平本星期先后到过潮州和汕头视察，与民众互动时很多人没有带上口罩，外界质疑他的健康是否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