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2022）一天中午，上完课到京都大学学生餐厅的露台吃午餐。京都秋高气爽，银杏满树金黄，隐约听到隔壁桌两个女生的中国大陆腔华语，而且一直出现关键词“台湾”，我终于忍不住乱入：“嗨，因为我一直听到你们在聊台湾，需要我来做一点补充吗？”

她们惊慌失措：“我们没有讲台湾坏话！我们应该没有骂台湾吧？”我说切莫慌张，就算是坏话，我也乐意洗耳恭听。

她们并不直接来自中国大陆。一人在加拿大读书，一人则从纽西兰来，两人都刚到日本交换学生。她们在讨论的是，在北美和纽澳遇到的台湾学生，普遍较不关心政治，中国学生反而比较敏感；可是在日本恰恰相反，台湾留学生好像很敏感，但中国留学生却很温和。

她们对这现象的分析，主导了我对在日中国人的认知，至今我仍深以为然。她们认为中国境内传播的仇日教育是一道门槛，选择赴日的中国人已经克服、或者根本不太在乎那一套“国仇家恨”，不信任教科书上产制的世界观。所以虽然人数不少，但谈及政治议题时，发言的力道往往不如台湾留学生强悍。

与之相对的，能到北美、西欧、纽澳等英语世界留学的中国学生，多数都比赴日留学生有更好的家庭经济，很可能双亲就具有体制内的位置，或者受益于当前中国体制而家底殷实，因此倾向于“拥护现况”也不足为奇。

确实，我在留日学生群体里遭遇的小粉红并不多，相反的，大多数更接近“反贼”，在“润”一词蔚为流行前便以身润之。相对于中国广大的基层民众而言，留学生还是比较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资讯、长出反思的余裕。只是碍于网路言论红线，他们像游弋于深海的动物，不能随便露出水面，也很难发现彼此。

换言之，能够和世界“正常互动”的中国青年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是黑数，连他们自己在国内也很难和同学朋友就政治立场推心置腹，直到某些争议才看清“原来他跟我同路”或“原来他也是粉红”。



笔者在京都大学遇到的中国交换学生观察，在日本遇到的台湾留学生对政治较为敏感，但中国留学生却很温和。图为京都大学学生与校园一景。图／京都大学Facebook

台湾人自带“防护罩”

这也是为什么发生于2022年11月的白纸运动如此振奋人心。在中国科技极权之下，早已四分五裂成一盘散沙的民间社会，居然自发集结，突破线上关键词审查的壁垒，突破“举报”等相互监视而致人际信任匮乏的壁垒，现身在街头。并且，不是拦轿申冤、双膝下跪、求青天老爷作主的中国特色“民求官”，而是扎扎实实喊出了：“共产党下台”的政治诉求。

我在日本最要好的朋友，来自四川的Ｙ女士表示，这让她对中国密不透风的绝望透进了一丝光。

像是印证了前面的分析，我在日本遇见的中国人大多温柔，且对台湾充满好奇，甚至比海外台湾人更热情。毕竟台湾是他们“最难抵达的海岸”──多年前第一届陆生蔡博艺曾在书里这样写。

许多“祖国同胞”比我更关心台湾的政党政治，例如最近持续传line问我对蓝白又合又分作何感想的，是一个北京男生。他曾跑去日本自卫队招募展“投诚”：“如果可以我也想加入，一起解放中国。”他三不五时会传维尼梗图给我，问候以：“最近是否团结在以蔡英文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周围，听从民进党中央指示，学习蔡英文思想呢？……”笑得我东倒西歪。

我在日本说话常常“祖国”东、“祖国”西，有位一起修石川祯浩老师的中共党史的杭州同学，在我们走去买午餐的路上终于忍不住：“你为什么要这样阴阳怪气？”我才坦承我的套路。在日本常常遇到中国人，但不知对方立场为何，是敌是友：“因为不想吵架，所以一律称呼为祖国同胞或祖国人民群众。”润出来的反贼们听懂我字正腔圆下的阴阳怪气，心向祖国的粉红们则以为遇到台胞知己。但后者极少。

如果被问起有没有微（发音：vei1）信，我说不敢用，“怕被主席看到聊天内容……”（此时宜压低声量）有人真的回我：“会的会的，真的能看到。我有个朋友啊聊到政治，马上就……”当场收获一则亲身经验。

出身马祖、现正负笈东京的学妹说：“讨人厌的中国人基本上不会想接近‘湾湾’。”台湾人的身分自带filter（编按：滤镜），非常方便。

四川Ｙ女士谈起为何与我一见如故，“因为肯听中国人说话的台湾人很少。”我恍然大悟。因为对他们的了解多半经过网路、媒体的中介，我在他们“最难抵达的海岸”遭遇并深聊过的中国同辈青年──主要是当时的陆生──不超过三人，所以一直对他们充满好奇。说不定在日中国人社群也这样说台湾人：“讨人厌的台湾人基本上不会想接近‘４２６’。”



2022年11月中国爆发的白纸运动振奋人心。在中国科技极权之下，早已四分五裂的民间社会居然自发集结，突破审查和“举报”的壁垒现身在街头。图／路透社



2022年11月底，中国多处爆发白纸运动，呼求民主革命，许多海外中国留学生也群起响应。图为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抗议现场。图／美联社

我们的故乡＝国家？

确实，我在京都认识了一些台湾赴日的菁英，和我磨刀霍霍的好奇截然相反，他们大抵有个“不太想特别接触中国人”的气氛。

可是我和四川Ｙ女士第一次晚餐就相谈甚欢。为了避免尴尬，我一碰面就策略性抱怨：“京都也太清心寡欲了吧？昨天我半夜想自己去喝酒结果大失败，只有两个酗烟的阿伯，我就跑走了，还差点没车搭回来，好可怕。谁要在这边每天看寺庙啊？”

她咯咯笑不停：“那你可能要去东京。这里比较适合禅修。”

她大学专攻政治学，在京大师从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教授。她希望习主席赶紧往生。“虽然这种妥协不可取，但我已经妥协到‘只要不是他，其他人都好’的地步了。”她说她是“精台”，来自中国用语──“精日”，精神日本人，通常用来批评一股脑赞扬日本的中国人──所以认识我好兴奋，可以跟我用徐熙娣表情包互炸，还说要一起到她家看《康熙来了》。我说徐氏姐妹在台湾风评复杂，有些人指摘她们贬低台湾文化。

“你知道在台湾大致有两种史观，而你们祖国精台者大多只取一瓢饮吗？”她连华（中华民国）和台（台湾本土）的神仙打架都懂，这是我在硕士论文专辟一段处理的题目，表示她不只是流行文化上的亲台，而是在知识、精神上亦近乎知台。虽然她了解台湾的田野地是推特，上面充满激愤的民族主义语言。

她住过12年的老家因为盖水库被淹掉，后来6年搬迁到一个崭新的小县城里，但她对那毫无感情。她记得小时候大人们难得聚在一起，抗议水库兴建补偿款的问题。虽然最后仍遭镇压而失败，但在那一刻，她的故乡才油然诞生。“为什么要爱国？我只能爱一个小地方。”我跟她说那也是我在祖母的故乡马祖生活过的感受，眼耳鼻舌身意置身在具体的一处，海浪、风声、夕阳、山花、石头屋……和抽象的“国家”大相径庭。

很久以后，我整理出我们为什么成为好朋友的另一个原因：她没有这么爱中国，我没有这么爱台湾。



京都拥有古老的文化地景，但相较东京比较没有夜生活。图为京都街道上的游人。图／法新社

倾听相通的悲喜

那么，在日本有没有遇到粉红？一天下课后，我和同班两位同学一起吃晚餐。泰国男生我认识，但擅自跟来的另一位日语流利，难以确定其国籍，直到他拿好饭菜坐定，向我（以日语）发难：“……台湾人被媒体洗脑（华语补充：“三民自”），所以对大陆充满误会，以为我们没有民主。像我就投过票。”我对他的政治狂热一脸淡漠，他以食指日式地指向我：“台湾不是民主主义吗？怎么这样无关心？（日语，指不感兴趣）”泰国男生缓颊：“就是民主主义国家才无关心，日本也是这样。”

泰国男生提及泰皇，说中国也有几千年的帝制。我接话：“中国现在也有啊。”他马上不爽：“你看，你们台湾人都看三民自。”

泰国男生转换话题，表示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地方，泰国可望成为第二个。他又有意见了：“婚姻，嘛……男性女性是可以，但是两个男的……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一夫多妻不行？不是同一个逻辑吗？”和他同为法学部的泰国男生出言反驳：不对喔，不一样喔。

大概看我表情高深莫测，他问我结婚了没。等等我看起来像已婚人士吗？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绽放灿笑，用破日语信口胡诌：“嗯，结婚了喔，我有老公喔。”他才慌张解释：很抱歉，我对同性恋没有歧视……

逃出饭局后我马上跟四川Ｙ女士提起她的同胞是多么滔滔不绝、掷地有声，她传来的风凉话几乎可以听见她的笑声：“如今你算是见证祖国的风采了吧。”

但这应该是在日本一年，唯一一起让我印象深刻的短兵相接了。其他时候，我都为这群非常年轻就离乡背井的“祖国同胞”之聪慧、勤恳，却无可奈何于必须逃离他们无望的社会、政治环境而惋惜。他们的悲喜跟你我的相通，他们的instagram限动也充满青年在异国生活的挣扎和思索。

隔着网路，其实触及不到“相对正常”的中国同龄人。正如前述，即使是他们自己，也很难估算粉红占人群的比例，可能不多，可能非常多。虽然人微言轻，甚至要物理翻墙，但好奇台湾、向往台湾、甚至理解台湾之辈依然存在。反而是我在灭火，劝说毋庸太美化台湾了。

如果可以，人要一个一个具体的认识，跟他们玩，听他们说故事。

这是在日本遇到的“祖国”人们教我的事。



在日本遇到的中国留学生形形色色，最好的理解方式还是倾听与交流。图为京都大学2022年毕业典礼一景。图／京都大学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