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版《繁花》热播，敢想敢做的“汪小姐”成为了对原著最好的改编之一，人气飙升。在她的身上，浓缩着一代开拓进取的女性缩影。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像汪小姐一样的职业女性纷纷投身外贸行业，她们见证了中国外贸行业高速发展的黄金年代，也成为第一批享受改革开放时代红利的人。


体制内的外贸业务员两天前，红红刚过完55周岁的生日。她1986年考入上海外贸学院国际经济专业，在外贸行业打拼了三十多年。

当时国内一共有四所专门培养外贸人才的学校，2000年以前是外经贸部（外贸部）的直属院校：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外贸学院（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广州外贸学院（现并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及天津外贸学院（现并入南开大学）。

新招聘的外贸从业人员，基本都是从这四所外贸专业院校毕业的专业人才。国内的外贸公司正值蓬勃发展的阶段，每个地方的外贸公司都缺人才，所以不同省份的外贸公司只接收当地的学生，一些从外省考到上海外贸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都回到了家乡所在地的外贸公司工作。


红红（最右）和同事，香港维多利亚港

红红毕业后在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江苏分公司徐州子公司做业务员。刚刚参加工作的本科生起点工资是120元人民币，钱少活多，她们不仅要下到生产一线的工厂跟进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还要出差参与每年定期举行的广交会和华交会拓展客户。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能够走向世界的东西，基本都是靠劳动力的产品，比如一些手工制品。”红红被分配到负责羊毛地毯业务，利润非常可观，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



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199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154.4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4743亿美元，共增长了3.1倍。

当时中国实行外贸代理制，外贸归国企所有，普通的工厂并没有进出口权，需要找到外贸公司代理。而当年在上海的很多家外贸企业，都拥有直接的进出口权，和其他省的省级公司是平级的，很多企业就要通过这些外贸公司的配额，才能将自己的产品出口。

1993年，上海/@Daniel Giry

很多业务都是在上海谈成的。“上海当时是做外贸最好的地方。有些外贸公司的总部在北京，深圳当时也蓬勃发展，但上海的环境在方方面面都是最好的，不可替代。”

剧集《繁花》里对外滩27号的刻画，让红红回忆起当年外贸大楼里络绎不绝的供应商，“如果想要配额，就一定要去外贸大楼预约，他们就给你20分钟或半个小时，谈完就走，没有再谈的余地。”

第一批办公室白领女性

红红的女儿锐锐是95后，如今也进入了外贸行业。在她三岁以前的记忆里，妈妈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去出差的路上，除了辗转国内各个城市和乡镇，红红还有机会出国参加羊毛地毯交易会。

当时的锐锐不知道妈妈是做什么的，只知道每次她回家后，自己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小礼物：法国小车、非洲象牙、还有日本文具......等到她上初中，妈妈还把去香港出差买到的一块欧米伽手表送给了她。

红红在法国

上世纪90代末，红红已经跑遍了大半个地球。欧洲人平均每户都有至少一块地毯，红红需要经常去巴黎拜访客户。有一次去法国出差一两个月，回家的时候锐锐已经不记得妈妈了。红红有点愧疚地回忆，“我照顾她的时间比较少，出差也比较频繁，错过了很多她成长的阶段。”

除了专业的展会，红红还参与了当时中国援建非洲的项目，喀麦隆、加蓬、中非共和国是她去了很多次的地方。

红红跟着政府代表团去非洲，连续去了四五次，不停地谈合作，总共历时三年，考察过“援建水泥厂”、“投资纱锭设备”等等项目，但最终都因为环境、生态等原因不了了之了。

但故事不止一面。徐州当年有一家做木业的乡镇企业，在快要倒闭的当口，非洲原木持续不断地被运到国内来，这家企业正是因为进口木材起死回生。



上海人Karen1993年从华东化工学院的国际贸易管理专业毕业，进入一家日资商社。第一年她在物流部门，负责跟单，和货代、海关、商检打交道，给公司里的其他部门提供物流服务。第二年，她就进入了业务部门，负责食品类别，做出口业务。

“我们从一个工厂跑到另一个工厂，带着老外，四五个人挤在一辆桑塔纳上。”剧里汪小姐开车去诸暨走的泥路，让她感同身受，“我们当年就是在这种小路上，跑遍了各个工厂的。”

当时Karen所在的日资公司规定，办公室里的女孩子每天要换一套服装，不能穿太休闲的衣服，每天必须要化淡妆上班。为此，公司还会为员工提供每个季度的服装费。



一名年轻女子在上海淮海街的一家商店里买衣服，上海许多最时尚的商店都位于淮海街。/@Peter TurnleyKaren的公司在虹桥开发区，附近就是当年上海最时髦的友谊商城，所有进口的东西一定会先在这里销售，奢侈品品牌也已经在友谊商城售卖了。每天午休，Karen都就会和同事去这里逛街，鞋子一千多一双的不稀奇，一套套装一两千块也是正常的。

相比而言，比红红更早一批进入外贸公司的业务员，更像是国营体制下的配货员，他们不会外语，只是做做储运相关的工作。

“我们进入外贸公司的时候，领导很少有外贸专业知识的。他们只能看着外贸业务员成长，去跟老外交谈、给老外拿订单、跟老外去装运出货。管理上如果配合得好，就一起做，配合得不好，就是各做各的。”

“我们在和外国人接触的过程中，不仅要用价格赢得合作，还要赢得他们的尊重。”红红结婚那天，还有英国客户专程来吃她的喜酒。

“时势造英雄”

1993年，Karen的工资是800块钱人民币。两年后，在双方家庭的帮助下，Karen和丈夫在上海买了一套一百多平三室一厅的房子，全款三十多万，没有贷款。“不是很豪华，就是当年上海最普通的商品房。房子家里出大头，装修和家具是我和丈夫出钱比较多。”

当时正值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通货膨胀得厉害，Karen1996年的月薪已经涨到了4600块。除此之外，她们公司还有每年外地旅游、生育补贴、医疗补贴等隐形福利。


1992年10月下旬，民众在上海外滩散步。

Karen记得，当时她和丈夫每个月有七八千块钱的可支配收入，由于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他们每个月都是“吃光用光”，每个周末都会去伊势丹、八佰伴购物。“当时真的每周都是吃喝玩乐，没想着攒钱，但还挺高兴的。”

但国企外贸公司又是另一种情况，职员升职加薪也是按部就班的。每工作两年涨一级，分奖金提成的时候，也是根据工龄先照顾公司的老人。年轻的业务员们干得活最多，拿到的钱最低。

于是，像红红一样手上有客户、有货源、也有经历的业务员纷纷从原来的公司离职，或成为外商代理人，或成为外贸个体户，去深圳创业；还有一小部分人移民出国了。


2001年，上海，仿古一条街一景。

红红就此离开待了近十年的外贸单位，2003年注册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以上。这也是国内最后一批需要国家经贸部批准进出口自营权的11家外贸企业之一。那之后，中国完全放开了进出口自营权，想要做外贸就没有任何门槛了。

进出口权放宽以后，对红红的初期创业打击非常大。她公司下各个部门手握客户资源的业务员，很快就把客户带走，注册一家公司单干去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崭露头角，商品价格战越来越激烈，外贸也越来越难做了。

“从生产到运输的每一个环节，你是正品，他们就有次品，每一个步骤都被压缩成本，当然质量也直线下降。”



1993年，上海/@Daniel Giry

而如今，科技对外贸行业的影响更加猛烈。直播带货、跨境电商等新形式涌现，红红觉得如今的行业都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现在火起来的新形式或者新的品类，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甚至都不会超过三年。”

1999年后，跟随90年代末期的移民潮，Karen也去了加拿大，从当时的公司离职了。她觉得，《繁花》最还原的，是那个年代人的精神面貌，“大家都很兴奋、奔头很足的状态，一门心思挣钱，要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30多年风雨飘摇，从最初的国营公司，到后来创业，红红亲身经历了完整的外贸产业链条，“希望这个行业里，大大小小的企业都能够发现更多的商机。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一定要把追求利润放在第一位，作为外贸人，还是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