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高校成为“第二战场”，持不同立场的学生组织以校园为活动空间来表达他们对于不断拉锯的加沙战争的态度和诉求。

校园内的集会随着冲突的发展而越发声势浩大，有关反犹主义或者恐穆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增多。美国犹太民权组织“反诽谤联盟”（ADL） 在一份2023年11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相比于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突然袭击之前，在美国校园感到人身安全有保障的犹太裔学生占比从67%下降到了46%。与此同时，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倡导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则指出，自本轮冲突以来，该组织收到的有关针对巴勒斯坦裔或阿拉伯人的投诉事件已经达到778起 ，是自2015年以来的新高。

基于上述背景，美国国会在12月5日举办了一场关于校园反犹主义的听证会。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出席作证。这三所大学也是此次关于巴以冲突集会发生最集中的美国精英大学。



12月5日，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出席美国国会关于反犹主义的听证会。图源：路透社

然而，因为三位校长没能对共和党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关于“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校方政策”的诘问做出肯定回答，引发舆论声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伊丽莎白·马吉尔（Elizabeth Magill）在听证会后受到来自政界和学校董事会的强烈批评，最终辞去了校长职务。众议院共和党人则开始对这三所高校的惩戒程序和课程情况展开调查，未来几个月将揭晓结果。



10月12日，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举行示威活动。图源：路透社

这场讨论纠集了美国社会当前观点最分裂的多项议题：巴以冲突本身，美国针对冲突的政治外交行动是否符合其价值观，以及抗议集会中言论自由的边界，反犹主义问题，甚至是愈发分裂的两党意识形态的缠斗等。

纷扰的讨论背后，是一场维持数月的校园公共运动。校内围绕巴以冲突的观点分歧乃至摩擦，某种程度也折射出美国社会在一些敏感政治议题上的镜像。

我们找到几位参与声援巴勒斯坦活动的美国名校学生——其中两人来自哈佛大学，以及相关领域的学者、律师，试图厘清这场风波中的关键问题。

“以色列的行为是对我犹太人身份的冒犯”2023年11月25日，三名20岁的巴勒斯坦裔大学生在美国佛蒙特州一个大学校园附近遭遇枪击。

枪击发生时，这三名成长于巴勒斯坦西岸地区，来到美国上大学的年轻人正在用阿拉伯语交谈，其中有两人佩戴着象征巴勒斯坦民族的黑白格子头巾（Kefiyyeh）。警方在事发后声明，怀疑该起袭击很可能为连日来伴随巴以局势升级所助长的仇恨犯罪。

金南·阿卜杜勒·哈米德（Kinnan Abdal Hamid）是三人中伤势最轻的，另两人分别是背部和胸部中枪。情况最严重的希沙姆·阿瓦塔尼（Hisham Awartani）下半身目前处于瘫痪状态。



从左往右依次为希沙姆·阿瓦塔尼、金南·阿卜杜勒·哈米德和阿瓦塔尼的家人。图源：路透社

事发时，本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近两个月。三名学生的遭遇在他们所在的学校引发了更大一轮声援巴勒斯坦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诉求是呼吁以色列停火，以遏制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金南所在的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是一座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城郊的私立文理学院。和处于舆论旋涡的东部大校相比，这里的集会活动相对温和。

其中，一个由本科生组成的声援巴勒斯坦组织“学生为了和平”（Students for Peace），从11月起向校方提出多项诉求，其中既有要求校长呼吁以色利在加沙停火的政治诉求，也有让学校为穆斯林学生提供更多安保和心理健康咨询等要求。

艾莉·埃斯特罗维茨（Ellie Esterowitz）是哈弗福德学院一名大三学生，也是“学生为了和平”的组织者之一。12月上旬，艾莉所在组织举行了为期一周的静坐集会。在此之前，该组织已与学校管理层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协商，但校方始终拒绝公开呼吁以色列在加沙立即停火。

为了敦促学校，学生们暂时住到了校长办公室所在的大厅。每天，活动组织者会带领参与者一起了解加沙战争的最新进展，阅读巴勒斯坦诗歌。学校的文学系和历史系教授也会借机在活动现场做一些教学讲座 (teach-in) ，同学生们共同探讨与巴以冲突或巴勒斯坦历史文化相关的议题。



12月9日，“学生为了和平”组织的静坐活动进入第二天，近150名学生占据了哈弗福德学院的“创立者大厅”。图源：“学生为了和平”组织Instagram平台

“虽说学院管理者没有践行其价值观的打算，我们依然举行了又一次集会。这也算是对他们试图压制我们的活动的一种反抗。”艾莉告诉《凤凰周刊》。

艾莉来自一个美国犹太裔家庭，很多家庭成员在二战集中营里遭到了迫害，艾莉非常重视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在当前的加沙战争中选择声援巴勒斯坦的立场。作为一名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课程中读到的关于解放运动的文学内容，鼓励艾莉通过身体力行来表达立场。

“而且，当我看到一场屠杀（指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以保护犹太人的名义进行，就像是对我犹太人身份的一种严重冒犯。”艾莉说。

尽管国会听证会聚焦校园抗议活动中出现的反犹主义言行，艾莉表示，她在组织和参与集会的过程中总体感到很安全。艾莉说，穆斯林学生和犹太学生经常一起参加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这种有紧密连接的社区感让她觉得，参与集会本身不会面临太多风险。

她担心的是，学校在保护学生安全的具体操作上针对不同群体会有所不同。“学校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希望保护犹太学生，这让我担心对学生的保护会缺乏平等。”艾莉说，“它可能无法公正地延伸到巴勒斯坦乃至所有阿拉伯学生。”

三名巴勒斯坦学生遭遇枪击的事件引发当地一些学生组织的紧迫感，他们认为，“谴责一切形式的仇恨”是一种比较模糊的说辞，实际上当整个社会对于反犹主义的声讨占据上风时，学校可能不会去有意识地保护声量较小的巴勒斯坦社群。

“金南遭到枪击后，我们清楚地看到，贬低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叙事，以及针对加沙和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叙事，也会影响到我们在美国的同学。”艾莉说。

哈佛学生签名谴责以色列遭报复

“和往常一样，哈佛占据了舞台中心位置。”作为全球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美国《商业内幕》如此形容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这所大学内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抗议者面临来自不同观点阵营的人的攻击、恐吓甚至报复行为。

最近两个多月，哈佛大学的大四学生萨达夫·汗（Sadaf Khan）一直忙于组织各类抗议集会，并参与了校内“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PSC）以及旨在向以色列施压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DS）等组织举行的集会活动。

进入大学以来，萨达夫做过学校伊斯兰协会的董事会成员，并积极组织声援巴勒斯坦的相关集会。他向《凤凰周刊》表示，美国高校近期关于巴以问题的集会风起云涌，是为数不多能吸引到整个校园主流注意力的时期。“之前，哈佛校方和整个学校社群都有点回避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但现在，至少有关于在巴勒斯坦发生的暴行的讨论。” 萨达夫说。

萨达夫参与组织的较大一场集会活动是10月27 日举办的“die-in”（即躺下装死）抗议。上百名哈佛大学的学生从法学院图书馆游行到作为地标建筑的纪念堂，在家长们参加完校园开放日的欢迎仪式之际开始躺下抗议，以表达对学校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对巴勒斯坦学生支持匮乏的不满。“我们当时将纪念堂两头的出口围了起来，人们依然可以自由出入，但我们能通过喊抗议口号（吸引人们的注意）。”萨达夫说。



10月27日，哈佛大学的学生在校园开放日举行“die-in”抗议，他们通过躺在地上装死来表达抗议。图源：《哈佛深红报》

在以色列宣布开始打击哈马斯之后，包括“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在内的34个哈佛大学学生组织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应对所有当前正在发生的暴力事件“负全部责任”。声明还称，加沙地带的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露天监狱中”，并呼吁哈佛大学“采取行动，制止正进行的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

这份声明引发哈佛大批著名校友的抨击，包括诸多校内人士和校外政商界人士公开谴责这一行为。迫于形势，一些学生组织撤回了签名，还有一些学生组织发布了道歉声明。然而，部分参与联署学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工作履历和社交媒体账号，被泄露到网上。

10月11日，一辆配有电子屏幕的卡车出现在哈佛校园内，屏幕上滚动播放参与联署者的姓名和照片, 并将这些人称为“哈佛头号反犹主义者”。据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报》报道，这辆卡车由一家保守派的媒体活动公司赞助。该公司2022年曾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投放过另一辆卡车，当时放出了希特勒右手抬起的照片并谴责反犹主义的抬头。



卡车上滚动播放着签署声援巴勒斯坦声明的哈佛学生的个人信息。图源：《波士顿先驱报》

哈佛大学管理层通过校内邮件谴责了这起针对学生们的恐吓行为，但后者面对的压力没有变小。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些商界高管要求哈佛大学公开签署声明的学生名单，并表示将不会雇佣这些学生。另一家律所则因为声明争议，撤回了三封已经发出的工作意向。

萨达夫的父母1990年代从孟加拉国移民到美国亚利桑那州，作为一个在穆斯林家庭成长的美国人，萨达夫选择来到哈佛大学修读近东语言与文明和政府学。

“每一个声援巴勒斯坦的正规集会，组织者都会对反犹主义言行表示谴责。”萨达夫说，外部的不和谐声音往往大过学生内部的分歧，但媒体倾向于将其混淆为学生抗议活动中出现的情况。萨达夫说，作为活动组织者，他们只能尽其所能反对这种叙事。

“我唯一一次看到的反犹行为，是在抗议期间有携带反犹言论横幅的飞机从学校上方飞过，但这跟我们的抗议活动毫无关系。” 萨达夫说，飞机横幅事件之后，“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立即发布了一则谴责声明。

针对其他抗议组织者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萨达夫直言，很幸运自己没有被“人肉搜索”，不过隐私保护在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很必要，他因此和一些朋友共同创建了一个关于网络安全的初创企业，希望通过技术来遏制信息遭泄漏的负面影响。

“要知道，美国很多网络安全公司的总部其实都设在以色列。”萨达夫特别提到，“当涉及网络安全问题，我们公司对此也没有偏见。”



10月12日，哥伦比亚大学的亲以色列学生群体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图源：路透社

抗议集会的言论边界在何处？在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中，一个关于抗议言论的争议是，诸如“从河到海，巴勒斯坦要解放”这样的口号是否意味着对以色列的抹除， 以及它是否含有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意味。

纳丁·斯特罗森（Nadine Strossen）是研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律师和社会活动家，也是非盈利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前主席。她认为，很多喊出这类口号的抗议者并非在主观上支持消灭以色列。不过从法律角度来说，即使抗议者明确表示要“消灭以色列”，在许多情况下仍然会在宪法上受到保护。

纳丁向《凤凰周刊》解释道，美国法律对于判定是否触发压制自由言论的基本机制是“内容中立，但要检验言论是否会立即造成具体严重的伤害”。换句话说，不论言论本身多么具有冒犯性或反道德，其内容本身都不构成法律应当施予制裁的条件。

据纳丁说，触发言论违法的一个条件被称作“紧急语境”（emergency context），即言论立即引发针对具体个人或群体的暴力行为。另一个触发条件叫“时间、地点和行为限制”（time, place and manner restrictions），即发表言论的语境和场合，不能以压制甚至恐吓他人的自由言论为前提，否则这类言论也会受到法律的限制。

国会听证会上，共和党议员向三名校长发问，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校长们给出的答案基本都围绕着“要依据语境而定”。

“从法律上说，这个答案没有问题。”纳丁直言，但是，三位校长本可以给出远超于此的答案。“首先，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他们对法律问题的回答不如应有的明确。其次，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一个道德问题，一个关于自由、民主、个体尊严和平等人权的问题。而他们在回答时显得过于技术性了。”

纳丁建议道，几位校长可以先从道德上谴责此类言论当中的偏颇之处，再加以更详尽的法律解释，从而在表明学校不纵容暴力底线的同时，帮助公众理解法律层面如何界定越界言论，并基于这个定义来保护更多的言论。

针对口号是否有暗指种族屠杀的意味，哈佛大学“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发布过一则声明，认为“从河到海”表达的是追求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团结和平等，将它和反犹主义言论混淆是一种震慑声援巴勒斯坦言论的“压制策略”（silencing tactics）。



12月11日，哈佛大学“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发布了一篇关于为何在抗议中使用“从河到海”口号的声明。

萨达夫表示，自己组织集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学生群体内部建立更多对话渠道，所以他会和其他伙伴反复确认集会中使用的口号，“这些表达不能是煽动性的，而是大家总体都比较认可的观点和立场”。

哈弗福德学院的艾莉表示，她所在的组织会避免使用任何争议性口号，从而争取尽可能多的学生的支持。“之所以避免使用那些措辞，主要因为我们不想排斥任何同学或让他们感到不安。”艾莉说，“但我不认为‘从河到海’的措辞是反犹太主义的。这是在对那些在加沙被囚禁、在西岸受到占领的人们呼吁解放，而且我觉得，为这些人争取解放不需要以损害犹太人的生命为代价。”

对于一些企业高管表示不雇佣参与联署者的行为，纳丁强调，私人企业因为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制约，本质上有权决定是否录用特定人群。但她认为，这些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有所克制。诸如“不雇佣任何在支持巴勒斯坦请愿书上签字的学生”这类绝对的、排他的逻辑，在纳丁看来更倾向于“关联获罪”，即仅因为与某个组织有联系而被归罪。这种做法对持声援立场的群体势必会产生一些“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让本该受到法律保护的言论无法发声。

警惕反犹讨论中出现的变化布莱尔·泰勒（Blair Taylor）是一名长期关注社会运动和极化政治思潮的美国政治学研究者，在他看来，美国目前对反犹主义的讨论中也有一些值得警惕的转变。

对于国会听证会中作证的校长们无法轻易谴责反犹主义这一幕，布莱尔向《凤凰周刊》指出，这让很多观察者感到意外，因为它其实体现了一种“双重标准”。具体来说，近几年美国社会对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表现出的极端敏感性，比如在声援“黑命攸关”（BLM）和“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时的果决，与就反犹主义表态时的犹豫不决形成了对比。

除此之外，布莱尔表示，虽然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不是新鲜事了，但这一次的变化在于，一部分左翼思潮更加明确了对哈马斯的支持并将其重新框定为“反殖民斗争”，一些进步主义思潮也将哈马斯列为全球抵抗运动的一部分。“然而，其中一些很多运动本质上的逻辑关联是混乱的。”

从美国的视角出发来看这场域外冲突，以色列会被纳入一个白人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叙事，巴勒斯坦则被看作反抗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前哨站”—— 布莱尔认为，这个叙事总体上削弱了对于反犹主义在巴以冲突语境中的敏感性。



哈佛大学的学生组织在校内声援巴勒斯坦。 图源：《纽约邮报》

同样来自哈佛大学的穆斯林学生阿比亚·汗（Abia Khan），在学校抗议集会和个人职业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美国社会在巴以问题上的撕裂程度。

2023年夏天，主修政府学和教育的阿比亚加入了罗德岛州一位国会议员候选人的竞选团队。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她的竞选人在活动中展现出坚定的挺以立场，这让阿比亚从道德和身份认同层面都感到难以接受。

到了10月，当她在社交平台X（前身为推特）上转发了一些声援巴勒斯坦的内容时，竞选团队的一名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要求她要么将账户设为私密，要么在简介中隐去她在竞选团队中任职的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张关注了阿比亚账号的选民、记者和捐助者的名单，要求她将这些人从账号关注者中移除。

“我道歉了。我不得不暂时将账号关停。但当我关停的时候，我觉得整件事情有哪里好像完全错了。”阿比亚告诉《凤凰周刊》。随后，她选择辞去竞选团队的工作，并开始参与哈佛校园内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

10月12日，阿比亚参与了“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举办的一场悼念冲突遇难者的守夜活动。此前因为那篇引发巨大争议的声明，活动组织者受到来自校方和社会各界的批评，守夜活动因此数度推迟。

“名字被那辆卡车滚动播放的同学跟我住在同一个楼道。”阿比亚说。尽管她不担心自己会遇到危险，但看到周围同学们因为抗议活动而受到骚扰和恐吓，她依然感到非常紧张，同时更感受到一种参与的必要性。“如果集会群体能再扩大一点， 大家就会知道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

谈到校长参加的国会听证会，阿比亚表示，这场听证会并没有如她期待的那样切实讨论反犹主义，以及抗议中出现的其他威胁到学生身心健康等问题。“我不觉得这些共和党议员真的关心反犹主义，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制造对高等教育机构的不信任，并通过这个例子（指有争议的校长发言）来增强自己的议程设置。”

阿比亚甚至认为，将校园抗议中的反犹主义提升到国会对高校机构审查的维度，其主要影响是让学生之间产生嫌隙，结果是破坏了学生运动中寻求团结、寻求不同社群互相支持的信任与联结。“当我们想保护学生时，他们（国会议员）却不想保护，这是让我们感到沮丧的一点。”



近一段时间，哈佛大学部分学生组织因声援巴勒斯坦而受到攻击。

因此，当哈佛大学校长克劳迪·盖伊（Claudine Gay）面临与宾大校长相似的辞职压力时，许多学生发声力挺，表示不愿将对学校管理层的不满转化为对校长个人的压力，让这场政治意涵大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马戏”继续上演。

纳丁认为，越在有争议的话题上，越要允许讨论的发生，因为“唯一阻止仇恨言论的方法不是压制言论，而是更加鼓励讨论”。“巴以问题一直是校园争议的焦点，以至于在这个领域教学的教授们总说，学生害怕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担心说出冒犯的言论。但我反而会对此表示支持，至少会鼓励学生修（中东历史政治）相关课程。”纳丁说。

基于美国社会此前不断修正的讨论风向，这轮激辩的讽刺之处在于，持进步意识形态、站在“亲巴勒斯坦阵营”的人们，也成为了所谓“取消文化”的受害者。在美国的政治话语里，“取消文化”指的是对权力上位者的不妥行为进行问责的行动，但在一些情境下，它也被看成是一种不公正地惩罚他人的策略。

在泥沙俱下的社会舆论中，任何发表言论的人都可能被暴露于持反对意见的人面前。人们所能坚守的底线只能是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纳丁呼吁，希望这次的风波能让不同政治光谱上的人一同反对“取消文化”、支持言论自由，学校作为教育机构也应该对言论自由提供更多有意义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