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37岁的项惠斌

放下打拼近20年的事业，

和安稳优渥的城市生活，

带着两个孩子，

从深圳回到老家福建培田村。

重蹈父辈的轨迹，

传承做老中医的祖父的手艺，

种稻、酿酒、晒药，

两个孩子在乡村“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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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惠斌一家

这座800年的客家古村落，

几乎只剩下老一辈的人在居住，

尽管在政府的保护政策下，

几代人盖起的老房子没被拆掉，

但传统农耕技艺的流失势不可挡。

项惠斌租下一座3400亩的山林，

做药材保育和可持续采摘，

复垦35亩梯田，

恢复当地的老种水稻，

还把村里的粮仓改造为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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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一起碾糯米

他要面对的是棘手的现实，

村里的学校因为没有学生要关门，

小女儿上学该怎么办？

如何让新村民来这里找到营生，

延续这个村庄的生命？

项惠斌身上凝缩着快速更迭的时代

与安顿自我的冲突，

以及一个古老村落的后人的责任与反思。

自述：项惠斌

撰文：洪冰蟾



我父亲起初很不理解的，他们靠双手种地、做手艺，把我培养成人，我转了一圈又回到村子，重蹈父辈以前的步子。是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为什么要做一个倒退的选择？

6年前，我回到老家培田村。我在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待了快20年，做服装设计，后来做商业摄影师，天南地北地跑，算是比较潮流的一个工作。

顺应飞速发展的大城市，我人生的节奏也在加速。组建家庭、生孩子、创业，一路到中年，很深切地体会到被架空的感觉。身体像机器一样转动，快要支撑不住。父母亲年纪也大了，我妈妈一直在深圳帮我带小孩，从我大儿子出生到十岁，我爸爸都是一个人在老家。

两件事交织在一起，我能清晰地看见接下去的十年，我的日子会是什么样，迫不及待想换一个方向。

那时候脑子里浮现的，是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地里干农活的记忆。回家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我想有几亩田，构筑一个宁静的生活，然后安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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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田村

培田村在福建连城县，处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算是大山深处。它是一个传统的客家古村落，建村以来有800多年的历史，出了很多进士，有“耕读传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目前保留的基本是明清时期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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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惠斌和孩子在山野间

回来之前，我已经和孩子的妈妈分开。回家第四年，我把两个孩子从深圳接到村里。儿子14岁，在镇上读初一，每天自己骑车上学。女儿10岁，在村里的小学读四年级。以前在深圳，我经常在外面工作，顾不上陪孩子，回来以后两个孩子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带。日常的工作，前三年主要在改造房屋、租田地这些基础的回乡准备，这三年要做的事渐渐明晰起来。我和我父母在山脚下的草堂一起酿酒、制药。

刚回来的时候，不敢住进熟人特别多的村里。心里还是有压力，在父辈这一代人眼里，我算是在外面做得不错的，会收到那种“突然之间怎么回来了”的目光。恰好在山脚下遇到这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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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一米山禾上草堂”

屋子占地四亩，是客家平民民居中常见的“四点金”格局。有个供奉祖先的中堂，以及两边对称的天井——四水归堂，雨落下来又流到房前屋后的菜地，隔壁还有闲置的猪圈。

这里之前是屋主的祖屋，因为大家都搬到城里面去了，就空置了十几年。房子一旦没人住，自然老化的速度会特别快。院墙坍塌，屋顶漏雨，地面生青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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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平民民居

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改造不用新木料。木材市场上，很空旷的场地上堆了几堆废弃木头。我看着它们想，这里存放的是几个化整为零的村落。大家都想要去住小洋楼，只好拆掉老的宅院。我听屋主说，这屋子是三代人的力量盖成的，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几代人的心血，算是一个家业，就这样几毛钱一斤称走了。

我把它们收回来，门板变成桌子，楼板变成窗户、屋顶、凳子。这些老木材和标准化的工业产品不一样，它们承载了几百年很多代人的使用痕迹，每一块的颜色都不一样，组装起来又有一种流动的和谐，那是时间打磨出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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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来的中药柜和草枕头

走进卧室，闻到泥土和木头融合的味道，不是那种新房子里化学制品的不好的气味。夏天赤脚走在地板上，身体会告诉你什么叫舒服，它和你之间是有连接的。

草堂的改造花了六十几万，租金一年大几千块钱，屋主象征性地收一点。最大的改造是把夯土墙还原出来。我花了很大力气把原有的石灰全部铲掉，让原本的泥土质感全部露出来。地面也是重新铺的，用就地取材的三合土——石灰、红糖、沙子和山上的红土混合起来。这种地板用得越久，就越来越光泽，像一块大石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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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板做的桌，竹子做的墙和窗

我们这里家家户户种竹子，墙壁的隔断，就用竹子竹篾编织成骨架，上面加泥土、稻草、石灰，再进行粉刷。它很轻便，容易操作，又有通气感。制药剩下的药材，我就做成药泥，干了以后变成一张桌板，坚实、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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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惠斌和儿子在淘米

我爷爷是老中医，他对酒曲也有研究，收集了方圆十几个村子的方子。我爸爸有一套酿酒功夫，村里人都说他做的酒好喝。小时候的记忆是很忙碌的，我们在院子里帮爷爷碾药材、做酒曲、蒸糯米。我们家有五个兄弟要上学，八口人的吃穿用度，除了地里面的收成，还要有其他收入来源的。

所以父辈们会各种手艺，涵盖日常所需的所有部分，这关乎一个大家庭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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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一起劳作，父子相互斟酒

回来其实是容易的，但回来之后如何待下来？有朋友来我这，说太美了。我问他要不要跟我住在一起？他问住多久？我说至少得住个半年。他说那受不了的。

所谓安顿自己，跟诗酒田园风花雪月没有一点关系，日子是由具体的问题组成的，回来没有事情做，我相信很快也会厌倦，跟外面的日子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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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酒曲

我就想到爷爷和爸爸做的酒。找县志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稻米品种叫“赤米山禾”，我就想种这种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老种。乡亲们说，这品种没人种了，以前野猪都不吃的。它不像杂交水稻，产量特别低，抗病虫害能力也不强。但用它来酿酒，风味尤为好。我跑了好几个村子，好不容易搜寻到那个种子，还找到其他快断掉的老种。

我在山上找到一块有水源的梯田，准备种水稻。我问长辈，不用农药化肥的时候，以前的人怎么种地？他们说要去山上，把树林底下的腐殖层铲下来，还要烧草木灰撒到田里面，特别累特别复杂。我说我想要用老的方法种地。他们说你这是在过家家吗？他们不太相信没有农药能种出粮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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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的稻田

我雇了一些村民一起来种地，整片田有120亩，暂时只复垦了35亩，收成肯定比常规的耕种方法少很多，目前还在坚持，也在借鉴可持续农业的方法，比如朴门永续的堆肥法。

谷子收成之后，就进入酿造的阶段。先把糯米碾出来，浸泡一天一夜，然后开始蒸煮，下酒曲，等待发酵，就是淀粉转化为糖再转化为酒精的过程。客家的酿酒还有一道特别的工序叫火炙。把生酒放到酒缸里，外围放上碾出来的稻壳，把它们点燃，慢慢煎煨，生酒会变成澄清的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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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中保育药材

客家地区还讲究食养，从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采草药回来，炖在汤里，拿来做菜，祖祖辈辈这么传下来。这里属于武夷山脉，植物的多样性很丰富。懂药材的人到山上走一趟，会发现遍地是药材。

但是近几年，因为外面收购药材的风潮，村民看哪一种药材值钱，就到山上去挖。比如说金线莲，已经卖到近2000块一斤，灭绝性的采挖之后，现在已经不太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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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药

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这块林子租下来。3400亩，租期40年，主要做药材保育。

保育主要是两方面，对一些极小种群做补植，以及可持续地采挖。比如说长了20年的药材黄精，只取走十年部分的根，剩下的十年再种回去，留在原本的位置继续生长，而非连根拔起。现在中药方子里常用的大药材，我们保育了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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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柴烧的师弟定居培田，成为新村民

今天的培田村，多数年轻人都出去了，我这个年纪的都罕见，剩下的是父辈们。这个800年的村落，我的父辈可以说是能掌握全套农耕社会技艺的最后一代人。很快地，他们这一代人也会过去，那这个村落，到底还剩多少年？

所谓的延续，我们不可能回到800年前那样的状态，需要用新的方式去转化，适合当代人的生活形态。所以除了酒和药，我尝试为村子做一些公共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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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仓改造的美术馆

刚好古村村口的粮仓废弃了，我租下来，自己设计改造成培田美术馆。想法很简单，一个完整的古村落值得拥有一座美术馆，用这种形式保存和讲述一部分它的历史。

因为美术馆，很多人知道我在培田做的事，就找过来想搬到村里来，自然而然，我们形成了一个新村民的生态社区，最多的时候有13位新村民。我的师弟在村里做柴烧，一个朋友在山上制香，还有一个做自然教育的组织入驻。这个社区有流动性，有些人不适应或者没找到营生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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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儿子一起烧火

父亲这个角色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人带两个小孩，还要管顾自己的工作，其实是个不小的挑战。爸爸照顾小孩，的确做不到妈妈带那么细心，没办法，偶尔就糙一点，放任自由一点。

我们三个人平时住在村里，早上我给他们做早餐，哥哥和妹妹自己会去上学，我就到美术馆的办公室工作。周末和寒暑假，我就把他们带到山脚的草堂，他俩要是对某个农活感兴趣的话，就会主动来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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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野果是孩子们最兴奋的事

原本他们两个在深圳读书，大城市的教育资源当然特别好。老师都是北大清华毕业的研究生，校园的配套设施也完善。回来以后，我心里面还是忐忑的，甚至有点不平衡，因为这个落差确实是太大了。妹妹回来会讲，这个学校为什么都没有英语课、美术课和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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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全部的学生，数学老师兼任体育课

很早以前村里有四个书院，加上大小私塾学堂有十几所，现在孩子都被送到城里去上学，村子里面延续了几百年的学校，眼看着就没有学生了。

我女儿在村里的小学，班上就6个人，都是女生。学校只有两个年级，总共12个学生，到下一学期，有可能学校就倒闭了，她会面临没有办法在村里上学的问题。现在考虑的是两条路，一个是去几公里外的镇上上学，但距离有点远，妹妹没办法独自上学。还有一个是新村民组建学校，用互助式的教育，但新村民的孩子没有那么多，靠家长来做老师目前不太现实。

虽然上学问题比较棘手，但我不后悔把孩子带回家。课堂上学的东西少了，好处比不好的要多一些。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作业以外的东西。



在深圳的时候，他们有成长上的问题。像哥哥，我跟他妈妈已经分开几年了，他还是会有一些心理的创伤，有压抑的部分。那时候我工作很忙，甚至学校的老师跟他说：“你父母亲都不管你。”所以我就想把他带在身边。

他在美术方面有天赋，喜欢画画和设计图纸，老师经常反映不听课都在那画画，我不会批评他这个，学习能跟上就行。我的理念是，不一定读书要很好，但希望他们能逐渐清楚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真正想要的未来是什么。哥哥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烹饪，在村里，我和另一个伙伴开了一家咖啡屋，最初的咖啡师就是哥哥。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喜欢做甜品，以后想去做甜品师，去读料理学校，他已经有清晰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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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女儿和朋友在村里玩

妹妹的性格比较活泼开朗，特别黏我。我能感觉得到一个小女孩对妈妈的需要，可能无力的部分就是这个，哪怕每天陪伴，我还是无法完全替代妈妈的存在的。

这些年偶尔有城里的孩子到村里玩，他们其实是带着问题来的，有的跟父母的交流几乎没有，甚至是对抗性的。反观城市里孩子的生长环境，我觉得它是不够全息的，尽管物质丰富，恰恰缺失了最根本的部分，就是天性。

以前妹妹放学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看电视玩ipad，最多和哥哥玩一玩。现在她动不动就跑出去，昨天放学后还跟伙伴在古戏台表演节目，很自由地在村里找朋友，去山上摘野果，去地里挖番薯，偶尔有社区伙伴在，她能接触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叔叔阿姨。当然不像我的童年那么丰富，但是远比城市里多元。

至少在山野中，在村落里，有养分滋养他们的视野和感受力。他们内心的想要，有足够的土壤去实现。

对于我一代人，父母亲已经七十几岁，孩子慢慢长大成人，不知不觉当中，我已经处在上下交接的位置。回望自己回来的这6年，在城市的二十年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跳出去又返回来，代际之间的这种关系正在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