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它在反恐之余，也在深刻影响着巴勒斯坦民族的塑造与未来的巴以关系，加上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所以我倾向于称之为以巴战乱。
已经进行两月的以巴战乱，完美再现了《基督山伯爵》的第35章《锤刑》。哈马斯把加沙变成一座行刑台，以色列国防军成为刽子手，哈马斯和整个加沙的200多万居民被按在行刑台上。全球民众通过社交媒体同步围观。难以化解的绝望与疯狂通过大大小小的屏幕蔓延全球。
这大概是全球围观人数最多，争议最大的一场战乱。在西方社会的广场、中央车站，立场对立的不同群体打擂台一样地抗议，宣示各自心中笃定的正义。对峙逐渐升级，仇恨相互鼓舞，迸发出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撕裂社会的日常。在我所知的范围内，还没有哪场战乱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持续中的俄乌战争还是日渐兴起的缅甸内战。显然，在全球舆论场中，加沙200万人的份量，要远远高于缅甸流离失所的170万内战灾民。
看客的立场，表面上是二元对立，各方在巴以之间站队。但我认为，二元对立后面，实际上是四种立场，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仇恨巴勒斯坦或以色列。
以色列的支持者将战乱定义为反恐活动，将平民死亡归为反恐不得已的外部效应。他们会坚守反恐的正义，把反对者统统视为哈马斯的支持者，如果不是，就称之为表面上不是，实际上依然是哈马斯的支持者。然后水到渠成地问一句，你们支持哈马斯，还有没有人性？
仇恨巴勒斯坦者，也表现为支持以色列，但核心议题不是反恐，而是巴勒斯坦乃至相关文明是极权者的朋友，更夸张的说法是，他们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敌人。这种将整个文明共同体定义为邪恶的做法正是当年排尤主义者干过的。
巴勒斯坦的支持者则站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视角，认为这场战乱的根源在于巴勒斯坦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巴勒斯坦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们指责以色列一方是在搞种族屠杀(Genocide)。10月7日，哈马斯行动时，有巴勒斯坦支持者声援。坦白说，支持者对于哈马斯的态度是复杂的。有人从最初的公开支持转为否定，有人继续保持极端主义的态度——这样的极端表达在公开活动中其实并不多见。但在纽约，有人将贴满以色列被绑架人质的海报被撕掉，或许证明依然有这样的态度存在。而大多数情况下，支持者更愿意谈论巴勒斯坦的遭遇。因此被以色列的支持者视为回避哈马斯的恐怖行动，也多少可以理解。
仇恨以色列者的立场与巴勒斯坦支持者看起来兼容，但其立场的出发点则有微妙差别，前者认为以色列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后者则只诉诸于巴勒斯坦的民族苦难。
无论是仇恨以色列还是仇恨巴勒斯坦的一方，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喜欢用全称判断，强调批评的对象全部都是恶的。同时，他们的表达也更容易出现种族歧视的言论或修辞。
随着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的持续扩大，人道主义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
我本人主张人道主义，不愿意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去看待战乱，只是不得不接受民族国家这个游戏设定。现实角度，我更接近尤太左派知识分子的立场，即以色列的社会与巴勒斯坦的社会不可分割，以色列的安全与巴勒斯坦的安全不可分割。只有巴勒斯坦人可以获得平等的生存机会，以色列才能有未来。而基于种族主义立场的以色列是不可接受的。
几天前我现场围观了一场尤太左派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在场的还有支持以色列的反对派，针锋相对地抗议着支持巴勒斯坦的尤太左派的抗议。有趣的是，双方都在指责对方以全体尤太人的名义说话。一方说，You can’t do it in our name。另一方的牌子上则写着，You do not speak for the jews。
这些天，社交媒体上开始流行一句话，据说来自《无敌浩克》的扮演者，美国电影演员马克·鲁法洛，“我对加沙苦难的同情并不意味着我反犹太，也不意味着我支持哈马斯或反以色列。它使我成为人。”（My empathy for the suffering in Gaza does not make me anti-Semitic, nor does it make me pro-Hamas or anti-Israel. It makes me human.）
马克的确说过这段话，但并不是针对本次以巴战乱，且非原创。2014年7月24日，一位长期评论巴以冲突的网络作者David Harris-Gershon在推特发出这段话引起追捧，马克在次日对其进行了转述。
相对于考察各方的立场，我其实更关心简中舆论的质量，即关于这场战争，简中世界的看客们在吵什么，吵的是否有营养。毕竟，战乱对当事者是苦难、代价与创伤，但对看客而言，却可能是反思人类教训的一个机会。
坦白说，简中舆论圈吵架的营养极少。比如，人们会讨论哈马斯释放人质时是否友善，似乎人质与绑匪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足以证明哈马斯的战争责任。又或者关心一个婴儿的死尸是塑料的，还是真实的。仿佛如果一个婴儿的死尸造假，整个加沙的悲剧都不算数。这很八卦，很肥皂剧，更像在讨论剧本、演技和道具。
我还见过一个离谱的想象，那人认为，难民身份可以世袭，外界给了加沙难民太多支持，以至于他们非常享受难民身份。这种想象，大概率来自对于中国扶贫政策的贫瘠经验。问题是，如果难民福利那么好，必然带来的是周边大量人涌入加沙，争相当难民的局面。然而有吗？
在文初提到的《基督山伯爵》中，一个围观行刑的年轻人说，“我最初感到厌恶，随后变得无动于衷，最后感到好奇”。这话也可以拿来形容今天简中社交媒体上的现象。或许，这就是人类天生的特点，是大脑神经处理信息的套路。
但是，加沙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这场战乱被看作反恐和反恐的合理代价又是否合理？200万加沙居民的命运如何？死亡数字究竟如何统计？甚至，哈马斯的支持率到底多高，为什么那么高？等等等等。
那些精心剪裁的短视频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他们只是影像，能够准确地传递情绪和面孔，但不能为判断事件的深层真相提供知识上的支持。
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据说恰恰是有公信力的媒体记者站出来说婴儿是死尸，不是塑料玩具，才让一场闹剧得到部分平息。令人沮丧的是，现在依然有人乐于坚信塑料婴儿的阴谋。直说吧，如果是我在现场报道，不得不去向公众解释那个孩子不是塑料的，大概率会骂出声来。
真相，是一个将发生的现实细节通过专门方法生产的知识。新闻报道又是这类知识生产最典型最主要的部分。或许我们可以用上访者来类比加沙的难民。
上访者大多是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有些上访者资源少、知识能力不足，精神状态差，偏执。他们往往没有游说或打动主流社会的能力。曾有人拍过上访者的影像，浑身披上白布，身上写个大大的冤字，制造出一种低成本的，但是又很鲜明的视觉奇观。它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同时也说明了上访者所面临的困境，无法在既有的权力-知识体系中准确且合理地表达自身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公正。
如果没有专门的知识生产者对他们的“转述”，他们的形象大概就是另一个世界的神经病。但上访者的经历，往往承载着某种真相，即他们是作为某些势力乃至主流社会获取利益的代价出现的。他们扭曲的遭遇与笨拙的表达背后，映射着社会的不公与无情。而这些需要专门的知识生产，从个体命运中挖掘真相。
以往，关于公共事件的真相，主要由具有公信力的媒体报道。很显然，此次战乱的烈度与风险造成了媒体报道的极大阻碍。大牌国际媒体与以色列当地媒体都曾出现事实错误，而去往现场的记者的死亡数量，也从侧面反映了此次新闻报道或者说“真相”生产的巨大难度。
当真相的供给相对贫瘠时，那些未经证实无法核实的戏剧性场景自然而然地引爆了舆论场，导致原本就对立的各种声音变得更为极化。塑料婴儿是极端案例之一，而在两个月以来的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将对手“非人”化的表达，受情绪或创伤裹挟的偏执者，竭尽所能地论证某个特定群体会极端的邪恶与暴力，偏离普通人类的正常范围。这种观念和排尤主义显然是一路货色。
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合理地想象他者的行动，是一种珍贵的认知能力。坦白说，我认为巴以这次冲突暴露了很多人对于如何认知战乱缺乏基本的合理理解的能力与意识。或许是因为，公众并没有多少认知苦难、评论苦难的经验。自媒体、短视频中有大量的细节，也有大量的10分钟带你读懂XXX的浓缩知识。但普遍的，人们对于看到的影像细节与找到的来历不明的知识并没有基本的判断能力。这些现象，让我想到历史人类学者王明珂笔下描述的分布在青藏高原的羌寨传说。他针对羌寨里恐惧与暴力的分析，似乎完全可以用在21世纪的简中舆论场关于以巴冲突的讨论中。
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吗？
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是我们还有我们的父辈经历的苦难太少吗？显然不是。但公众阅读苦难、反思苦难的经验却实在是太少了。
更不堪的是，当舆论越来越极化，仇恨与暴力肆虐的时候，一批从事知识生产的知识精英并没有承担反思责任，反倒发出种族歧视的极端话语，比如抨击巴勒斯坦人智力水平低下。一定程度上，或许正是因为缺少真相的供给，才暴露出所谓知识精英的真实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