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前，林怀民在台湾省创办云门舞集，

被誉为“亚洲第一现代舞团”。

2019年，云门舞集与陶身体，

做了一场两岸顶尖编舞家的交换作品，

此后，云门与大陆的交流被疫情中断。

2020年，林怀民宣告退休，

从艋舺街边长大、林怀民的前司机、

编舞家郑宗龙全面接任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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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门新作《霞》在上海首演（摄影：李佳晔）

世事变幻的这几年，

郑宗龙为云门舞集注入了怎样的活力？

又是如何从一个“卖拖鞋”的年轻人，

慢慢成为林怀民的接班人？

他有着怎样的风格与性情，

会如何带领云门奔赴下一个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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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怀民和郑宗龙一起出席《霞》上海发布会

11月17日，郑宗龙携新作《霞》重返上海，

林怀民说：“云门从未如此轻快，如此多彩。”

一条请宗龙来做客，和他聊了聊。

自述：郑宗龙

编辑：陈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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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龙来到一条棚内接受专访

一条：林怀民老师提出让你接棒云门舞集时，是怎样的情景？

郑宗龙：我们常常坐在老师家的小餐桌旁说话，那是一张很简朴的木桌子，旁边是林妈妈写了一半的《心经》，后面就是老师的厨房。那一天聊了很多，但我只记得一句，老师问：“你来接云门好不好？”

我瞪大眼睛，然后说：“好”。在那之前，老师的脚受伤了，他觉得自己需要休息。我想得也很单纯，我喜欢创作，做总监就是继续创作。

以下是郑宗龙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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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郑宗龙

我从小在街边长大。我爸爸有一个拖鞋工厂，在台北的艋舺，小时候放学回去就很爱在街上玩。长大一点点，我就跟姐姐拿着家里的拖鞋去卖，一点点贴补家用，一点点像游乐场的感觉。艋舺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龙蛇杂处，有非常多的庙宇、红灯区，各阶层的人汇聚在一起。

我小时候走到哪里都会搞一些破坏，特别好动，我和我妈妈都觉得我好像应该去学跳舞。8岁的时候，学校发了一张单子下来，一边叫做资优班，一边叫做舞蹈班，我就自己剪了一个大头照，贴在舞蹈班那里，一路顺利跳到现在。

台湾的舞蹈教育是东西方都要学习，包括芭蕾舞、现代舞、民族舞，比如傣族、蒙古舞。国中之后我也还在舞蹈实验班，高中念华冈艺校，也一直在舞蹈实验班。父母亲赐给我一个好身材，就高高大大的，永远都是站在中间，一路上蛮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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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龙念书时期

青春期，生活跑到另外一个状态去了，比较没有专注在舞蹈上。常常五六个人聚在一起抽烟打架，偷骑摩托车，很吊儿郎当的样子。直到15岁，人生慢慢回到正常轨道，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编了人生第一支舞。

我从小不爱读书，所以大学没有考上日间部。夜间部只有晚上上课，白天就帮家里的拖鞋工厂送货，开一台小小发财车，穿着家里的拖鞋，在台北市的市场、超市、路边摊，拎着我们家的拖鞋到处送货。

可是心里痒痒的，觉得还是想要不分心地跳舞。有一天，我在某一个学校演出，云门2创团的艺术总监罗曼菲老师看完我的演出后说：“你怎么没有来考台北艺术大学？”我说：“有，我分数差了大概5分，所以没有上。”她说：“那你来考插班考。”

隔年我就去考插班考了，也很幸运，从夜间部转到日间部，不用再卖拖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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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龙在舞蹈班时期

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在关渡的台北艺术大学度过。大四迷恋网咖，跟一群伙伴，每天下课十几个人坐一排打游戏，打打杀杀，喊来喊去，觉得特别过瘾。有时候更尽兴一点，一坐就三天，翘了三天的课没去上，早上回家洗把脸，再去学校打太极，所以身体的负担非常重，我就决定休学。

那个时候，台北的网咖我都没有那么喜欢，所以我想要看父亲要不要支持我，开一间厉害一点的网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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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龙在艋胛

不久后，我的脊椎受伤了。开完刀之后，在家躺了一年多，网咖的梦也没了，跳舞的梦也不太知道在哪里。就穿着医院复健的铁衣（脊椎背架），还是开着小发财车在台北市区去送货。

我有个好朋友，以前他是时不时会跑来约我去打网咖，那时他时不时跑来叫我回去跳舞。我就决定去把大学第五年念完，于是我脱掉铁衣，一点一点把舞蹈练回来，毕业之后顺利地去考了云门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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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怀民和宗龙在云门剧场外合影（摄影：曾悦伦）

我进云门的第一堂课，老师就要我们站桩，蹲在那儿，一蹲就蹲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我心里嘀咕，这是舞蹈吗？但是我眼睛偷瞄那些资深的前辈们，大家的表情都非常平和。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触碰到另外一个舞蹈的世界，云门要我们打太极导引，所有动作的速度都是非常慢的，这有一个好处，你会非常扎实地记住身体的每一个过程跟动态。包括去想象缠丝劲、打坐、写书法，多一点向内的探索，多一点意念的事情，多一点脚踏实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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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郑宗龙演出舞作《松烟》

做舞者，一去巡演通常就是三四个月，就像在跑江湖，欧洲、美国一个一个城市地跑。因为我脊椎开过刀，休假的时间，我都是在复健诊所跟温泉里面度过，慢慢地，已经无法像刚进团那样掌握我自己的身体。

我的身体再也无法顶住聚光灯，所以要选择离团了。要离开那一天，我在团里面哭了一个下午，我觉得我好像要离开舞蹈了。

离开之后，父亲要我回家，我们家也在台北，自己有地方可以住，但我知道一回去我可能又变“拖鞋小开”了，要过继续送货的人生。我想再奋斗一下看看，就尝试编舞，在台北大楼的健身房租一个小小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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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龙在剧场排练（摄影：李佳晔）

为了生存接一些商业的案子，让自己可以好过一点。我记得那时候常常要去提款机，找可以领百元钞的机器过日子，常常口袋摸了都没钱。

老师知道我喜欢创作，知道我日子不好过，他说，“你来帮我开车吧，我只要去哪里，我就打电话给你。”因为我有一台父亲给的二手车，也住在他家附近。

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刚好他的收音机放的是马勒的音乐。他灵机一动说，“好，那以后我就呼叫马勒。”于是，我就有个外号叫“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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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郑宗龙《薪传》排练

他常常去剧院看演出，多一张票，我就很幸运可以坐在那里。常常去书店，就会丢两本书给我。更幸运的是开车载他回来，就只有我们两个，他可以点评舞作，那是我二十几岁看不到的视野。在那段时间，不管是古典音乐，还是西方经典文学，都开始一点点进入我的生活。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一样会听巴赫、马勒、德彪西、肖邦。在人生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音乐就想要跳舞，到后来，我听到音乐就在编舞，脑海里面就会有几个黑影跑来跑去，总有挥不去的一些黑影舞者，在我这脑袋的舞台里跳舞。

我想林怀民老师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打开了一扇门，让我走进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非常浩瀚，够不着边，所以我很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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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云门舞集再访那玛夏（摄影：李佳晔）

2020年 嘉义故宫南院，云门和民众一起跳舞（摄影：王弼正）

大概26岁左右，罗曼菲老师邀我回云门2编舞，开启我和云门新的合作。

跟着云门2上山下海，我们常常去部落、社区，甚至是海边，做了非常多舞蹈的推广。我要拿着麦克风去介绍芭蕾舞，比如路易十四，或者是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舞者就会出来释放一些段落。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段，叫做大家来跳舞。最后5分钟太美好了，整个社区或学校的人，大家就会牵起手来，在月影底下跳舞。你会看到有很多高手，看起来不太会跳的样子，一上来就是地板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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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剧照（摄影：刘振祥、冯跃红、胡一帆）

后来，林老师宣布退休，云门的两团要合并了，2020年我接下云门舞集的艺术总监。从2019年底到2020年初，我们是被疫情追着跑的，每离开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就封锁。

一个舞团最重要的生计，其实就是依靠各种不同的演出。幸好云门在淡水，有一个自己的家、自己的剧场，我们在自己的剧场做一些小型的演出，把观众带到淡水来。相对是一个舒服的大自然环境，每想起来还是不可思议的一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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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家的舞者们

做《霞》的时候，所有的舞者在线上一起跳舞。每天9点40几分的时候，在视讯对话窗里就会跳出来26个舞者，一人一个框框，一人一个自己的房间，跟我平常所看到的他们不一样，好像重新认识一个人。

我跟舞者提出邀约，谈彼此的欲望、悲伤、喜悦，分享给我某一个他或她难忘的经历、片刻，从他们的经历里面，去寻找相对应的意象与身体动态，用这些伙伴的故事来创作一个作品。



有一段舞是一个男性舞者，他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永远踩在天上、踩在别人身上，仿佛在进行一场冒险，双脚始终都没有落地。被他承接的舞者们幻化成不同的地形、不同的起伏，而他一直在努力地保持平衡，很像走在钢索上的感觉。



另外一个女生的故事很悲伤，有股力量好像一直深藏在她的身体里。她的身体会不断涌出一些动作来，涌到一个人可以的最大的极限，又瞬间再缩回那一个部位。其实很多片段，都是非常直接的情感传递。



音乐我们选用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清水靖晃先生用了4把萨克斯来演绎，跟我们所知道的巴赫完全不同。他又选择去空旷的教堂、矿坑、防空洞、下水道去录一些声音。金属的管乐在巨大空间里面回荡，就真的很像视讯里面，一个个小房间所发出来的声音，那么浓郁、饱满。



某一个舞者在跳舞的时候，后面巨大的影像就是他或她画的一幅画，我们让舞者穿成自己的样子，所以云门从来没有那么多服装款式在舞台上。

其实我们做创作，真的很希望得到共鸣，坐在漆黑的观众席里的观众，有那么一瞬间，能撞进他或她的心里，勾起某一个片刻的回忆，我觉得就足够了。我们是不是也都曾经窝在一个小房间里？我们是不是也都曾经在一个小框框的视讯里面？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喜悦，我们的孤单，和台上的舞者是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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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龙和舞者排练《波》

其实，我不觉得我是在做艺术总监，我也从来没有将舞蹈当做一个事业。舞蹈是生命诞生来就存在的东西，跟人脱不了关系。你不一定要跳得很美，你也可以同手同脚，也是一种特别的协调。

如果可以将这个生命给予的样态，用舞蹈的方式表现它，在回头赞叹生命的时刻，我觉得一切都好单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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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上海首演前一天

疫情这三年，我编了三支舞。除了《霞》之外，还有《定光》和《波》。

2020年我搬到山里，太阳起床，我就起床了。在山里听到很多住在市区听不到的声音。各种昆虫的声音，蝉鸣的声音，风在树上跑的声音，观察树木的叶脉、树皮。看到这一切，不知道为什么都想到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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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龙编舞作品《定光》（摄影：李佳晔、刘振祥）

我找了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位作曲家，我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模仿这些蝉叫声，或者是去制造出大自然的声音？”

他就带着这些舞者们开始做一些声音的训练，有点像口技。所以《定光》整个舞作非常特别，一个多小时里面，舞者一边跳舞，一边发出不同生灵的声响，让观众们好像置身在一个自然状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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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龙编舞作品《波》（摄影：李佳晔）

另外一个作品《波》，因为疫情，世界变动很大，那边的蝴蝶拍一下翅膀，这边就可能会产生一个飓风，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一个波动里面。

我和多媒体艺术家真锅大度一起合作，去收录舞者生理肌肉的电波动态，转换成声音，同时也录了舞者在跳舞时的形态，把它转译成一种动态美术。那是2021年尾，我还不知道AI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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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门剧场的日常训练

关于编舞的信条，虽然我没做过木工，可是我觉得编舞就像是在雕琢什么，就像一株植物，一点点长出来。创作的时候，会有很多发呆、放空的时刻，我觉得我的状态，就好像一直在等待。

人生不同阶段，编舞的主题会有些变化。我在很困顿的时候，来上海的新天地做了一个珠宝的秀，因为费用还不错，所以我们这几个伙伴，就拿着那笔钱搭着飞机到丽江去了。过了一两个礼拜，再跑到泸沽湖，我和几位伙伴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做一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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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龙编舞作品《在路上》（摄影：陈建彰）

我记得在丽江，看到一对白族的爸妈，全身穿着传统的衣服，可是手上拿的是最新的iPhone手机。原来传统的东西，可以跟很现代的东西并存在一起，那个舞作就叫《在路上》，用的音乐也是丽江的纳西古乐。

在做完《在路上》后，往亚洲回看，在台湾的民间庙宇里面，也有非常多独特的身体形态。譬如庙宇里面十八罗汉的脸，就很像你旁边叔叔伯伯阿姨的脸，特别亲切。每一尊罗汉，不管是手势，还是姿态、神情，把它串起来都很像在跳舞。我就从家乡的庙宇文化取材，做了一个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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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龙编舞作品《十三声》（摄影：刘振祥）

我听母亲说，上世纪60年代的艋舺街头，有一位卖艺的传奇人物，叫“十三声”。他一个人拿着《三国演义》这样的古书，一个人可以瞬间演绎里面所有的角色，声音可以忽男忽女、幼声老嗓。所以我就编了一个叫《十三声》的作品，揉合过去的歌、咒语、嘶吼的身体与声音，连结过去父母辈传递下来的一种感觉。

我接任云门之后，舞者们日常的训练课程没有太多变化，只是我加了一个街舞在里面。我也还在探索，有没有更多的方式来滋养我们的身体。

时代在光速前进，我们渴望用身体跟许多事物，甚至是当代技术做对话。我认为，身体的可能性应该要更大，它才有机会去叙述这个时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