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个半星期里，大学领导层已经取消或焦虑地讨论取消许多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校园演讲和活动。他们为学校关于10月7日以色列大屠杀的官方声明的措辞苦恼不已，有些学校发布了第二份声明来修改、增补或弥补第一次声明。
与此同时，学生们抨击这些管理人员说得太多或太少。他们抱怨自己陷于困境。他们要求更多的保护。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紧张局面反映出：对于中东地区的对立主张和持续的流血，包括学生在内的许多旁观者的解释和反应存在巨大分歧。但它也讲述了另一个故事，是关于高等教育在过去25年里的演变，学校对学生越来越多的承诺，以及由此产生的期望。
现在，许多学生上大学不仅是为了智识上的刺激。他们寻求情感上的确认。他们在寻求思想碰撞的同时，也在寻求对心灵创伤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许多学校都鼓励这种思维方式，把自己塑造成学生福祉的看护者、学生安全的保证者、避难所和疗愈之境。
10月7日以来校园里的不安正说明了这一点。大学管理人员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所面临的挑战引发了人们的质疑——他们在与学生建立关系时，是否定下了正确的基调，并取得了适当的平衡。
正如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吉妮娅·贝拉凡特上周在一篇敏锐的专栏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上世纪60年代末的校园抗议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除高校在美国生活中扮演的代理父母角色。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因为学校试图重建这一角色，以满足为教育支付巨款的学生和家长们似乎想要的东西。”
吉妮娅指出，当今学校对学生支持服务的重视程度和支出规模在早些年是不存在的，这显然会让学生在学校对他们有何亏欠的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比如在眼下这个重要时刻，他们认为学校应该承认甚至支持他们亲以色列或亲巴勒斯坦的主张。
对我们这些教授来说，代理父母模式意味着定期收到管理层的电子邮件和其他通知，提醒我们应该给学生量体温，观察他们的苦恼迹象，积极干预，并且提供调解，尤其是在发生了可能令人不安的全球、国内或地方新闻事件的时候。2020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强化了这种做法——这是正确的。毫无疑问，那些被关在宿舍或家里，无法与人交往，远离大学生活常规节奏和仪式的学生需要特别的关注。
但是，合理的体谅与不合理的溺爱之间的分界线在什么地方，认可和安慰与学习有什么关系？
可以说，它们与学习大有关系。如果心理不健康，你就很难完成大学课程中核心的阅读、写作和审辩式思维内容。如果课堂之外的生活没有一定程度的稳定和安全感，你在课堂上的注意力就会受到影响。
此外，大学生还不是完全成熟的成年人。他们确实需要指导，并可以从中受益。
但是，当我们太轻易就给他们打“A”，太轻易地批准延期，提出批评时太小心翼翼，对大环境中的任何干扰太快地产生怀疑并敲响警钟，那么，在帮助他们为大学毕业后的世界做好准备，以及帮助他们培养独立、坚韧、机智和顽强这些几乎肯定需要具备的品质等方面，我们又是否尽到了责任呢？
我们不断看到学生们以一种认为自己理应如此，并且带有脆弱感和越界意味的方式去指责他们的大学。还记得那些年轻人对耶鲁大学教授和行政管理人员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吼叫吗？因为他的妻子埃里卡也在耶鲁大学任教，她敢于公开质疑对可能令人反感的万圣节服装的禁令。她为知识辩论引入了有益的东西，却被学生们视为在剥夺他们的避风港。
还记得那位明尼苏达州哈姆林大学的艺术史讲师吗？他先给出了触发预警，让学生可以选择离开课堂，然后展示了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画，结果遭到学生投诉并被解雇。校长费尼斯·米勒为这一系列事件辩解称，不权衡学术自由与“对学生的传统、信仰和观点的亏欠”是一种“特权者的反动”。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主张，正如汤姆·尼科尔斯在《大西洋月刊》上所写的那样：“如果你不想让你的传统、信仰或观点受到挑战，那就不要来大学，至少不要去学人文或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
或者你来到大学，然后寻求或直接鼓动迎合你自身倾向的教导。学校就像一个商人，一个百货公司，或者学生很容易会这样认为，因为富有的名校正是抛出这样的诱惑来吸引申请者的。它们兜售诱人的餐饮选择、主题生活安排和各种娱乐活动。它们让学生扮演挑剔顾客的角色。顾客永远是对的。
但在教育环境中，这种信条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学习意味着偶尔受到挑衅，经常感到不安，经常被拉出舒适区，在舒适区之外，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能力，以及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
我发现，大多数学生都能处理这种错位——如果他们为此做好了适当的准备，如果他们了解这其中的好处。如果我们低估他们，那我们就是在亏待他们。如果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他们不安，就等于向他们保证，我们会负责照顾他们所有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