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花梅”出走：她带智力残障妹妹逃婚到广州》
被称为“铁链女”的“小花梅”曾经引发经久不息的舆论风暴。群情激愤的单一个案背后，是农村心智障碍女性缺乏社会福利和系统性支持的日常：她们的命运只能在未必自愿的婚姻和充满危险的出走之间摆荡。在这个故事里，姐姐带着妹妹来到城市，能否在父权家庭和婚姻之外，找到全生涯支持的第三条道路，帮她夺回经济和生活的自主权？
被称为“铁链女”的“小花梅”曾经引发经久不息的舆论风暴。群情激愤的单一个案背后，是农村心智障碍女性缺乏社会福利和系统性支持的日常：她们的命运只能在未必自愿的婚姻和充满危险的出走之间摆荡。在这个故事里，姐姐带着妹妹来到城市，能否在父权家庭和婚姻之外，找到全生涯支持的第三条道路，帮她夺回经济和生活的自主权？
9月9日，乌梅买了一早从广州回老家赣州的动车票——她要阻止父亲让智力残障的妹妹阿花第二次“被”结婚。第一次婚姻并没有给妹妹带来保护，不断走失的她在被家人寻回之前，数次遭遇性侵害。
留给她的时间很短，父亲福辉早已收下6万余元定金，谈拢的彩礼近17万元。弟弟告诉她，一周后男方就要来家里“领人”。
阿花出生在1995年的夏天，初时只有小猫一般大，险些夭折活不下去。那时乌梅一岁多。父母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从江西赣州农村老家一起南下广东，爸爸在建筑工地干活，妈妈则负责做饭，在不断的怀孕生育中照顾“梅”“花”姐妹。等到快上学的年纪，才把她们送回老家。上房揭瓦、牵走家畜、罚款……严酷的“超生处罚”没能遏制福桂对“男丁”的渴望。生到第四胎男孩还不算完，最后一胎“意外怀孕”还是女孩，福辉才死了心。
早年，乌梅并没有意识到妹妹阿花有多异于常人。她课业跟不上，总是考0分，乌梅主动帮她辅导功课，屡屡被气哭。终于，阿花三年级开学那天，被新来的班主任劝退。乌梅记得，她眼睁睁看着校长从她的窗边经过，多想叫住他“让我妹继续回来念书”，可话到嘴边就是没有开口的勇气。这一幕像一颗钉子，扎根在她的记忆深处。那时候，没有人认为“笨孩子”的受教育权是必须被保障的。
现在，作为村里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女大学生，断断续续工作了几年，乌梅终于积蓄了足够的力量，站出来替妹妹向爸爸“反抗”。
01
“这是我爸爸家”
阿花黑黑瘦瘦，个头只有1米5不到。她用花朵头饰扎马尾辫，连日来替换着穿黄色和蓝绿色的两件T恤，亮色与卡通组合是她的偏爱。洗衣服、捡柴生火、给鸡鸭喂食，构成了阿花沉默的日常，串联起其他闲暇的时光。
但爸爸福辉从不认可这些付出，还会嫌弃她手脚不够勤快麻利。就像他同样会嫌弃妻子烧菜不好吃，埋怨她不像别人家的妻子一样能干，可以外出打工挣钱，哪怕她为他生养了五个孩子，落下一身毛病。
工作后的这几年，乌梅才对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变得敏感。三年前，因为心疼妈妈，她第一次正面顶撞爸爸，“你自己都从来没做过饭。”
回到家就开始干活，看不过厨房、厅堂肮脏的台面和桌椅，乌梅全部用抹布抹了一遍。自从三年级开学第一天睁眼，奶奶甩手让她接管所有的家务，为家人分担辛劳的责任感就已深深嵌入她的潜意识。
上初中那会儿，她在乡镇上学租房住，到了寒暑假回到家，还是任劳任怨给年幼的弟弟妹妹喂食、把屎把尿。工作后，她支付了弟弟高中三年的学费，这两天还被要求送他去大学开学报到。
“你想过逃离这个家吗？”我问正在忙着做饭的乌梅。她笑了起来，眼神流露一丝讶异，“不会呀，我们家氛围很温馨。”她喜欢家乡郁郁葱葱的山居环境，也喜欢弟妹们环绕身边的欢愉，“从来不会孤单。”高中放假，她会特意买好饺子皮，回家和弟弟妹妹一起包饺子、做菜。
即使是日渐疏远充满隔阂的爸爸，乌梅仍会体谅他工作的艰辛，珍藏起甜蜜的儿时记忆：他在寒冬带她去田埂跑步，给她洗脸，吃饭时开玩笑夹走她的菜……高中深陷抑郁情绪，她一度收拾好东西准备辍学打工，也是爸爸劝住她，承诺只要她读得下去都会找钱供她上学。她承认，得到了父母的更多“偏爱”。
已经嫁过一回的阿花，却清晰地区分：“这是我爸爸家”——而不是“自己家”。
这段时间，福辉每天上夜班，虽然不用等他回来再开饭，但他的主位总是空在那里，没人敢坐上去。过了21点，摩托车的轰鸣声在院子里戛然而止，福辉板着脸一言不发地走进了厅堂。此时乌梅已经不愿跟他对话，赶来支持她的朋友尝试询问他对婚事的安排，她始终坐在一旁侧耳倾听。她需要借助第三方了解福辉对待阿花的真实态度。
“年龄大了，这个人这么笨，还想嫁多好的，不可能的事！”
“每个人问她她都同意啊，我很少跟她说话……如果她不同意嫁，我也不会嫁！”
“我又没犯法，我什么都不怕！”
乌梅知道，说不嫁只是句漂亮的空话。根据2020年新修订的《民法典》，智力或精神障碍人士也有结婚的权利，前提是双方自愿而非胁迫。
“（在家吃住）五块钱十块钱也是钱啊！叫她（乌梅）搞低保她都搞不到，读的什么书啊！”
福辉气头上的话，持续刺激着乌梅，家里的女人仿佛统统是他眼里赚钱的工具。愤怒被彻底引爆，一向温顺的她突然发出连珠炮般的质问，直到声嘶力竭。
“我在家受这么多苦，我找她找得这么苦，他说我不该找！他把我们女的不当人！”
“你们问他阿花之前被强奸的事怎么处理？他有作为吗？”
半年前，得知阿花订婚那天，乌梅已经在电话里和各个亲戚闹得不可开交，痛哭不止。万一她又像上一段婚姻里那样不断“出走”受到伤害怎么办？得到的却是舅妈姨娘等人冷冷的回答：那就是夫家的责任了，爸妈不可能照顾她一辈子。
“砰”地一声，乌梅抄起一个瓜子果盘，狠狠往门外摔去，塑料碎片散落一地。起初缩在最靠近大门的沙发上的阿花，早已不知所踪，很可能像以前那样，躲进了楼上的一个房间，将自己隐没于完全的黑暗中。那让她感到安全。
02
一间自己的房间
奶奶经常揶揄阿花有“特异功能”，即“神出鬼没”。她走路生风，悄无声息，夜视能力也很好，不像常人那样感知陌生世界的危险。“她一个人的时候是很自由、很放得开的，走路也很快，跟别人在场时拘束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乌梅说。
在“娘家”的日子，阿花有自己的秩序。她习惯等家人都洗完澡上楼，再一个人慢悠悠地打理，像是在享受个人独处的空间。有时她还会故意在外消磨到深更半夜，家人都睡了，才溜回自己的房间。
那里是她的领地，没有她的邀请，任何人不准入内。里面其实也没有多少贵重东西，一个木犁占据了床尾的大片空地；桌子沾了灰尘，好像从没人伏案使用过；床上散落着几件玩偶，是从姐姐和妹妹那里抱来的。快递包装气泡膜是她的新玩具。
出门时，她就把房门锁起来，钥匙显眼地挂在胸前。乌梅记得，有一回，阿花竟然发现了妈妈替她保管身份证的地方，自己拿了回去。这可把他们吓着了，要是身份证在身，那她能去的地方可就更多更远也更难找了。
▲阿花出门时喜欢把房间钥匙挂在脖子上
这样的“危险”最迫近的一次，是乌梅大三那年，她接阿花去她的大学玩，想让她见见外面的世界。因为一点小事，姐姐说了她几句，没多久她就带着行李不见了。乌梅在校园里找遍了没有发现，凭着直觉去了火车站，果然在人潮中看到她，脸上仍带着倔强和不服气的神情。
就在那之前两个多月，刚满20岁的阿花出嫁了。丈夫小孙患有罕见病神经纤维瘤，到处求医问药都看不好，很长时间都找不到工作。他的整个右手小臂像吹了气的气球，臌胀成紫红色，阿花看着害怕。福辉说，他家出了四万元彩礼，不算高，主要是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媒人介绍的不是太老，就是同样有智力残疾，“两个人都照顾不了自己，哪能行？”
后来，乌梅去孙家看望过几次阿花，发现她比以往更木讷了。她用不惯洗衣机和煤气灶，总是缩在某个角落的位置发呆，无事可做，仿佛这个家里多余的客人。小孙给她买回刺绣解闷，她也没有兴趣。一家六口挤在这套五十平米的小房子里，不比山村老家山清水秀、天高云淡，关上门来便无处可走。
嫁人后的阿花，愈发想要逃。婆婆巧凤回忆，等不上三五天她就要跑一次。带她上街买菜，转眼人就不见了。家里大门反锁防止她偷跑，她也能精明地翻找出藏好的钥匙。有一次，婆婆在街上找到她时，她正饶有兴致地欣赏广场舞；还有一次，她坐上摩的，一路辗转成功回到了娘家。医院和公园的躺椅，都曾是她睡觉的地方。
“他妹妹老是赶我，‘回你娘家去’。”阿花这样回应出走的原因。乌梅理解，当时孙家妹妹还在上小学，可能突然出现一个跟自己“竞争”吃穿用的人，会有些排斥。阿花把什么话都当真，有委屈又从不开口。只有乌梅体谅，妹妹内心敏感，她要的并不多，无非是平等和爱。
在许多个焦虑的夜晚，追寻妹妹的梦魇不时向乌梅袭来。她甚至害怕大白天接到家人的来电，又听到阿花走失的消息，“就像埋了一颗手榴弹，随时都会爆炸。”
▲乌梅的QQ空间截图
03
出走、性侵、无家可归
福辉说，自己找过阿花不下一百次，有时她远远地看到了他，拔腿就跑，让他更气不打一处来。最离奇的一次，她自顾自走到了高速公路上，被探头拍到，警察叫来父母，警告这么危险的情况不能再发生下次。
福辉恨不得要副手铐铐着她，警察不给。回家后，他拿牵狗的狗链改成脚链，这样行走的时候叮当作响，让她不好意思外出。这不过是为了惩戒的权宜之计，没多久铁链就被“搞开了”。
乌梅省吃俭用给阿花买过一个手机、四个电话手表，借助这些设备的定位功能，她曾远程指挥堂哥，接回在某座桥上流连的阿花。乌梅也曾教阿花用微信发语音打电话，但她几乎不会这么做，只有半夜偶尔误发过来的表情包。这些智能设备不超过一年就丢了。
但乌梅忍不住怀疑，是她故意丢的，为的是避开定位追踪。普通的儿童防走失方法，比如给衣服缝上紧急联系电话和地址，乌梅连想都不想，毕竟阿花看到衣服上有一个线头都会想扔。
阿花在路上遇到过各色人群。有好心人收留她吃饭；有人见过她的寻人启事，主动报警。乌梅印象深刻的是，有位饭馆老板报警的原因是，阿花吃饭没有付钱，遂把她扣留在店里。还有一个在街上收买辫子的人，把她的头发胡乱剪了一通，只给了几块钱作为回报。
最糟糕的经历发生在2017年4月。孙家无力再应付四处寻人，将阿花“退”回娘家。公公带她去买汽车票，转头她就不见了。这一次，阿花在外流浪了半个月，是历次走失时间里最久的。没过几天，家人就把乌梅喊回家帮忙找人，她为此不得不放下手头的毕业论文。
每当收到一条目击线索，乌梅就急切地跑到该辖区派出所报警，申请调看监控，要求出警找人。警察爱答不理，把她生生气哭。她不得不在多个派出所辗转，有一天更是看了一整晚监控视频，逐帧确认妹妹的踪迹和去向。幸运的是，这一次她还利用了新兴的网络寻人平台，消息扩散给大量城区网民，终于有人当场发现了阿花，把她送到了警局。
▲ 乌梅微信朋友圈截图
这次回家后不久，妈妈发现阿花没来例假，医院检查确认了一个多月的身孕。阿花告诉她们，是在镇上的某个人家里过夜时，被对方侵犯了。乌梅拿着妈妈给的几百块钱，带阿花去做流产手术。妈妈还吩咐她们当天不要回家，另找个地方住，怕不吉利，乌梅气得不理她。
乌梅眼看着阿花被推进手术室。“伤害发生在她身上，但精神上的伤害都在我身上。”乌梅回忆，手术结束，她走进病房，看到阿花特别虚弱地躺在床上。她试探地摇摇她的头，生怕她出现意外，醒不过来。
上一次受到同样大的冲击，是两年前，妈妈告诉她阿花怀孕了，但孩子爸爸不是新婚丈夫，而是某个“欺负”她的人。在一句句追问下，阿花指认了两个人：一个是来家里打牌的种树工人，还有一个是偶遇的摩的司机。乌梅曾载着阿花沿街辨认她记忆中的“破房子”，无奈没有收获，她自知收集证据的希望渺茫，对公安系统也不信任，没有选择报警。
由于小孙有遗传病，本就需要辅助生殖，他家提出生下这个孩子，他们负责抚养。阿花上一次见到儿子已是四年前，当时他还只有4岁。乌梅说，她是听了邻居的“怂恿”，独自走了十几里路去见孩子。当时，孙家已经搬家，婆婆得到邻居消息，抱着孙子赶到老房子楼下时，阿花已经等了一天一夜。她的手里提着要送给儿子的牛奶和文具，是从家里偷了钱买的。婆婆把他推到阿花面前，“这是你妈妈。”然而，看到她脏乱的外表，儿子却闪躲不肯认她。
国外的文献荟萃分析表明，32.9%的智力障碍成人遭遇过性虐待。而流浪女性的性暴力风险更高，学者刘旭在一家精神病院进行的调研发现，流浪精神障碍女性受性侵犯的情况，明显高于一般精神障碍者，主要由陌生人在偏僻地方施暴。
美国爱荷华州200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残障青少年有更大几率因遭受身体或性虐待而离家出走，而存在行为障碍、智力低下和某种沟通障碍的儿童比其他残障儿童更可能离家出走。
2017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启动了一个“携手变革”项目，专门研究智力障碍青年的无家可归问题。研究人员指出，服务部门应该认识到“无家可归青年的需求的复杂性以及经历和身份的交叉性，而不是处理狭隘的诊断”， 更大的系统解决方案需要拆除“部门孤岛”并建立多机构合作伙伴关系。机构应考虑实施早期干预计划，识别面临无家可归风险的青少年，并让他们与家庭、学校和社区重新建立联系。
直到大学毕业之后，乌梅才开始了解“心智障碍”的概念，学习控制情绪，始终耐心与阿花沟通。她也劝父母少批评阿花，“她本来就不是普通人，不能去要求她做到多完美。”可惜在他们生活的土壤上，转变很难自行发生。
04
照护服务的“荒漠”上
嫁人是唯一选项
“退婚”回家几个月后，家里才给阿花办理了残疾证，评估认定为二级智力残疾。残疾补贴发放了不到一年便中止了，问题卡在阿花的“家庭归属”上——只有领了离婚证，娘家所在地乡政府才能接受申请办理。可双方一直僵持着，原因是福辉问孙家要一万元赔偿，而对方只同意出五千元。
这并不影响家里给阿花继续说媒。今年8月，乌梅以“重婚”为由警告爸爸，还找来村干部普法，他终于张罗起离婚之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300元手续费还是准亲家母出的。福辉告诉他们，法院宣判之前可以先把阿花接回去。
“未婚夫”小李今年35岁，爸爸在镇上开理发店，他和妈妈秀兰一起在工地做日结零工。三年前，小李离了婚。前妻叶子患有癫痫，每次想要圆房，她就控制不住发病，从几天一次到后来几乎每天都要发作两三次，随时可能口吐白沫、抽搐、摔倒、不省人事。
某种程度上，叶子是世界上的另一个“阿花”。忍耐了两年半，秀兰也把她送回了娘家。娘家一开始还不肯，“在你们家跌死，也不怪你们。”听媒人说，叶子后来又被嫁给了一个老头，去年又住回了娘家，“只要有人要，他们家还会再嫁，怕影响她弟弟讨老婆。”
▲秀兰很早就从银行取出了彩礼现金，藏在家里的坛子里
“你想嫁人吗？”白天趁爸爸不在场，乌梅问阿花。她的回应模棱两可，念叨起“他家有电视”，似乎是对于去他家看看有些许兴趣。乌梅哭笑不得，“我们家没电视吗你要上他家看？”
第二次问阿花“想嫁人吗”，她蹙着眉头出人意料地说起了长远的恐惧，“爸爸老了养不了我，（养老院）有很多男人，会欺负我”。乌梅听得出来，这是以奶奶为首的亲戚们灌输给她的。
过去在村里，阿花常和丁香母女一起玩。丁香夫妇和他们所生的两子一女都有智力障碍。没人知道丁香老家在哪里，早年她在流浪中被人“捡”到，介绍给其亲戚当老婆，生下一儿一女。她的丈夫后来淹死了，赵仁家主动上门问亲，花了一万元让她改嫁过来。原本赵父担心她的智力问题会遗传，但赵母觉得没事，“能生儿子就行”。
赵父说，那会儿江西安远“卖老婆”的很多，只要五六万，不需要任何手续。此前他也给儿子“买”回过一个，但待了几天就跑了。八年前，丁香走失。她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只拍过一张“全家福”照片。赵父去报了警，找了二十天无果，便放弃了。以前她也走丢过七八回，最长的一次有一个月。回忆起妻子，赵仁憨憨地笑了，“她做事乱七八糟，什么都不懂。”
▲ 阿花所在乡政府附近墙上的宣传语：“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
乌梅回家后，村干部第二次上门调解，表示对阿花的婚事“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不能说社会上有渣男渣女，就都不结婚了吧？”一位村干部反问。他表示，法律并未禁止智力障碍人士结婚，像这样重大的事项，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父母，因为他们是第一顺位监护人；除非他们损害了她的利益，第二顺位监护人可以提起诉讼，申请撤销父母的监护权。
阿花的残疾证上，仍写着监护人为父亲福辉，但事实上它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新版残疾证也已经取消了“监护人”这一栏。在现行《民法典》下，未经法院的宣告程序，目前阿花在法律意义上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乌梅作为姐姐有资格向法院申请宣告阿花无民事行为能力，同时申请法院指定她为阿花的监护人。**
“你妹这个情况，放在谁的家庭都是负担，问题是怎么减轻这个负担……首先要解决生存权的问题，其次才是讲人权的问题。”上述村干部咬文嚼字。“可是阿花离家出走，是连生存权都无法保障哎。”乌梅说。
“政府工作涉及那么多重度精神残疾的，我们不可能派一个人一直盯着她。我们发动人去找她了，接回来后是监护人的责任。她的人权首先要由监护人保护，我们政府不可能保证。”他说。
何笛长期在一线城市从事心智障碍青年公益服务和研究。不久前，东部某城市残疾人联合会有意在农村推动居家服务，她受委托去进行课题调研，发现入户走访的12个农村残障家庭都不知道“服务”为何物。对于请人照顾残障家属，或者将其送入托养机构，他们没有任何期待——有2个轻度脑瘫女孩已经在相亲，还有5个重度脑瘫女孩，除了年纪小还没考虑的，家里对她们的未来规划还是嫁人。
“他们从来没被唤起过对服务的需求。”何笛意识到，尤其智力障碍在农村并不“显现”，在文化程度和表达能力上和周围人的差异没有那么大。他们可以做喂牛、割草等简单的劳动，而且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对他们的情绪舒缓也有好处。
“问他爸爸，如果现在有日间服务中心你想不想让他去，他爸爸就会问你，那谁来喂牛呢？而且往往一家几代女性——奶奶、妈妈、姐姐——都是照护者，确实没有服务需求。”何笛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位86岁的奶奶照顾着残障的一家三口——60多岁智力障碍的女儿、她80多岁肢体障碍的老公、还有他们30多岁的自闭症儿子。她自己看上去没有一点焦虑，更让何笛感到“难以形容的悲伤”。
“她觉得，‘我走了就不管那么多了，看他们自己的命了’。最终可以靠政府’兜底’，但等到实在没人照顾了再去’兜底’，社会救助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日常还是需要提供服务为这些家庭增能。”何笛认为，在居住分散的县市农村，社区家庭式服务机构比封闭式托养机构更具成本优势。在家庭没有付费动力的情况下，她建议第一阶段由政府财政和公益筹款结合，让农村家庭免费接受服务。
何笛提到，相较而言，西部欠发达地区对心智障碍的认知和服务水平仍然非常低，项目推进也会更加困难，“那里别说家长组织了，连对脑瘫的疾病认知都没有。”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要扩大适合残疾妇女特殊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重点为生活困难、残疾、重病等妇女群体提供权益保护、生活帮扶、精神抚慰等关爱服务。而根据《2021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有68.8万智力残疾人获得基本康复服务，只有总数的12%。2020年，社区建有康复站的比例不到1/5，特殊区域和村庄不到1/7。
05
成为“心智障碍家长”
乌梅几乎做了能做的一切，尽量去护着阿花。听奶奶说，赵仁曾经招待阿花在家里吃饭，很怕他有侵犯她的坏心眼。没过两天，乌梅就跑去警告了他一番。去年2月初，她在本村村民的微信群里郑重喊话：如果有人再敢唆使妹妹离家出走、做什么坏事、或者伤害到她，她都会追究责任到底。
那时，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仍在风口浪尖。小花梅不就是在第一次以婚姻介绍为名的拐卖之后离家出走，在流浪途中又遭遇第二次拐卖，落入董家最终生了八个孩子么？乌梅在紧追新闻动态为之愤怒之余，很难不联想到妹妹的脆弱处境，一阵后怕。
显然，关于是否“自愿”订亲，阿花的回应是可以被“操纵”的，家人的意见她不敢忤逆。直到乌梅的介入，迅速让天平向另一边倾斜。
回家的第三和第四天，乌梅接连去“前夫”孙家和求婚的李家拜访。孙家有关阿花离家出走的描述，她一一转告给李家母子，他们将信将疑，以为只要不欺负阿花她就不会跑。直到乌梅提到，阿花也有癫痫发病史，有过一次口吐白沫，把家人吓了一跳。李母秀兰才面露难色，开始打退堂鼓。
她特别感谢乌梅告知“真相”，免除他们再次“人财两空”，更连连称赞乌梅，“怎么会有这么伟大的姐姐。”剩下小李在一旁扭捏不语，心里不肯放下，非要带阿花去医院做了检查，他才愿意“认命”两人终究无缘。
“她年纪大了可能知道、不会走了，再生一两个孩子就不怕了。”福辉从不认为，出走是个问题，“婚后是好是坏，谁都说不准，要看她的命了。”
秀兰上门讨要6万多元定金，福辉把装钱的红袋子藏了起来，非要乌梅来付。僵持了一个上午，最后还是妈妈下了“台阶”，拿出了红袋子，只让乌梅补上已经花去的缺口2万多元。福辉仍不肯放过乌梅，一会儿让她赔他16.9万彩礼，一会儿又让她签字立据，如果以后弟弟妹妹超过28岁没有结婚，最高要她赔偿一百万。在他看来，事情闹大了，传遍村里，媒人很可能不敢再上门。
▲秀兰手写了一份“退钱明细单”
妈妈最心疼她，怕她一个人在大城市负担阿花的生活压力太大。
“你想跟姐姐走吗？”
阿花迟疑着答，“乌梅要上班……”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她变得兴奋极了。9月16日，乌梅买好了两人的动车票。趁着福辉回到家前，阿花收拾好行李，小跑出门，和姐姐一起坐上了提前订好的出租车，赶赴火车站。一路上，她瑟缩在副驾的椅背后，生怕有人发现，脸上的笑容却倾泻而出。
乌梅花了很多时间，带着阿花考察广州的心智障碍服务机构。最理想的是一家社区家庭式的托养中心，只需周末接回，但因为没有监护人证明，暂时无法入住。乌梅另外联系了一家自闭症青年职业训练机构作为过渡，价格更高，放学时间也早于她下班，只能拜托老师多照看一下。
她也有意识地在生活中训练阿花。比如，带她吃麦当劳时，让她自己去找服务员沟通“要热水”。她还挤出周末的休息时间，参加心智障碍青年职业培训讲座。她越来越像城市里的“心智障碍家长”，倾尽全力托起亲人的未来。她深知，上班时将阿花关在家里，对她的身心不利；她需要与人社交，也需要更多发展的机会。
大学毕业第二年，乌梅曾入职北京知名的心智障碍公益机构融爱融乐，担任辅导员，主要工作是指导两位学员分别练习扫地和洗碗，“就像带小孩一样，需要非常耐心，否则很容易崩溃。”从这份已离职的工作中收获的专业支持技能，不断被用在阿花身上。
最近，乌梅转发了已故的机构创始人王晓更的纪念视频——去世前，她为自己选择了这样的墓志铭：“心智障碍权利倡导者”，而不是“心智障碍者家长”。这是一条刚刚被先驱者的脚印标记出的道路。
“被退婚”的小李在微信上追着她，喋喋不休地表达“恨”意：“女人终究是要嫁人，除非是没人要”、“你去嫁人了，或许才会明白是自己错了”。
▲小李给乌梅不断发消息，渲泄“被退婚”的恨意
乌梅拉黑了事。带着妹妹，她做好了“孤独终老”的打算。她想做的，也不是让妹妹永远在家庭的庇护下生活，而是在充满支持的环境下，习得就业技能，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
乌梅心里压着的石头，从未真正搬开。回到广州的几周里，她又陷入了熟悉的抑郁；心理咨询太贵，她承担不起。每个月七千工资，交了房租，根本不够妹妹的学费和开销，算上所有积蓄也顶多维持一年。一位遁入佛门的友人知道她的近况，二话不说捐给她2万元，仍是杯水车薪。
▲ 乌梅带阿花离家后，爸爸用妈妈的微信给她发消息“讨债”
想把她往后拽的力量出奇得大。10月6日，第一篇隐去事发地的媒体报道发表后，乡政府随即敏锐地监测到了舆情。乡长连同区妇联、司法局、公安局十几位干部，连夜带上乌梅的舅妈一起奔赴广州。一行人找到她的公司，约她谈话，表达对所反映问题的重视。
两天后，在乡长的督促下，9月16日离家那天乌梅为阿花申请的低保，“通过正常审批流程获批”。又过了几天，他们提出“无障碍改造项目”，说是给妈妈和妹妹都配备了几款小家电。他们还承诺可以协助做司法鉴定（比对嫌犯DNA），不断试图说服她送阿花回家。但乌梅陷入左右为难，既想为妹妹讨回公道，又担心启动性侵调查可能泄露隐私、造成二次伤害。
她仿佛又回到了2017年春天，满世界寻找妹妹的交叉路口，咬着牙行进在逆风里。
不同的是，现在阿花就在她身边。刚到广州的第二天，在外吃完饭，乌梅招呼她，“我们现在回去。”阿花一时感到疑惑，“回哪个家？”随即她笃定地说：
“我不会再回去。”
（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如果你想给“花梅”姐妹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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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士如何理解和帮助
“出走”的心智障碍者？
“心智障碍者走失很常见，几乎每个服务机构都遇到过。”长期从事心智障碍青年公益服务和研究的何笛在工作中接触过不少相关个案，她认识的一位学员就曾“花式损坏”从残联申领的辅具定位器，比如扔到汤里、用牙咬碎、或者套在猫狗身上等等，“他可能都不一定意识到那是个定位器，只是觉得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多一个东西。”
在她看来，心智障碍者走失的诱因多种多样。通常类似普通儿童，他们也会被某些旋转或闪烁的东西吸引，但因为安全意识和社会关系的感知能力较弱，不太会意识到独自走开的行为会让家长担心。
还有一类更接近自闭症人群特有的情绪性行为，“擅自外出行为受特定情境触发，是他表达某种需求的方式。”何笛曾在街头偶遇一位有典型自闭症症状的小伙子，帮助他回到家。事后了解到，这两天一直照顾他的妈妈刚好出差了，而爸爸待他较为严格。
何笛见到他时，他正站在马路边缘捂着耳朵连连鞠躬。何笛识别出，这是“求助信号”，于是陪伴他绕行了四五公里路，建立起信任感后，再询问他“想不想打电话给谁”。他这才拨打了妈妈的电话。
何笛认为，走失不等于“离家出走”，这背后可能是心智障碍者的某些需求没有被满足，要花上一段时间去摸排和理解，“很可能真正的原因跟我们猜测的都不同。但凡找到原因，就能缓解，或者适当接纳，避免行为继续升级。”
出走也可能帮他们达成了某些目的，比如获取家人关注，令他们误将出走当作解决问题的办法。“单纯讲一遍道理没用，需要不断摸索有效的方法，反复练习，帮助他理解出走的真正后果，用良好的行为习惯去替代。”
何笛在一线城市的工作中观察到，接受机构服务的心智障碍女生们，在家庭中接受的安全教育和性教育，要远好过男生。她们的独立出行能力也被训练得更好，大部分会看地图导航，有的家长还会在出行日之前多次陪女儿“演练”行走路线，或者当天在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分别安排好接送者。
相对而言，男生家长则呈现出两极化，要么坚持全程陪送，要么特别“心大”地告诉孩子，听到某个“报站声”就下车，要是走丢了再给家人打电话。“但这里可能存在‘幸存者偏差’，认知功能不足的女孩，家长可能根本就不让她出门。”何笛说，当心智障碍女生面临更高的性别暴力风险时，男生在路上的风险，可能更多是由于出现情绪性行为，被误以为有暴力倾向而受到管控。
她特别指出，业界认定的自闭症情绪性行为，以男生的表现为基准，但女生的表现有所不同。“男生会尖叫、拍手，女生较少表现出爆发性，更多是躯体症状，比如蹲到一边，发抖、出汗，其实是她焦虑、害怕或者觉得环境太吵的反应。”在她看来，这可能是自闭症患病率男女性别比4：1的原因，女生更容易被“漏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