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仇春霞的《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本书围绕120余封宋代士大夫之间的往来私信，结合史料重新解读这些孤立的历史碎片，将书信中所涉的人、事、物及背后的故事巧妙地糅合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从战场、为官、治学、人情、生死五大方面剖析宋代文人的社会关系、政治倾向、内心情感和才华品级，最后还原出一幅在宋代历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图。同时，作者从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情绪饱满的笔迹里，“破译”其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以及蕴藏在每个文人身上独特的个性。
尽管“宋史热”持续数年，专业研究者和业余写手均有大量著作面世，但是，仇春霞的写作仍然独特而丰富。古典文学的底蕴和艺术理论的造诣，使得本书既有古代文化知识的底蕴，也有历史事件的梳理和叙述；既有政治风云的波谲云诡，亦有个人命运的起落沉浮。而仇春霞对书中人物各种关系的追溯，更是抓住了庞杂历史信息的脉络，使得她笔下的历史图景更加丰富多姿。
仇春霞，北京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西南大学古典文学硕士，中国工笔画学会青年艺委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有《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新疆美术理论（1949—2009）》；编著有《画论备要》《书论备要》等。专注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与传播，有手工作品“缠是一枝花”系列新古典文艺插花灯。
记者：《千面宋人》里面写到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名人，并展示了他们的作品。如果从艺术角度出发，你最喜欢谁的作品，原因何在？
仇春霞：从艺术角度来说，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蔡襄的书法都各有特色，比如苏轼的书法是可以与文学结合起来欣赏的，黄庭坚的书法是可以与“艺理”结合起来欣赏的，蔡襄的书法是可以与人情结合起来欣赏的，米芾的书法就展现了相对纯粹的点画和线条艺术。而且每位艺术家也都有顶极代表作，很难让人做出取舍。
但如果一定要做个选择的话，我还是选米芾的行书吧。米芾的行书让人想起金庸笔下的周伯通，周伯通研究出了一套左右互博术，他的一招一式都合于法度，又出神入化而不雕琢。米芾的书法也是一样，光在那里欣赏，就可以静静地度过一天的美好时光。
记者：历史学者赵冬梅曾经对宋代人物表现过不加掩饰的喜爱，比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等。《千面宋人》是从书信揭示宋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各个方面，在你看来，你笔下的这些宋人，有哪些特点比较独特和鲜明（在其他朝代的人身上不明显或缺乏）？
仇春霞：在说到宋代的时候，我还是偏向于将宋代分成北宋和南宋来讲，因为南宋和北宋的区别还是挺大的。我们很多作者都会容易偏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其实人无完人，尤其是当我从微观宋史的角度去观看宋代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更立体的宋人。我们喜欢他，主要还是他在某一方面超过常人，而不是说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在我看来，宋代士人最大的特点是自信、有个性，这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有关。
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宋朝给了他的子民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宋朝扩大了科举考试规模，他们可以从青少年时期考到白发苍苍，寒门之子从而有了改变身份地位的机会。北宋很多大臣都出身寒微，比如范仲淹、杜衍、欧阳修等等，都是从小丧父，小时候家庭都不富裕，蔡襄则是农民家的孩子。但是他们一朝成名而为天下知，并登上朝堂参与国家大事，他们靠考学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其次是士大夫集团有权制约北宋皇权，这意味着北宋士人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上与皇帝拥有平等的决策权。比如说宋神宗和王安石想要破格任免一位名叫李定的小官进御史台，神宗发了好多次任免书，都被时任知制诰的苏颂退回来了，因为知制诰有权拒绝皇帝不合理的任免，这一点在明清两朝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北宋商贸比较发达，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存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国家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和文化发展也比较繁荣，从而决定了北宋士人在精神面貌上比较自信、阳光，行动上敢作敢为。比如说，北宋士人多数都有敢于点评朝政的特点，这是因为北宋极少有“文字狱”，台谏官甚至只凭“风闻”就可以弹劾他认为有问题的官员，即使台谏官被质问拿证据，台谏官也可以拒绝给出消息来源。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范仲淹、苏轼等人写给皇帝的“万言书”，也看到了有些官员因为写了第一道奏章没得到回复，会连上多道的行为。
另外，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条件好一点的，会玩的，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日子过得非常滋润。条件差一点的，或者说不擅长娱乐的、没时间娱乐的，也都有可以忙的事情。比如政治家范仲淹就是一名古琴家、文学家，他在陕西领兵打仗的空隙，还研究出了一套《渔家傲》词牌，发挥了他在音乐与文学方面的特长，填了一组《渔家傲》，其中的《秋思》还是中学必学词之一。欧阳修的业余时间除了写诗词，就是收集古代史料，这使他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光是位史学大编辑，不好娱乐的他，闲时就是搜扒史料，给皇帝编《资治通鉴》。蔡襄的业余时间就是研究书法和茶道。
在北宋人丰富的诗词世界里，我们很少看到像唐代孟郊、贾岛、李贺那样穷苦寒瘦的意象。比如说苏轼，他在黄州和岭南都写过很多人生痛苦的诗词，可是，我们读到的是他个人的痛苦，而不是像杜甫诗那样，饱含了沉重的家国之痛。另外，苏轼的痛中有一种超然之气，它有自动治愈的功能，这一点在其他朝代的诗词中很少见。黄庭坚被贬重庆山区后，也写过表示痛苦的诗文，但是他很快就在当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学习、研究诗文书法，日子渐渐过得丰盈起来。
就是说，从国家大环境到个人小环境，都给了宋代士人释放个性的窗口，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性格各异但令我们喜爱的宋人。
记者：《千面宋人》有好几处都提到，宋仁宗赵祯比较忌讳“朋党”，好几次有人以此攻击政敌，他就会有所动作，其后果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看了后面的参考文献，这似乎是你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领悟到的。那么，在你看来，赵祯几次处理“朋党”的主要逻辑和想法是什么？
仇春霞：这虽然是个老问题，但很有意思，也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它可以换几个角度来观照这个问题，比如，为什么宋仁宗时期的宋夏战争打到最后，一直打胜仗的西夏主动缴械投降了？庆历新政为什么说停就停了？这些问题虽然无法用简短的语言来说清楚，但归根结底，还在于皇帝如何管理好自己的人才队伍。
在宋仁宗看来，手下人拉帮结派、争权夺利是无法容忍的，它带来的危害不只是皇位的安全，还有国家安全，所以他要制衡权臣之间的关系。如何制衡？这是个非常需要智慧的技术活。比如宋夏战争期间，前线形势非常危急，仁宗组建了一个将官团，总指挥是夏竦，副手是范仲淹和韩琦。这个三角关系就安排得非常有意思，说明宋仁宗对自己手下人的特点摸得非常准。夏竦人品和口碑不好，也没什么能耐，按理说，不应该把他派过去。可是仁宗皇帝要的似乎就是夏辣的没能耐，而只是需要他坐在那个位置上来制约两名副手。范仲淹有能力，办事很稳重，可他却是被扣过“朋党”帽子的，仁宗的小本本上是记了范仲淹名字的。韩琦知道仁宗很介意“朋党”，就在推荐范仲淹上前线时对天发誓，称自己跟范仲淹没有任何“朋党”关系，要是被查出来有，那随便皇帝怎么处置。既然范仲淹跟韩琦没有“朋党”关系，也决不可能与夏竦有“朋党”关系，现在前线又急需有能耐的人，仁宗皇帝当然是点头答应了。夏竦到了前线后，过了一段“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日子，他放手让范仲淹和韩琦去干，一旦他们有争执，夏竦就把皮球抛到仁宗皇帝那里。范仲淹和韩琦都在重大的国家安全事件面前很谨慎，所以战略思路越来越清晰，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西夏主动求和了。
后来在庆历新政期间，仁宗选用了德高望重的范仲淹当先锋。范仲淹对如何改革早就有全盘计划，但他知道前路难行，需要从长计议。他被仁宗赶着匆匆忙忙启动了改革程序，结果改革果真遭遇了重大阻力。在大规模的人事任免程序启动后，当有人以“党朋”之罪再次构陷范仲淹的时候，他并没有固执地继续前行，而是及时止损，很快退出了权力中心，他太了解仁宗皇帝了。范仲淹的退出，不但使朝廷免于一场大规模的内斗，也保全了自己。
总体来讲，在宋仁宗的逻辑中，人事人事，先有人，后有事。把人管好了，事情就好办了。所以，我们在仁宗朝看不到残酷的党争。
记者：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你是做艺术研究的，本书又写到了很多宋朝的文化名人，从你的专业角度出发，你是否赞同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理由何在？
仇春霞：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论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它是有传世实物可以支撑的。比如说毛笔，它在北宋就出现了一次划时代的革新。
在宋代以前，毛笔的构成中，笔芯是很重要的部件，它的原料主要是纸或麻布，功能是使笔锋更挺健。但是由于好的笔芯对原材料和工艺要求高，价格就贵。随着读书人增多，市场极需要好用又便宜的毛笔，所以制笔人在北宋中期开始了一场技术革新。在这场革新中，有一位名叫诸葛高的笔工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建立了很深的联系，他会根据文人提出的建议去改进毛笔的制作，比如大诗人梅尧臣就建议他用老鼠的胡须、飞鼠的尾巴等作为笔芯的原材料。去宣州担任知州的杜君懿还亲自去诸葛高家一起研究如何制作出好用的毛笔。所以诸葛高研制出来的毛笔软硬适中，深得文人喜欢。这种去掉笔芯的毛笔，在当时有个名字，叫“散卓”笔。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毛笔，基本上都是无芯的散卓笔。
再比如绘画，它在宋代也迎来了新的高峰。宋代绘画虽然继承的是晚唐五代的余续，但时代背景不一样，也给绘画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血液。比如说，全境的统一，促进了各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流。绘画成为介绍新鲜事物的一个方式，所以宋代出现了一些之前并不常见的绘画题材。比如荔枝，它主要生长于福建、两广、四川、贵州等部分地区。古代交通慢，外地人很难看到新鲜荔枝。那如何才能直观地了解新鲜荔枝的模样呢？绘画自然是首选。北宋著名的书法家蔡襄，他的家乡是福建，他见福建之外的人见到的基本上都是干荔枝，并不知道新鲜荔枝是什么模样，更别说新鲜荔枝的味道了，他就特地请画家画了很多新鲜荔枝图。虽然蔡襄所定制的荔枝图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看现在宋画中的果蔬图，在观照自然方面做到了精深入微，我们能够从一张小画里就能看到一个小宇宙。这也是宋画之所以矗立于绘画史巅峰的原因之一。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知，宋代艺术发展到新高度，其中的原因，既与工匠的敬业精神有关，也与文人的深度参与有关。
记者：《千面宋人》写到了北宋四大书法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此外，蔡京兄弟、赵佶、赵构等人的书法造诣都很高。我感觉，宋代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似乎在其他朝代很少见，那么，宋人为何如此重视书法？书法卓越是否给一些文化人带来了好处？
仇春霞：写好一笔字，是读书人综合修养中的一个内容，应该说这是不分朝代的。宋代书法家偏多，也主要是集中在北宋中期，以苏、黄、米、蔡为代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应该还是与当时的文化艺术氛围有直接关系。比如说，到北宋中期，国家图书馆里收藏的书法作品越来越丰富，一些大臣有机会看到前代大量精品。比如范仲淹、黄庭坚等等，他们都做过图书管理员，有机会看到好东西。私人收藏家此时也愿意拿出珍藏的书法精品跟人分享。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一个大收藏家，苏轼就在父辈们的字画收藏交流中看到了很多精品，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审美水平。也是他，跟米芾说，学书法要从晋人入手。另一方面，虽然每个人一开始学书的途径不一样，但在成年时期，都遇到了非常好的引路人。比如蔡襄20多岁在洛阳工作时，他的三位领导都非常称赞他的书法，其中两位领导范雍、宋绶本人都是当时有影响力的书法家。范雍在去陕西工作时，曾发现了废弃的《化度寺碑》，宋绶则开启了蔡襄的文房收藏之旅。米芾也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见到了真正的晋人书法，他因此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宝晋斋”。
写得一手好书法无疑对本人是有帮助的，因为在什么都需要用手笔书写的年代，谁都希望自己拿出去的东西很体面，很高级。所以，在浅层次的功能上，可以帮助有需求的人誊抄文章。比如欧阳修每次写出好诗文，都会请蔡襄帮助誊抄。一些名臣的重要家属去世了，也会求蔡襄写墓志铭。蔡襄就给宋太宗的外孙李端愿的几位亲人写过墓志铭，也帮宰相富弼的母亲写过墓志铭。在更高一些层次上，好书法是审美对象，更是文化人渴望的东西。黄庭坚的书法在当时就受到很多人的喜欢，有些皇室成员为了得到他的书法，就拿黄庭坚喜欢的好香跟他交换。
当然，成为杰出书法家也是需要天分的，天分不到位，即使客观条件再好，也无济于事。
《千面宋人: 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
作者: 仇春霞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3月
记者：本书写到了苏东坡向表兄文同求画的事，但412**页揭示，文同“很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当画家看待。在宋代，画家的地位跟工匠杂役差不多，可偏偏在很多人眼中，文同最擅长的就是画墨竹，这让他很恼火。”这段描述更新了我以往的认知，既然书法家的地位很高，那么画家的地位为何那么低？另外，这是否意味着一个纯粹的画家，很难完全凭借画技而过上较好的生活？**
仇春霞：古代画家地位低于书法家，这是历史传统，并非到了北宋才这样。这大概是因为在读书人的世界里，拿毛笔所写的东西，多半是古代经典，比如《诗经》《论语》《尚书》《左传》等等，而参加工作后，所写的东西主要是诗文词赋和工作文书，它们都是严肃而庄重的东西。而画工所做的工作，就跟杂役一样。其实，这是对绘画的认识不够，真正优秀的绘画作品，与诗文词赋一样，都是艺术品，是需要天分、修养与勤奋的。
在宋代，纯粹的画家能否凭借画技而过上较好的生活，也要看具体情况来定。比如，肖像画和佛画有相对稳定的需求。而装饰和把玩类的绘画，不确定因素大一点。我个人感觉，当画作成为一件商品后，是否卖得好，除了与画家的绘画水平有关之外，还跟画家的社交能力有一定的关系。
记者：《千面宋人》多处写到了历史文化名人之间笔墨纸砚以及艺术品交换的事，像书法家蔡襄手下别人的东西却不肯出让自己的物品，而是写封信作为回馈；苏轼顺走了米芾的紫金砚，又被米芾要了回来。按理说，宋代文化发达，应该有一个相应的文化用品市场，究竟是这些物质很稀缺，还是流通不畅，才导致这些人相互之间物物互易？
仇春霞：古代制作文房用品的工匠，多数都是家传，或者是外来的徒弟进入师父的圈子，所以文房的流通渠道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至于交易方式，则比较灵活，有的出钱，有的以物易物，依情况来定。不过，很多收藏家其实是可流通的货币少，而藏品多，遇上喜欢的好东西，往往是钱不够，或者是不好用钱来衡量，就只好拿自己的藏品跟人换，米芾就是代表人物。
记者：此前有宋史学者指出，宋代皇帝依“祖宗之法”，有意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对文人士大夫比较宽厚。
《千面宋人》163**页显示，御史唐介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呵斥宰相文彦博私下联络后宫，并赢得了“真御史”的美名，后来还升了官，他的侄子唐埛后来效仿，上朝时当众攻击宰相王安石，被宋神宗赵顼贬到了广东。此外，书中多处写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虽然每次都引发了政治动荡，官员贬谪，但少有人因此丧命。这些事例似可说明，北宋的政治风气比较宽容和开放，那么，这是否也是宋代文化艺术繁荣昌盛、人物个性养成和行事特征的一大因素？**
仇春霞：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因为政治风气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命运，从而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化艺术的发展。不过，就我目前所拥有的知识广度和深度来说，我感觉漫长的宋代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它的政治风气和文化艺术发展状况。古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方法，他们会对政治风气产生直接影响。另外，个人的执政能力也会影响到政治风气。
不过，从整体上来讲，整个北宋时期，宋英宗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的四位皇帝在任期间，政治风气相对比较清明，大臣们也都比较儒雅，懂得进退，不互相内耗。所以当唐介指控文彦博犯错之后，文彦博主动降职。但是自英宗开始，尤其是到哲宗的元佑时期，政治风气其实是不太好的。当时并不特别限制言论自由，由官方发出的“文字狱”也并不多。可是官员之间的党争十分激烈，官员之间互相撕裂，笔头刀光剑影，动不动给人扣帽子，骂得狗血淋头，可以说是斯文扫地。唐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就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对王安石及其新法反戈一击，给王安石列了60条罪状。发生这种事，不禁让我们深思，从仁宗到哲宗这二十年间，到底是什么东西令官员们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但是元佑时期的文艺创作却达到了北宋的高峰期，我感觉不能将功劳完全归结于元佑时期的某些客观因素，相反，应该归结于之前长时期的孵化。当然，文艺兴盛与天才云集也是有关系的。
记者：《千面宋人》写到了武人岳飞、刘錡、狄青等人，但他们的际遇都不好，除了宋代的“重文轻武”，还有别的原因吗？
仇春霞：“重文轻武”是一个重要原因，狄青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官拜枢密使后，欧阳修在仁宗至和三年（1054）写了一封《论狄青劄子》给仁宗皇帝，里有这样一段话：
臣窍见枢宻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陜右，已著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宻，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谓不便，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推其所因，盖由军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乐其同类见其进用。
又说“小人不能成事，而能为患者多矣”。欧阳修的逻辑推理很通顺，但他的根本立意点是有问题的。但就有一帮人是赞同他的，所以狄青很快就被罢免了枢密使，并且被下放到外地去了。
其实狄青只是出身不好，范仲淹在宋夏战场上发现他的才能后，送了一本《左氏春秋》给他，他就经常读书，他属于后天学习者。他能坐到枢密使位子上，完全是靠他的本事与觉悟能力，以及仁宗皇帝的眷顾。另外就是，作为武将，狄青生而逢时，宋夏战争和广西平叛给了他扬名立万的机会。要在平安时期，像狄青这种没有任何身份背景的人，是不可能青史留名的。
但不能用“重文轻武”概括整个宋代。岳飞和刘锜属于在南宋出名的人物，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太多“重文轻武”的资本了。能有人打就不错了，哪敢多挑。宋高宗赵构要是麾下还有可选的人才，也不至于对武将低声下气，被金兵一路追杀。岳飞和刘錡的命运撑控在赵构手上，那是岳飞和刘錡另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另外要补充的是，刘錡的父亲是武将，但刘錡本人一开始走的是文官之路，他还考了进士，只是时势造英雄，他的武将家学将他推上了战场。岳飞也不是一名莽夫，传世《满江红》的激情与顿挫，那也是一般文人学不来的。
所以，武将命运也要结合具体情形来分析。
记者：以前有一种说法，意思是逆境和贫穷可以磨练人成才。但《千面宋人》写到了很多家族，比如苏洵、苏轼、苏辙；唐介、唐埛；张得象、章楶、章惇等等。比如，苏洵父亲苏序是地主乡绅，他有钱供儿子读书，大儿子苏澹、苏涣先后考中进士，小儿子苏洵屡试不第，但他的文化素养很高，培养出了自己的儿子苏轼、苏辙。这些可以说明，足够的经济保障和文化资源更有利于培养出苏轼这样的文化大家，综合你在书中涉及的历史文化名人家族及其成长，你怎么看？
仇春霞：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比较独特的存在。从个人成就上来讲，他不算是学者，因为他没有专门治哪一门学问。他虽然也有一部易学方面的著作，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是在完成他父亲苏洵的遗愿。至于其他方面的学问，虽然他涉猎很广，但都没有专业著作。但是他博通经史，所学庞杂，最后都内化为他自己的东西，并且以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的方式被表达出来。所以他的作品中既有艺术的超脱和浪漫，又有令人深思和感怀的哲理性。
如果说一个人能否成为艺术家，与天分有很大关系。那一个人在文化上的成就就与成长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苏轼得感谢他的父亲苏洵。
苏洵是一位杂家，他对儒家经典有深入研究，对易学很痴迷，深信佛学，爱好文学。另外，他还是一位资深收藏家，为了收藏，苏洵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大宋，苏轼就说开封城里没有几个人的收藏超过他父亲苏洵的。苏洵的收藏不局限于书法、绘画，还包括一切他认为有文化价值的东西。而值得收藏的器物，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媒介。苏洵的收藏无形中滋养了苏轼的文化修养，苏轼工作后，还经常买藏品送给老父亲。
当然，苏洵的因素并不是苏轼文化修养形成的唯一原因，要不然，苏辙也应该与苏轼并驾齐驱才对，然而并没有，这说明，苏轼之所以成为一名特殊的文化大家，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资源只是起了客观保障作用，天赋奇才不可忽视。
记者：《千面宋人》写到了金国暴君完颜亮，看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关于他的故事：据说他听到了柳永的词《望海潮·东南形胜》，里面的句子“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因而决意南侵。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可疑，但似乎可以说明，即便如完颜亮这样的金国暴君，也对宋朝的文化艺术倾慕不已，从你接触的历史资料(包括你对新疆艺术的研究)来看，这种情况在宋朝周边国家是否普遍？
仇春霞：总的来讲。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倾慕，它有前提，就是文化认同。宋朝周边国家有不少人懂汉语，还能创作文学艺术，说明他们对宋朝的文学艺术是很懂的，对宋朝的高雅文艺是深为认同的。在《千面宋人》第43页有《宋辽谈判与蔡京的痔疾》，里面讲到辽国副使李俨因出差太久而思归，他看到盘中的杏子，很有感慨地说：“来未花开，如今多幸（杏）”，这说明李俨是专业训练过如何作诗的。另外。在《千面宋人》第90页《一位有政治觉悟的思想家》就提到，范仲淹因为“百官图”事件而被仁宗皇帝和宰相吕夷简贬往江西饶州，余靖、欧阳修、尹洙就声援范仲淹，吕夷简把这四个人都贬了。著名书法家蔡襄提笔写了《四贤一不肖》诗共同声援，不肖就是指高若讷。蔡襄诗好，书法好，写的内容又与重大时事有关，辽国人就把蔡襄的诗张贴到醒目位置，反复吟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这必定是有不少人懂得中原文化，不然看都看不懂，怎么能起到传播效果呢，何况这篇东西还长达一千多字。至于后来的苏轼，周边国家仰慕他就太正常了。但是，完颜亮与柳永词的故事却又与单纯的文化艺术没有太多关系。柳永的《望海潮》是这么写的：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这首词应该是在完颜亮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大宋版图之外的人听过了，可是完颜亮听到这首词后关注点不是宋词水平有多高，而是萌生了抢劫的贪念。
其实，像完颜亮那样对着南方吞口水的人物还大有人在，只是有人有胆子来抢，有人没胆子抢而已，比完颜亮早119年的李元昊就是那种敢来抢的人。他们的行径证明了以前的西戎、北狄、东夷，他们仰慕的是中原大国的物质文明，以及许多实用性很强的文化，比如耕种、手工艺、医学技艺等等。
完颜亮是金国皇帝，史书上说他天姿极高，极度崇尚汉文化。完颜亮喜欢与懂中原文化人交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现象。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大宋皇帝会不会对契丹文化感兴趣，会不会与契丹文化精英深度交往？当然不会，在大宋皇帝的意识里，只有万邦来朝，俯首称臣，把你们的好东西都献给我，在朝延上见你们一面都是极大恩赐了，我怎么可能跟你们“蛮人”交往！大臣们也不允许随便学“蛮族”文化，在《千面宋人》第24页有一篇《没有无数个余靖，哪有北宋文人的风雅》，文中就提到余靖在出使辽国时，因为学习契丹语而被处罚。可是，相反，周边有些少数民族却没有停止向中原学习。比如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他在准备攻宋之前做足了功夫，他利用小规模的抢劫，亲自勘查宋夏边境的情况。重金收买精通汉文化的各类人物，帮他打造武器，训练军队。还花重金收买边境上的酋长。等他做足准备后，就给自己戴了一顶跟仁宗皇帝一样的帽子，将抢劫升级为两国战争。宋夏战争打起来后，宋朝连西夏有多少兵力，使用什么武器都不清楚，人家已经悄悄训练出人数达十几万的大军团随时可供调遣。大宋还以为人家还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仗打了两年，大宋想要集结大军一举灭了西夏老巢。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可是连带路的人都要找十分不可靠的当地番族人。要不是宋夏边境天然地势帮助了大宋，西夏早就把陕西打穿了。
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也要随时关注周边看似还比较弱小国家的文化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