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哈玛斯极端手段乃是一种精明的算计：那些外部支持不在乎也不想要了，而更依赖于不同的逻辑——激进化、支援基础狭窄化，但动员能力随之强化。（美联社）
巴以冲突仍然硝烟弥漫，但可想而知，结果是没有悬念的：当以色列从遭受突袭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哈马斯将会被击败、追杀并重创。当然，很多人会为此欢呼，但是等等，那哈马斯为什么要发动这么一次袭击？仅仅是一群恐怖分子心血来潮的一场非理性发洩吗？
多少年来，这个遥远的角落反反复複上演的都是这样的剧码，当下似乎也不过是“又一场冲突”，但你想想就知道，哈马斯几乎不可能没料到这会招致严厉报复，且极有可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却还是做了。也就是说，看上去非理性的“野蛮”行径，背后极有可能是精明的理性计算。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暂时撇开意识形态说辞的浮油，而去还原双方行为背后的政治算盘。
有一点首先值得注意：这次哈马斯最初攻击所对准的，是和平音乐节上的各国年轻人，他们满怀善意而来，甚至更倾向巴勒斯坦人民，希望以色列能解除对加沙的封锁。令世人震惊的是，结果却是他们的尸体被装在皮卡车上游街示众。
这普遍被用以证明恐怖袭击的“反文明”特质，当然还有绥靖之不可取。然而发动袭击者可能“恶”，却不一定“蠢”，不可能没料到这会招致反感。没错，那些是热爱和平的各国年轻人，但正因此，他们是极好的下手目标：没有防备、足够引发世界性的轰动效应，以及让以色列丢脸，显示自己能造成多大破坏。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和沙乌地阿拉伯的建交和谈正在进行，已经到了快握手、签字的阶段，这对双方有著极为重大的意义，也是1948年以来中东地缘政治的一大变动，更证明了纳坦雅胡一贯的主张：即便没有与巴勒斯坦人的全面和平，与阿拉伯世界的和平建交也是可能的。然而可想而知，这对哈马斯却极为不利。
此时哈马斯突然出手，以色列不可能不严厉回应，而这么一来，沙乌地阿拉伯再想站在以色列一边可就尴尬了。以色列也陷入两难：退让克制只会显得无能，但一旦报复过度，和沙特的和谈协议很可能无限期推迟，连带2020年跟阿联酋、巴林等海湾相对温和国家的关係正常化都可能发生动摇。
哈马斯突然出手，以色列不可能不严厉回应，而这么一来，沙乌地阿拉伯再想站在以色列一边可就尴尬了，以色列也将陷入两难。（美联社）
很多人会说，以色列为西岸、加沙都带来了不少工作机会，和平对谁都有利，但恰恰因此，和平将侵蚀哈马斯的支持基础，使它变得和法塔赫难以区分，说不定还难以与之竞争。
然而，现在的激进做法，却可能让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不得不支持哈马斯——以色列报复得越猛烈，就越有可能如此。这些年确实连很多加沙人都对哈马斯有所不满，但问题是面对以色列的报复，你自己的生活也大受影响，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别无选择了。
哈马斯是会付出代价，但以色列报复必将引发阿拉伯世界的舆论的反弹，本来这些国家的民众就对政商两界的上层人物推动的与以色列正常化非常不满了。《纽约时报》日前一篇报导的标题就已足够说明问题：“随著加沙战争爆发，整个中东地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援激增。”
他们难道没看到哈马斯的做法有多残酷吗？有的人同情的是巴勒斯坦人民，但在更多人眼裡，以色列的存在本身就没有合法性，因而採取任何手段与之对抗都是正当的。这样一来，哈马斯虽然付出代价，但却可能赢得更多支持。
没错，残酷的做法是会丧失重要的外部支持，然而从哈马斯的角度来说，阿拉法特当年倒是经常被各国视为座上宾，但他到头来换来的“和平”又意味著什么？
从这一意义上说，极端手段乃是一种精明的算计：那些外部支持不在乎也不想要了，而更依赖于不同的逻辑——激进化、支援基础狭窄化，但动员能力随之强化。
当然，这个道理以色列也懂。虽然它在初期的应对失措是有点丢脸，但现在纳坦雅胡总理显然正巧妙地把危机转化为一次全民团结、争取国际上广泛支持和同情的一次机会。
实际上，双方的激进派都明白，一个敌人的存在，对己方是有利的。哈马斯不至于天真到以为凭自己就能摧毁以色列，而对以色列来说，不时敲打一下哈马斯，也有助于这个陷入“多元停滞”的国家恢复团结，为社会上的一切共同焦虑和恐惧提供了焦点，也赋予了人们一个共同目标：先击败敌人再说。想想就知道，这种紧急事态当然可以方便干很多事。
近些年来，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政治生活中更趋活跃，强调以色列只是犹太人的国家，不愿妥协换取中东和平，进而推动国家向右转。
2018年7月以色列议会以62票赞成、55票反对、2票弃权，勉强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案，规定以色列的“自决权”只属于犹太人，而将20%多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排除在外。这曾引发激烈争议，但当以色列遭受攻击时，它的“犹太国家”认同几乎肯定会得到强化。
巴以冲突向来是一个死结，但近年来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新的不祥之兆：随著双方都在激进化，和平已变得不再受欢迎，一方对自身认同的固化，就会开启一个相互强化的连锁反应，因为越是强调“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对立，越是把对方妖魔化，和平共处的温和派空间就越狭小。
欧巴马当政时，美国还敦促以色列和邻国和好，但现在，拜登总统毫不含糊地说，以色列正在与“极端邪恶”做斗争，“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表明：我们与以色列站在一起”，他说，如果美国处于以色列的位置，美国的反应将是“迅速、坚决和毁灭性的”。
这种打击本身，当然也可能会被哈马斯所利用来争取支持，但反过来，哈马斯的袭击本身，对以色列来说同样是一份送上门来的礼物。在这些方面，这对死敌互为镜像：虽然咬牙切齿说要消灭对方，但其实都深知对方对自己很有用。
冷战时代，美苏两强在我们这个拥挤的小小星球上的殊死搏斗，曾被奥本海默比喻为“瓶中的两隻蝎子”——实际上，对中东这个角落裡的巴以双方来说，可能更为恰当。在这个狭小的角落裡，它们随时都想给对手致命一击，而那个对手和自己却如此相似。
阿拉法特的密友阿布•阿拉曾说：“我们已经瞭解到，将你们拒之门外将不会带给我们自由。而且你们也已经知道，控制我们也不会带给你们安全。我们必须肩并肩地在和平、平等和合作中生活。”
现在读这样的话，简直像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它还有可能实现吗？那个死结能否打开，或许取决于人们什么时候真正瞭解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