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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中国政府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数据：在16岁至24岁的中国公民中，城镇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1.3%。随后，政府迅速决定暂停公布城镇青年失业率。目前的数据已经糟糕透顶，与“阿拉伯之春”前夕整个中东地区的青年失业率大致相同。中国共产党深知，大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失业青年群体有能力挑战其权威。毕竟，中共本身也是这样诞生的。几十年来，党国的执政合法性依赖于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这些目标都已岌岌可危。老态龙钟的领导层没有通过创造新岗位和新机遇来满足青年不满的需求，而是将专制镇压层层加码，作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

这不是中共首次面临城市失业问题的困境。70多年来，这一顽疾曾反复出现，但要么通过政治镇压得到遏制，要么通过利好经济的发展得以缓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纷纷离开破败的乡村，到大城市寻找工作。为了限制这样的人口迁移，中共出台新规，阻止公民在登记居住地以外的地方获得社会服务。少了农村求职者的竞争，城市居民的就业也能得到更多保障。

到上世纪50、60年代，经济和人口结构受到的新冲击再次增加了青年失业的威胁。由于“大跃进”的灾难，加上失去了苏联援助，中国经济步履蹒跚，而属于中国城镇婴儿潮的一代人即将毕业进入不断恶化的就业市场。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选择性地引导这些青年，但他们最终造成了太过严重的动荡，以至于毛泽东改变了路线，在全国开展“下乡”运动，迫使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到农村种田。

上世纪90年代末，曾是毛时代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在市场改革浪潮中经历了大规模下岗，再次威胁到城镇就业。亚洲金融危机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中国东北的萧条工业城市出现了国企下岗员工和退休人员的抗议活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了大量外资和工作岗位，从而挽救了局面。

如今，中国再次走入这个循环，政府不出意外地以压制作为应对方法。这一次，党似乎没有政策牌可打了，随着繁荣期的终结，中国摆脱经济困境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自2010年代之初，中国的GDP增长明显放缓，疫情封锁后的经济反弹也未达预期。与此同时，不断扩张的高等教育体系正在向社会输送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过去那种枯燥的工厂职业已经无法满足他们。

许多应届生转而到快速增长的科技、房地产和教辅行业求职。但自2021年以来，中国政府对这三个行业进行了打击，以遏制习近平所说的“资本无序扩张”。去年，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裁掉了1万多名员工。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碧桂园裁员超3万。一家业内顶级的教育公司在2021年裁员6万人。

政府也在采用老一套的做法。早在2018年，习近平就号召开展送城市青年下乡活动，每隔几年就再次发出呼吁。即使城市青年真的有兴趣响应这一号召，那里也不是他们父母年轻时的农村了：可耕地一直在减少。

如果政府不刺激家庭消费或放松对中国私营部门的控制，那么城市的高失业率——还有年轻人的不满——将会持续下去。近年来，许多幻想破灭的中国年轻人加入了一场名为“躺平”的反工作运动，以偷懒当作无声的反抗。一位研究这一运动的北京大学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把那些自愿“躺平”的人计算在内，几乎一半的中国年轻人可能没有工作。

诸如此类的问题让人猜测共产党的控制正受到威胁，但这种猜测还为时过早。从帝制时代晚期到今天，零星的抗议很少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构成实质性挑战；抗议者的要求往往是针对当地官员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当幻想破灭的知识分子将孤立的抗议活动联合起来，形成有组织的运动，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制度时，抗议活动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而共产主义活动者在20世纪初正是这样做的。

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威胁。意识到这些动态后，中共严厉打击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女权主义者、LGBTQ活动人士，甚至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遭到了逮捕，或者组织被解散。面部识别、广泛使用的安全摄像头和手机追踪等新技术让政府有了更大的能力来监控个人的行动和想法。这种极权主义的转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与朝鲜相提并论。从中共的历史来看，很明显，这些行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遏制经济恶化带来的政治后果。

缅甸、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经济窘迫的专制政府都曾残酷镇压过大规模抗议活动。过去十年中一心一意完善镇压基础设施的习近平政权没有什么理由不做同样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似乎有意将镇压作为应对经济放缓的主要政策手段。但是，这样做虽然可能防止政权受到威胁，但肯定会进一步扼杀国家的经济活力，从而使共产党陷入更深的困境。

日益不满的年轻人与冷酷无情、缺乏安全感的政权之间的拉锯战不仅将决定中国的政治轨迹，也将决定中国的经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