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且连创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青年群体就业问题的广泛关注。不过，也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过分关注青年失业率，理由是，25岁到5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在2023年6月份“创下了新低”，而25岁到59岁劳动力的总量肯定比16岁到24岁要大得多。
从大数看确实如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78万人，同比增加24万人。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月持平。16－24岁、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分别为21.3％、4.1％。25－59岁劳动力失业率已经低于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
在青年失业率（16－24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创新高的同时，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25－5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却创了新低，这是一个有点令人奇怪的现象。因为从原则上说，这两个失业率的变化方向，似乎应该保持一致才对。
原因何在？
总体劳动力中16－24岁青年的占比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认为，中国整体的就业状况，不会受到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太大的影响，因为在全部劳动力中，25－59岁的劳动者才是主力军，16－24岁的青年群体只占到了一个很小的比例。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6－24岁人口在16－59岁城镇人口中的占比为18.8％；并且，16－24岁青年群体中有2/3为非劳动力（主要为在校学生），不属于通常所说的劳动力，因此总体劳动力中16－24岁青年的占比就更低了。
张丹丹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人口劳动参与率数据计算，全国城镇16－24岁人口大约有
9600万，其中非劳动力人口占到了三分之二，即6400万，其余三分之一为劳动力人口，大约为3200万（包括2570万就业和630万失业人口）。
因此，16－24岁城镇失业青年人口，大约只占到了16－59岁城镇失业人口的6％－7％。由此可见，与25－59岁城镇劳动人口相比，16－24岁青年在劳动力中的占比很小，青年群体的就业状况恶化不会对中国整体的就业状况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过，这个因素只能用来说明：青年失业率即便创下了新高，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也不会上升多少（或者说，能够基本维持不变），但却不足以说明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为什么反而会降低。
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已经强劲复苏、就业形势确实好转了。
但是，这是不是唯一可能的原因呢？也不尽然。粗略一想，至少可能还有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可能原因是，青年就业意愿下降等因素，导致了家庭内部的代际就业替代，从而在降低青年劳动参与率的同时，提高了就业主体人群的就业率；或者换句话说，青年失业率创新高，本身就可以视为推动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可能原因是，对年龄达到60周岁的农民工就业的或明或暗的限制，可能会导致不同年龄的劳动者之间的就业替代，从而推动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
下面分别讨论。
就业的两个替代因素
为了说明屡创新高的青年失业率是如何推动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的，还要回到最基本的出发点，即从失业率的计算公式说起。
众所周知，计算失业率的基本公式是：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力。其中，劳动力是指“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因此，上述基本公式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失业率＝失业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
第二种形式是：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
这两种形式是等价的。我们在这里采用第二种形式来说明。
从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这个式子马上可以看出，影响失业失业率的因素有三个：第一，失业人口；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第三，劳动参与率。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劳动力。
显然，在讨论失业率，这三个因素都不能忽视，尽管很多人在谈到失业率的上升或下降时，经常会不自觉地只考虑作为分子的失业人口的变化，而忽略或不怎么关注作为分母的劳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
根据德邦证券的研究报告，在2010至2020年间，16－24岁青年失业人口只增加了4万，但青年劳动人口却减少了1578万，从而使得16-24岁人口失业率大幅提高了3.8个百分点。
而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三年内，青年劳动参与率急剧下降了7.1个百分点。假如当前青年劳动力保持在2020年的水平上，在青年失业人口从500万左右增加到630万左右的情况下，对应的青年失业率本应该只会从12.8％提高至16.2％左右，但是现在却达到了21.3％。
这几年青年劳动参与率之所以急剧下降，德邦证券的研究报告称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16-24岁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增加；
二是部分青年因就业形势恶化而退出了劳动市场；三是就业观念的变化导致初次进入劳动市场时间推迟，降低了16-24岁劳动参与率。
因此，即便青年失业人口可能会减少，但是由于青年劳动力（＝青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有可能变成一个长期趋势，因此青年失业率仍有可能继续创出新高。
在青年人口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因为未来几年的青年都是在多年前就已经出生的，而且新出生人口的趋势也很难扭转），可以改变的是青年劳动参与率。
如前所述，当前的青年劳动参与率仅为三分之一左右，即在全国大约9600万16－24岁城镇人口中，有6400万为非劳动力，其中在校学生大约为4800万，其余1600万人为非在校生。
提高青年劳动参与率的关键是如何增强这1600万无就业意愿的青年的就业意愿。但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而这1600万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就业的青年人，再加上失业的630万青年人，也许会影响到1500万个家庭的就业决策。
无论自己的子女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就业或无法就业，做父母的一般来说总会更加努力去让自己就业。他们有可能本来不用工作了，但是现在也得去工作了，或者至少要努力保住现有的工作。
这就会形成一种代际替代效应，导致本来可能由16－24岁青年人承担的工作，转而由他们的父母一辈承担了，从而降低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的失业率。
顺便提一下，25周岁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年龄关口，因为它正好也是一个人本科毕业后能够保留“应届毕业生”身份的最大年龄。
根据现行国家政策，国家统一招生的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国家规定择业期为二年）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都按照应届高校毕业生来对待。应届毕业生身份，在考公、考研等方面等有非常大的“优惠”，因此许多大学毕业生，还有他们的父母，都非常希望保留这个身份直至“期满”为止，那正是25周岁左右。
当然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这些青年大学毕业生把就业时间推迟到了25岁以后，这应该也有助于降低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的失业率。
自2019年开始，上海、天津等地针对60岁以上的建筑业农民工发出了“清退令”。有媒体报道称，为了继续打工，许多“超龄”农民工迫于无奈，不得不通过谎报年龄、购买假证来维持就业，或者流入零工市场做“日结”。
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最多的行业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过去十年内建筑行业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022年达到了5358元，比十年前增长了87％，收入水平和增速都位居农民工所从事的各个行业的首位。有不少媒体甚至报道称，建筑业农民工月薪过万都不是幻想。
另一方面，建筑业从业者的年龄结构却在迅速老化。50岁以上建筑业从业者的占比，从2013年的16.3％一路提高到了2022年的29.3％；同期30岁以下的青年从事者的占比，则从21.5％下降至14.1％。在各地的“清退令”出台之前，建筑工地上60岁以上的农民工绝不罕见。
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所占的比重从上一年的19％下降到了17.7％，降低了1.3个百分点，总共有325万农民工离开了建筑业。这当然与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有关，但是肯定有不少人是因为“清退令”而不得不退出就业市场的。
从原则上说，60岁以上的劳动者的就业受到了限制，那么对其他年龄段的劳动者的需求相对而言就会有所增加，从而导致不同年龄的劳动者之间的就业替代。
考虑到中国劳动者的人口结构，这个因素对失业率变化的影响在最近几年也许不能小视。原因是，1961年至1963年出生的劳动者，刚好在最近这几年陆续年满60周岁，而1961年至1963年这三年恰恰是1949年之后中国出生人口变化最大的三年：1961年出生人数为1141万，1962年几乎翻番至2092万，1963年又增加至2787万。
综上所述，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之所以下降，除了经济复苏带来了就业状况的改善这个可能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由于未能获得详细的分年龄就业（失业）人口数据，无法准确计算这些原因的具体影响。
失业率是个复杂的问题，任何过于简单化的讨论都可能落入陷阱。只讲16－24岁青年失业率高企，而不讨论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肯定是不完整的。
但是，即便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对青年失业率创新高也必须予以特别关注。
青年失业不仅关系青年本人的福利，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前景。中国当前的青年失业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属于极高国家的行列——截至2023年4月，欧盟国家青年失业率为14.3％，英国为11.3％。
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上面的分析成立，那么在一定意义上，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才是真问题，而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的短期下降则有可能是青年失业和其他因素推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