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法新社

编按：中国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2023年6月2日被前议员助理李元钧出面指控，对其性骚扰和性侵未遂。目前李元钧已赴台北地检署提告，全案进入司法程序；同时王丹曾经任教的国立清华大学，也已经启动性平会调查。《德国之声》组成了调查团队，针对王丹性骚扰案进行更多当事人的访谈与调查，本文为调查团队成员之一的林冠瑜、同时也是《转角国际》专栏作者，参与调查工作的后记。

“我请他先不要看网络。”这是截稿发刊前夕，王丹性骚疑案调查记者对指控王丹“乘机性交”K所说的话。K告诉我们，因为知道报导发刊在即，原本已经逐渐好转的手抖症状，又开始隐隐发作。

今年（2023）六四纪念前夕，前议员助理李元钧出面控告中国民运人士王丹9年前曾在美国对他“强吻”与“性侵未遂”。指控随即遭王丹否认，暗指李在六四前夕的爆料可能有政治意图，并表示“欢迎提告”，然而，有其他曾目击王丹性骚者向我们联繫吐露更多细节。《德国之声》（DW）记者邹宗翰、叶家均，德籍驻台自由记者戴达卫（David Demes）与我即组成调查团队，进行深入访调。

历时一个月的调查和访谈，DW刊出有关王丹性骚疑案的两篇报导〈性骚、权势、民运光环？烧向王丹的MeToo控诉〉、〈MeToo的代价：王丹事件折射的同志困境〉。我们另外也把与本案有高度相关背景知识的专访，刊登在《鸣人堂》：〈将伤害说出口，为什么要这么久？性创伤如何侵蚀人的自我认同与思考〉、〈非异性恋也可能MeToo吗？男同志性文化脉络与身体界限〉，以供读者与本案相互参照。

未能尽数含纳在报导内的部分访查，与我作为团队一员的调查过程心得，在此与《转角国际》合作刊出。



2023年6月5日，李元均出面召开记者会控诉王丹。 图／报系资料图库

▌揭露的艰难：现身即出柜

在本次报导中，目前除了公开具名的李元钧与徐豪谦二人、不具名的K外，我们接触到的至少还有4人曾受过王丹性骚扰，然而因为诸多因素，或考量到揭露之后对隐私和身心状态的影响，他们选择不公开过程。其中我们认为关键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现身等于出柜。

受访，除了有可能让当事人出柜外，也有为“王丹出柜”的疑虑，甚至让友圈曝光，这都使当事人有所迟疑。对调查团队而言，愿意实名揭露的受访者愈少，存在衝击报导信度的风险愈高，但考量当事人畏惧公开后的诸多可能后果，我们决定尊重所有接触者的全然意愿，经事实查核后，部分以不具名、不谈高度辨识细节的方式揭露，同一时间也没有公开其他受害案例。

相对于李元钧与K怀抱“希望不要有下一个受害者”的初衷，选择自我揭露，另一个部分接触者选择噤声的原因，在于王丹作为知名民运人士，他个人所受的负面指控也恐造成不小的政治衝击。

王丹的性倾向在其流亡的二十多年间，在早期同志污名的社会氛围下，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反宣传。轻易网络搜寻，都能看见粗制滥造，对其性取向极尽嘲讽的图文。即便如今性少数议题逐渐被看见，王丹身上所烙印的同志污名仍存在于旧世代的政治分化策略之中。

这也是为什么比较年轻的世代，对于王丹的辩驳会感到如此生气的原因。因为我们同时间能看见性污名对王丹从事中国民运的伤害，但王丹暗指李元钧出于“政治意图”，手法也类似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性污名脉络来模糊焦点。这也使得李元钧的性骚指控超出了一般性伤害的范畴，成为複杂的政治议题。

此外，有些接触者认为，以王丹为中心的同志交友圈有某些既有的日常默契，人我界线的模糊化，致使出面讲述不快的经验，反而会被贴上“非完美受害者”的标籤，我们甚至听闻某些接触者“难以识别是否受害”，都成为出面的疑虑。

另一个使不少接触者不愿出面的理由，在于对王丹的情感。不少过往学生提到“老师平时对学生的慷慨大方”，平时聚会“花钱请客”，乃至两肋插刀的“生活照顾”都成为这次调查的阻力之一，这些人际往来让性骚扰更显得难以被察觉。

不可讳言，我与同为调查小组的戴达卫都曾经是王丹的学生，报导出来，意味著挑战王丹对性骚质疑的否认说法。我们自己都曾在调查初期，思考过与王丹的师生关係，我们过去也受过王丹在课堂上的教导与照顾，如何在报导过程保持客观评价的距离、对于王丹私领域内容的揭露上应该採取如何程度的开放，都是我们在进行报导时的考虑之处，因此我们也不难想像接触者为何犹豫再三。



不少接触者不愿出面的理由，在于对王丹的情感。不少过往学生提到“老师平时对学生的慷慨大方”，平时聚会“花钱请客”，乃至两肋插刀的“生活照顾”都成为这次调查的阻力之一，这些人际往来让性骚扰更显得难以被察觉。图为2009年的王丹。 图／法新社

▌王丹性骚案与中国民运世代矛盾

王丹作为中国民运的标志人物之一，前述谈到中共对他的性取向做反宣传，也成为我们遭遇其中一位接触人不愿出面的理由：“个人感受事小，要顾全大局、抵抗中共”。

此次的调查，我们也访谈到了纽约民主沙龙的志愿者们，因为对王丹性骚案的看法不一致，使得部分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年轻世代、与美国六四纪念馆于大海馆长之间产生极大矛盾。

纽约民主沙龙成立于2023年3月，筹组沙龙的志愿者自称是“致力于为关心中国社会运动的人们提供一个安全和相互支援的交流空间。”组成的成员多数为中、年轻世代，许多成员是2000年以后在美国求学、生活，或有人将他们称作“白纸世代”（响应2022年白纸运动）。他们与八九民运、争取中国民主的上一个世代不同的是，民主对他们而言就是生活的日常实践。

观察这批民运新世代，他们强调对性骚扰零容忍、信任“倖存者”并给予创伤知情的意识形态，并赋予MeToo作为对抗过去僵固家父长制文化的脉络，在在突显新旧世代无论是行事风格到对民主的看法，都有严重落差。

6月2日李元钧指控王丹后，纽约民主沙龙的志愿者团队4日在推特上，发布了他们的声明：

“民主自由的目标与其实现方法必须一致。只有充分体察并积极回应包括性暴力倖存者在内所有受压迫者的诉求，一个民主自由、多元包容的社会才会最终建立。”

并hashtag“民主不通过性传播”、“我们的抗争是所有人的抗争”。在诉求内容中，尤其一句“在王丹作出令倖存者满意的回应之前，我们…….不会邀请他参与未来民主沙龙的任何活动，也不会与他所任职的对话中国组织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结果这番声明，也让王丹担任理事长的美国六四纪念馆被迫出面回应，沙龙与纪念馆双方就此决裂。

调查团队针对王丹性骚疑案，访问了纽约民主沙龙的二名志愿者，U 与 I。U 向我们表示他观察王丹的部分言行，一直有种随时“冒犯他人的边缘”，“ 有一点点厌女的兄弟会文化，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想。”



6月2日李元钧指控王丹后，纽约民主沙龙的志愿者团队4日在推特上发布的声明。

U 谈到他们发出声明后，看到王丹暗指李元钧有政治意图，并发文“欢迎提告。”非常不满。U 表示王丹“都不屑于去解释，就是『随便你们怎么看怎么想』”的态度让人很不满意，因而I 又拟一份措辞更为强烈的声明。

I 说在于大海与沙龙决裂前，事实上有多次沟通，包括提出沙龙更改措辞，将“倖存者”更改为“潜在倖存者”，或是换图等方式，都遭拒绝，除非全面撤掉声明。“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用『我是老资格，然后我是在用一些大词大道理』在压我，让我很不舒服。”

访谈中，I 多次提到自己对民运前辈们的敬仰，谈至激动处落泪，

“我是特别喜欢历史的一个人，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所以他们确实是我非常尊敬的人，我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在海外的隻字片语真的影响了我、启蒙了我，所以到现在今天，跟他们短短几个月的交流，对我的伤害非常大。⋯⋯⋯⋯如果他们能够改变的话，我觉得纪念馆不只是属于他们那一群人，纪念馆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关心中国民主的人，⋯⋯⋯。”

这波MeToo运动有不少中国民运人士被公开指控，先有贝岭、王丹，后有滕彪、王秋实等人。他们大部分全盘否认，少数承认部分指控，但仍有争议。部分年轻世代认为，个人所受到的性暴力不该继续被掩盖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大局之下，这或许也意味著民运世代对“民主”态度的巨大差异。

“其实我之前都是一直很想促进对话的，就算我意识到了性骚扰这个隔阂的问题，我想要去推进MeToo，也是想试图去跟老一辈的人去对话，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当时我觉得解决不了的话，我也有信心我们继续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纪念馆会这样对待我 。”Ｕ说。



部分年轻世代认为，个人所受到的性暴力不该继续被掩盖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大局之下，这或许也意味著民运世代对“民主”态度的巨大差异。图为1989年天安门运动期间的王丹。 图／美联社